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灾难给我们带来伤痛,另一方面它让我们反思人性到底是怎样的?人性还要进行哪些发掘?面对生与死、爱与义我们应该怎么做,人性在讨论中得以升华,在理性的思考中得以实现。
撰稿·杨 江(首席记者) 路阳阳
灾后重建,一年很短,但一年也是一个检验的节点,一年内,灾情刺痛着我们,精神又感动着我们。
一年后,重建工作如火如荼,在全国各地的支援下,灾区正发生着喜人的转变。
一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平静下来,重新思考这场灾难,它改变了我们什么,又给予了我们什么?还有,这场惊天动地的中国式灾后大重建。
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迎接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祭?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鸣教授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新民周刊》:张教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央很快确立“一省帮一重灾县、几省帮一重灾市(州)”的支援重建方式,比如,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山东对口支援北川县。我们的记者在前线也在寻找这样一种援建的精神,这种中国式的援建方式正发挥着巨大的威力,灾区重建工作迅速推进。有评论说,这是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具体表现,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体制的极大优势,您怎么看?
张鸣:这种援建的方式充分反映了我们民族团结一致的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家资源得到了充分、合理的运用。当然,这也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优势的具体体现,很大程度上调动起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有着更加密切和良好的沟通。
我觉得这种沟通是其最大的优点。我曾经和灾区的一些地方官员谈过,他们很欣赏来自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的援建人员,欣赏他们积极的工作态度和高效的工作方式。其实这种思想上、生活方式上以及文化等软实力方面的交流对灾区的影响更大。这不是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捐款可以达到的效果。特别是沿海城市那种开放的思维,使灾区受益匪浅。
我们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国家,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我们需要鼓励的。这不仅是一种民族文化,更是一种博大的民族精神。
《新民周刊》:除了都江堰,我们的记者还去了北川,在那里我们寻找到了一种力量,重生的力量,北川人民面对灾难,乐观、坚强,这令我们很敬佩。
张鸣:的确,四川人民是我接触过的可以说是最乐观的一群人民。我曾经读到报纸,说他们可以在废墟上继续打牌,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从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他们的乐观的心态。只要我们对应得法,措施妥当,可以很技术地引导民众的情绪。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他们并不是不悲伤,而是把悲伤埋得很深,一旦有一个突破口,就很难收拾。心灵深处上的创伤需要更多的关注和辅导。心灵上的重建也远比经济、卫生等其他硬件上的重建更重要、更难。
我注意到灾区的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志愿者都开始出现心理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光看到可喜的一面,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新民周刊》:是的,就在前几天,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身亡了。
张鸣:我听到这个消息很悲痛,但并不意外。就像我刚才说的,深埋在心底的伤痛一旦有一个突破口,比如工作压力大等等,就会被释放出来,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持续性的专业化心理辅导是十分必要的。毕竟这份伤痛对于受灾群众来说实在是太难忘怀了。我们需要逐步地消化这份悲伤。
重新发现精神家园
《新民周刊》:一场大地震,涌现出无数感人事迹,也出现了一些有争议的现象,比如北川城被盗窃的问题,比如范跑跑等等,这些都引起了人们对国民素质和人性的大讨论。有人说,这场地震让我们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人与国家的关系,一些失去了的精神被重新发现,一些意识被唤醒,比如公民意识。
张鸣: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地震的摄影展,我当时就感到特别震撼。那种冲击力是我至今无法忘怀的。地震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了伤害,但是也让我们看到很多人性的光辉。人性在灾难面前特别明显。这种光辉平时是看不太出来的。
灾难特别能让人团结,这场地震让我们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加强。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篇高尔基的小说,说小孩子们发现着火的时候大人们特别团结,于是就特别希望着火。人就是这样。所以对于地震,我们要从两方面去看。
一方面灾难给我们带来伤痛,另一方面它让我们反思人性到底是怎样的?人性还要进行哪些发掘?面对生与死、爱与义我们应该怎么做,人性在讨论中得以升华,在理性的思考中得以实现。
如何能够保持这笔“财富”,我认为方式很重要,像摄影展,就给我很大的震动,引发我的思考。但是呆板的方式只会让人睡觉,中国的政治教育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毛病,我也一直感到遗憾和奇怪,为什么活生生的、感人的事迹非要追求高大和完美,非要用让人昏昏欲睡的方式表现。
改革开放都30年了,可这种陈旧的形式依然大行其道。这点我们需要检讨。
《新民周刊》:那么,你觉得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检阅、回顾这一年?
张鸣:我们应该以辩证的态度回顾这一周年。地震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但也带给我们无尽的反思。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我们都要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两面性。
一场惨绝人寰的特大地震教育了我们的国民,也有人说,它改变了一个民族,改变了几代人,我们需要继续发扬团结的精神,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我们需要利用好灾难中的美好事物,比如理性的思考、乐观的态度、互助的精神、透明的制度、开放的姿态。
如何更进一步是重点。
希望在他们手中
《新民周刊》:有这么一种看法,说志愿者们轰地一声走了,正如他们当初轰地一声来了,激情退却很快,无法形成持续性的援助,你怎么看待?
张鸣:作秀的现象肯定存在。但我觉得这并不是一种无法启齿的行为。考虑到经济和人员方面的问题,让人持续性地关注也很难,一场热浪过后肯定会平淡下来,毕竟双方不是“夫妻”。对于还在坚持的我们要赞扬,对于“作秀”的我们也不能过分苛求和谴责。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把态度的问题放到地方官员和主力援建队伍上。他们肩负着重建的重任,他们不能“冷”下来。
《新民周刊》:我们再来谈一谈NGO。
张鸣:NGO这次是大放光彩,在各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帮助政府更好地完成救援与重建工作。从前的NGO处于一种半地下的不良生存状态,而政府在这方面的管理也存在不足。我认为,政府和NGO 今后应该有良好的互动,因为他们是现代化建设中的健康力量。社会需要这样的力量。
《新民周刊》:这场地震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80后,甚至90后,无论是抗震救灾阶段还是现在的重建阶段,我们在一线都看到了很多优秀的80后青年。
张鸣: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80后,我对他们这次的表现十分赞赏。的确有人曾经批评过80后为垮掉的一代,但我认为,80后的确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太愿意直接产生冲突,同时更愿意享受,但他们行动力更强,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我很欣赏韩寒,有自己的想法,想去灾区看看情况就直接去了。他们身上普遍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有自己的是非观。但是善恶自在人心,只是有时他们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这次地震过后,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在成长,在思考。特别是对于范跑跑的反思,让我看到了不同的思路和观点,这是年轻人应该有的冲劲。
他们的声音特别是在网络上的声音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为一种主流,在引导着大众。他们凭着自己的判断和责任感,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祖国的明天在这一带人手里,他们是在地震中长大的一代,我对他们抱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