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觉得有责任为他们留下一点文字的记录；有责任将他们的精神凝固为永恒的雕像。

　　撰稿·陈歆耕

　　如果要问，去年这次世界震惊的汶川大地震与3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有什么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在救援的人群中多了一抹色彩——志愿者。

　　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地震志愿者无愧于鲁迅所赞誉的“中国的脊梁”的称号。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觉得有责任为他们留下一点文字的记录；有责任将他们的精神凝固为永恒的雕像。这就是这本《废墟上的觉醒——关于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的问卷调查》诞生的原因。

　　聚焦志愿者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给成都的一位四川大学同学发去一个短信，询问受灾情况。她说家人都安然无恙，只是为了预防余震，不能睡在家里，也无法正常生活。最后，她在短信中说：“希望看到比钱钢《唐山大地震》更震撼人心的反映汶川大地震的报告文学。”我没有回复她，我也这样希望。但我知道，在目前的传媒环境下，面对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乃至手机报全方位的即时报道，人们已经经受了足够的感官刺激，如果再写出一部类似《唐山大地震》的作品，人们还会有阅读兴趣吗？有一位高层领导说了这样一句话：“汶川大地震，为什么看新闻很感动，到了作家笔下就不感人了呢？”

　　这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可以说，《汶川大地震》已经有人写过了，它不是某一个作家写的，而是由多种传媒手段共同完成的。因此，报告文学作家在现代传媒环境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自问：“今天的报告文学作家面对突发灾难，是否就束手无策呢？能否挖掘到比媒体更有深度的内容？能否寻找到媒体未曾表现的新的视角？能否发现与唐山地震比所不同的新的元素？”

　　两个偶然的事件，触发了我对志愿者的认识。《文学报》记者傅小平到灾区采访与从江苏泰兴赴灾区担任志愿者的姑娘侯君红结识，并在仅仅24天后就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他们在废墟上的婚恋传奇，成为编辑部的佳话。北京女诗人志愿者潇潇获得现代诗歌研究院颁发的诗人志愿者奖杯，她对我讲述的担任志愿者的刻骨铭心的经历，使我顿悟到：大量志愿者的涌现，正是汶川大地震与唐山大地震相比，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

　　志愿者的救援行动，是国家救援组织的重要补充。他们在某些方面甚至起到了有组织的救援所未能起到的作用。比如，我在“未列入名册”一节中所描述的几位志愿者，他们就是震中地区的灾民，由于他们就在救灾现场，在部队受阻无法进入的时候，很多人因为他们的及时抢救而存活下来。据权威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在各级团委报名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多达118万人，被团委直接派遣到灾区的有18万人。至于自行前往、“未列入名册”的则不计其数。

　　这是一个庞大而惊人的数字，大量志愿者的涌现，是中国社会公民意识得到强化的重要标志。他们自发自愿，冒着生命危险，后果自负地为灾区人民奉献爱心、参与救援的行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善美、高洁的重要复苏和觉醒，他们的行为与有组织的救援行动相比，自有其特殊的思想精神意义。

　　恰恰是这一新兴的群体和新的现象，尚未得到媒体、报告文学作家的系统全面的反映。报告文学写什么，相比较怎么写，永远是一个“战略级”的问题。于是我决定聚焦志愿者。

　　发现人性美

　　我为我的“发现”而激动不已，想写写他们的冲动，一直使我的神经处于亢奋的状态。但我碰到的最大难题是采访，如何获取有关他们的材料。救灾任务完成后，志愿者们分别回到了全国各地，要一个个找他们采访，不仅需要不菲的差旅费，而且需要大量的时间，这些对于我这个非专业作家是根本无法解决的。网络上搜索到的材料都是零碎、重复和处于表层的，我需要获得更为深层而全面的表现他们心路历程和救援行动的素材。

　　我在从北京回沪的列车上想到了借助网络和采用问卷调查采访他们的方法。诗人志愿者潇潇和陕西安康女作家志愿者杜文娟为我提供了她们认识的数十位志愿者的联系电话，于是如同滚雪球般我找到了数百位志愿者。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说这是我的“一个创举”。我想，现代传媒已经把高科技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报告文学作家为何就不能借鉴一下？采用问卷调查方式的最大优越性是可以获得比现场采访所没有的深度，这正是与媒体报道竞争所需要的。

　　从来没有写哪篇文章或作品，像《废墟上的觉醒》这样，让我的情绪如此复杂：激动？感奋？痛苦？……可以说是五味杂陈，兼而有之。

　　我不是一个能够轻易流泪的人，在遇到挫折或委屈时，我会失眠，但不会流泪。可是，在这部报告文学的写作中我却止不住两次流泪。我很早就醒，上班之前可以有两个小时的写作时间。当我离开书桌，开车去上班的途中，我的耳边似乎还在回荡着废墟下孩子的呼救声，我的眼前仍在晃动着志愿者鲜血淋漓的双手，我的脑膜上还在回闪着一幕幕让人痛彻心肺的场景……我感到有一股热辣辣的东西从我的眼角流出。

　　汶川大地震中的志愿者——从他们在灾区的行动中我读懂了中华文明为什么五千年来生生不息？我找到了中华民族在遭受了百年屈辱后为什么能重新崛起？我更坚信，面对未来任何艰难险阻都难以遏止这个民族前进的脚步！我从他们身上更悟出了人性的高洁、善美，与拥有的权力大小无关，与拥有的财富多寡无关，与学问的深浅无关……历史上就有不少这样的故事：在事关民族气节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一个大学者的骨气和见识甚至不如一个沦落风尘的女子。那个钻在废墟下，连续8个小时凿石头掏洞救出映秀最后两名幸存者的志愿者，是年仅20岁的普通农民。他疯狂救人的事迹，足以让一个民族为之骄傲！那个在救灾物资仓库长时间超强度搬运物资，满脸油汗的女诗人、志愿者潇潇，累坐在堆满物资的箱包上，看上去如同一尊神圣的女神……

　　在书的最后，我写了这样一个细节：“志愿者陈光标从灾区带回了几千本从废墟中捡来的孩子的作业本，他准备把这些浸染着生命印痕的遗物永久性地珍藏在公司，让他们成为公司永不折旧的‘固定资产’。”我想说的是，我希望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瞬间爆发出来的公民意识和人性之美、人情之美，也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永不折旧的‘固定资产’”！

　　回望北川

　　这注定是一次以沉痛而开始的回访，但此行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记录悲伤，而是为了寻找一种力量。

　　重生！

　　撰稿·杨 江(首席记者) 摄影·潘文龙

　　北川是我们心里一座永久的伤城。

　　时光如流，带不走沉痛的记忆。

　　高速公路入口处，“抗震救灾专用通道”的指示牌一下子将我们拉回一年前那段悲伤与感动交织的岁月。与一年前的另外一种繁忙不同，高速公路上穿梭的换成了各类满装建筑材料的货车，可是，那揪心的警笛声仿佛依然不时从耳边飞驰而过。

　　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痛，刻骨而铭心！

　　远远地，看到农户们正在修建因地震而损毁的房屋。“北川人民感谢全国人民对灾区的支持！”路边类似的广告牌伴随我们的全程。

　　这一切又温暖着我们的心。

　　绵阳九洲体育馆——当初数万名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点，现在已经恢复了平静，没有了喧嚣、没有了弥漫的消毒水味，也没有了惶恐的眼神。一年后的绵阳已经恢复了城市的秩序，火炬广场——绵阳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当初的绵阳抗震救灾指挥部，市民们也悠闲地在广场绿地溜着狗、晒着太阳。

　　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记者却又多了起来，因为临近“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祭。绵阳市委宣传部的记者登记簿已经用完了两本。出于安全、防疫以及修建地震博物馆的需要，北川老县城在震后一直处于封城状态，当然，也是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旅游队伍还有少数试图入城窃取财物的不法分子。只有持北川老县城居民身份证的人才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进入北川城祭奠亲人，媒体记者则必须从绵阳市委宣传部领取特别采访证——这也是我们第一站直奔绵阳的原因。

　　有了特别采访证，我们一路通行无阻，北川县委、县政府震后搬到了原属安县的安昌镇，过了彩虹桥，也就到了现在北川县的地界。交警在彩虹桥设置了路障，这里成为劝阻旅游车辆的第一道关卡。一名警员说，前一阵，来自各地想到北川老县城参观地震遗址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每天都要劝阻数百遍。

　　安昌镇因为驻扎了北川县委、县政府与来自山东的援建队伍，比地震前的人气要旺得多，街道的下水道等基础设施正在翻新，通往北川老县城方向的水泥干道已经铺成，银行、邮局、店铺，大多标牌的抬头也大多改成了“北川”。

　　暮色已近，按照规定，北川老县城的开放时间为上午7点至下午7点，我们急于先赶到距离北川老县城最近的一个安置点——擂鼓镇。

　　借着余晖，来自当地的司机一路上不断指给我们看震后山体因崩塌而呈现的新景观，“右边那座山，看到一头上山虎的图像没有？”“那边，那边，多像一个睡美人？”相关的新闻，媒体此前已有报道，司机说，“欢迎大家来旅游，这也有助于我们灾后重建。”

　　山脚下，一栋栋新建的羌族风格的农居掩映在废墟中。就在这个方位，去年5月14日，我们亲眼看到一辆从北川城疾驶而出的救护车紧急刹车，医护人员抬出一名因伤势过重来不及送到绵阳市抢救的7岁男童，冒着山体随时可能坍塌的危险，就地抢救。

　　时间仿佛依然定格在男孩弥留之际流下两行浊泪的一刻。

　　这注定是一次以沉痛而开始的回访，但此行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记录悲伤，而是为了寻找一种力量。

　　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