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类是唯一的吗？也许别的星球上有人已经搞了共产主义。人类也可能搬家，搬到别的星球去。“

　　―――1970年冬天，周恩来在听取秦山核电站工程汇报的中央专委会议上谈中国发展载人飞船计划

　　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曲折研制和成功发射开始，在经过近20年的沉寂后，月球探测和载人飞船两个目标几乎同时摆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案头。

　　“首星”一波三折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将第一颗中国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预定轨道

　　“从1957年10月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球物理国家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苏联卫星观测，并成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射电观测组。”在中国科学院原党委书记、国务委员张劲夫的一篇回忆录中，老人提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起点。观测组是应前苏联科学院的要求设立的。

　　是年10月4日，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分管科技的副总理聂荣臻找到张劲夫，要他密切关注有关情况。中国科学院在竺可桢、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立即开会研究中国的卫星工作。

　　中科院党组将这次会议决定的卫星研制列为了1958年的第一项重大任务，为对外保密，代号为“581”任务。1958年7月，中科院向聂荣臻汇报，力争苦战三年，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飞上天。

　　这年9月，张劲夫身为候补中央委员，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科研计划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拨款2亿支持搞卫星。“在新中国成立不久，能够拿出如此巨款，谁都能够掂得出它那沉甸甸的分量。”

　　可是，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将中科院的卫星计划无限期推迟了。1959年1月21日，张劲夫对科学院党组会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1960年不放卫星，与国力不相称。”接着，中科院调整了“581”任务，决定先从研制探空火箭开始。

　　1960年3月，代号为“603”的火箭发射基地在安徽与江苏交界的深山中设立。在这个如今已经被世人遗忘，荒草萋萋之地，中科院在5年内进行了9批次24枚高空科学探测试验。虽然有成功，但失败同样让人心情沉重，钱学森和张劲夫有一次正好在现场，目睹了失败的一幕。

　　1962年，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周恩来为主任。这个委员会提出要把人造卫星搞成，并能播放《东方红》乐曲。三年后的1月，周恩来批示了中科院的新方案，“581”更名为“651”，计划在1970年左右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设计院得以成立，负责研制“东方红一号”。同时，七机部领过了研制“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任务。

　　1965年被中国的航天人称为“卫星年”，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了四个组，开始草拟第一颗卫星的初步方案。

　　就在中科院的卫星研制将要完成之际，“文革”爆发。1967年1月后，卫星研制科研队伍、实验基地、科研设施等被一起交给了国防部门。第二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接过了“东方红一号”的研制。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将第一颗中国造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预定轨道。一波三折的首星研制和发射，历经10余年征程，中国人的航天之路真正开始。

　　打着绝密印章的714工程

　　设想中的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被命名为“曙光一号”。这个计划自始至终都被打上了绝密印章

　　前苏联在放飞人造卫星不到5年，就将他们的第一个太空使者加加林送上了太空，向外太空发出人类的第一声问候。美国也在1962年2月，把航天员格伦送入太空。

　　美苏的超常速度触动了中国的科学家，在那个“超英赶美”的年代，任何突飞猛进的设想都不足为怪。当美苏航天员先后安全返回地面的时候，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说：“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

　　还没造过卫星，就想登天，这谈何容易，但在那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安徽的603基地秘密发射了三次火箭试验之后，1966年7月28日，一枚生物试验火箭将箭头生物舱安全回收，一只叫“珊珊”的小狗与大白鼠活着返回了地球。

　　动物试验的成功鼓舞了科学家，他们认为，能将动物安全回收地球，也能将航天员送上天并活着归来。在这次试验一个多月前，有关单位召开论证会，提出“以科学实验卫星作为开始和打基础，以测地卫星、特别是返回式卫星为重点，全面开展包括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配成应用卫星的完整体系，进一步在返回式卫星的基础上发展载人飞船”的规划。

　　1968年1月8日，在“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设想论证会”上，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被命名为“曙光一号”。这个计划自始至终都被打上了绝密印章。

　　1970年4月24日至30日，全国400多名专家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曙光一号”总体方案做准备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七机部八院展示了他们设计的载人飞船样图和模型。

　　这年的冬天，周恩来在听取秦山核电站工程汇报的中央专委会议上说：“人类如果把地球上的东西用得差不多要搬家了。月亮还能再活吗？那是个死东西了。我们人类是唯一的吗？也许别的星球上有人已经搞了共产主义。人类也可能搬家，搬到别的星球去。”

　　别的星球是否已经搞了共产主义，中国人立志要到那里去看看，或许能够取得一些打造共产主义新天地的经验回来。

　　1970年7月14日，毛泽东圈阅了中国发展载人飞船报告。这份报告提出第一艘飞船计划于1973年底发射升空，代号为“714工程”。

　　那时的中国人总希望在每个方面超越美苏，飞船当然越大越好，大就先进。

　　选拔航天员的工作悄悄展开，1970年8月9日，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接到国防科工委的通知“立即着手载人飞船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航天员”。

　　沈阳、北京、南京和广州四军区的1000多名歼击机飞行员被推荐到了北京，初选出了80多名，这些人又被分成三批参加北京的特殊体检，他们每人被告知要执行秘密任务，谁都不知道是在选拔航天员。1971年3月15日，80多人留下了20个，成为早于杨利伟等人的中国首批待训航天员。

　　可是，这20人最终未能上天。薄弱的中国经济基础无力支撑庞大的费用开支，只有300公斤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难以承担体积庞大的飞船，动乱的年代，最终使“曙光一号”尘封在科学家的草图中。两张两米多长、一米多宽的飞船图纸，至今仍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档案室保存着。

　　1975年3月，国防科工委宣布飞船工程下马，航天员返回原单位。这一停，就是10年。

　　20年沉寂与论证

　　在经过近20年的沉寂后，月球探测和载人飞船两个目标几乎同时摆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案头

　　周恩来未能看到外星球上的共产主义，早年东方红卫星负责人之一的戚发轫回忆：“周总理说不去和美苏搞竞赛了，我们应把地球上的事情搞好。”经过了一番折腾之后，中国的领导者和科学家猛然发现，脚踏实地搞实用的东西要比把人送上天好。

　　拨乱反正后的1978年8月，刚刚开过“科学的春天”全国科学会议。邓小平对中国航天技术作出指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空间技术方面，我国不参加太空竞赛，现在不必上月球，要把力量集中到急用、实用的卫星上来。”

　　邓小平讲过这段话后，自己到美国见到了两位上过天的航天员，并亲身参加了一次模拟的航天飞行，感触颇深。数年后，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宣布，实施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

　　这一轮太空竞赛，中国一直是一个旁观者。法国提出了“技术欧洲”计划；前苏联提出了本国的战略防御计划；日本、巴西、韩国、印度，甚至南斯拉夫，都制定了航天技术发展计划，日本提出了要研制希望号航天飞机，欧洲开始哥伦布空间站研制……但在中国的土地上，航天一词却消隐得无影无踪。

　　1986年3月，多位科学家联合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邓小平很快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

　　根据这个建议，后经200多位专家研究部署，最后形成的高技术发展战略部署，后被以“863计划”作为代号。1986年10月，中央在批准“863计划”时，决定拨出专款100亿，而其中的40亿，被用在航天领域的项目上。中国再一次站到了航天的起跑线上。

　　一个问题在当时仍然困扰着国家领导人和科学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要不要搞航天，如何起步？

　　那是沉寂的十多年，中国航天业自1980年代实施军转民、军民结合，经过了找米下锅的一段岁月。

　　这几年，中国的卫星发射突飞猛进，先后进行了24次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将美法等国的27颗卫星送入太空。

　　“我记得是1987年1月，我向国务院有个报告，提到要求航天领域的首席科学家，首先要进行概念研究，要确定一下我们国家到底是应该怎么一个搞法，有哪些途径，哪些方案，把这个总领的概念蓝图很好地分析一下。”原国防科工委主任、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丁衡高说，当时的首席科学家是屠善澄。

　　屠在主持两个主题专家组的研究后，肯定回答中国要搞载人航天，最终建成中国的空间工程大系统。

　　又是5年后，1991年6月，屠善澄为首席专家的专家委员会向中央专委做了第一次汇报：中国是一个大国，备受世界瞩目的载人航天技术不能不搞。

　　1991年，时任863计划航天领域首席科学家的闵桂荣院士提出，中国也要搞月球卫星的建议，成立了“863”月球探测课题组。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召开第五次会议，20余年后，中国的航天路再次回到了“714工程”的设想上，但这一次，底气足了很多。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载人航天工程小组组长王永志回答了常委们的有关问题。这次会议，将中国的飞天梦再次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这一天，是中国航天史上里程碑的一天。

　　在经过近20年的沉寂后，月球探测和载人飞船两个目标几乎同时摆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案头。

　　“神舟”通天路

　　以“神舟”命名的飞船于1999年首飞，在经过先后4次无人试验飞行后，于2003年10月开始载人飞行

　　1991年的春节前夕，原航空航天部向邓小平送了《关于开展载人航天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其中强调：“上不上载人航天，是政治决策，不是纯科学问题，不是科技工作者能定的。”邓小平读过这份请示后，与中央领导交换了意见。自此，载人航天的立项工作如期推进。

　　1992年8月10日，中国的第13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后，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抵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视察。在去程的火车上，江泽民突然问前来迎接的中心领导李凤洲，对发射宇宙飞船有什么看法。

　　李凤洲当时的回答是：“要树立航天大国形象，保持航天大国地位，保持航天工业发展后劲，就应启动飞船工程，以此凝聚航天人才，带动科技工业发展。”

　　这之前，江泽民已经多次听取过有关载人航天工程报告。这年11月，丁衡高被任命为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和原航天部长刘纪原出任。

　　1992年8月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主持中央专委会议，提出设想，载人航天首次飞行不晚于2002年(后因故推迟至2003年10月)，第一艘试验无人飞船争取1998年、确保1999年首飞。

　　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要在未来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栾恩杰认为，当年的“两抓一突破”的发展思路，为后来的载人航天提供了保证。“两抓”是指抓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一突破”就是突破载人航天技术，刘纪原当时也意识到了“一突破”的重要性。

　　可是，曾经搞过的飞船项目还能拾起来吗？围绕着这个问题，专家们的讨论再次旷日持久。有人提出：“美苏60年代就搞出了飞船，我们再搞就落后了，不如直接搞航天飞机或空天飞机。”

　　有人对航天飞机提出反对，理由是结构复杂、花钱多、风险大，难度高。我国的航天技术还很落后，经济条件还不能够支撑庞大的开支。

　　当时的航天部一院、八院、五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都是搞飞船的积极支持单位，并力争把项目争取到手，争来争去，飞船研制任务最终由五院夺魁，八院和中国科学院、航天医学研究所配合研制。

　　1998年11月10日，江泽民等人来到新建的北京航天指挥中心和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视察。在这次视察中，江泽民发现他先前题写的“神舟”二字已经镶嵌在试验飞船的船舱上。

　　关于“神舟”的来源，刘纪原说，当时提出了4个名字，还有“飞天”什么的，刘纪原、沈荣骏、王永志三人反复商量，认为用“神舟”较好。

　　以“神舟”命名的飞船于1999年首飞，在经过先后4次无人试验飞行后，虽然第二次和第三次都出现了波折和事故，但最终还是顺利升天，并于2003年10月开始载人飞行，中国的航天员从此开始太空之旅。

　　嫦娥飞天的十年论证

　　2000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提出：把“开展以月球探测为主的深空探测的预先研究”作为今后10年的发展目标

　　2004年1月23日，大年初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批准了绕月探测工程“嫦娥一号”立项，中国航天继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后的第三个里程碑，正式登台亮相。这之前，“嫦娥一号”经过了长达十年的论证。

　　月球探测科学应用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对月球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地质专业出身的这位科学家第一次接触月球是从1978年开始的，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向时任的党主席华国锋赠送了一块1克重的月岩。华国锋将月岩转交给欧阳自远等人，他们又将它分成了两块。靠着其中一块0.5克重的样品，他们完成了一系列研究。

　　对月亮，那个总是在夜晚高悬如灯烛的遥远星球，中国的科学家感受到了它的召唤。

　　1994年，欧阳自远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桂柏等专家在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后，完成了第一个完整的月球探测可行性报告，提出了第一颗月球卫星的方案设想，他们认为中国开展月球探测活动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多个机构对月球的探测计划在随后进行中，中国人开始了对最近的小星球的构想。

　　1998年，在国家863-703项目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和空间中心共同完成我国月球探测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提出开展我国月球探测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随后，中科院军工办启动创新性方向项目，支持欧阳自远的研究团队。

　　2000年，欧阳自远的团队完成了《我国月球资源探测卫星科学目标》的研究报告，首次提出开展我国月球探测工程分阶段进行的总体规划和基本构想。同年8月，王大珩等9位院士联合总装备部、航天科技集团、科技部、中科院、高等院校等单位的多位专家，对欧阳自远团队的报告进行论证、评审。

　　也就是从这份报告开始，欧阳自远等人提出了绕回落三步走的设想，这一观点现今被中国科学家广泛接受。

　　2000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提出：把“开展以月球探测为主的深空探测的预先研究”作为今后10年的发展目标。

　　2001年8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约见欧阳自远、孙家栋等多位专家，表示应大力推动国家开展月球探测的决心。

　　就在欧阳自远的团队开展论证时，“嫦娥一号”卫星总指挥叶培建等人也在忙着建造月球卫星的前期工作，叶培建等专家在1998年已经完成月球探测卫星关键技术的初步研究。2001年9月25日，江绵恒主持在北京香山杏林山庄召开的月球探测工程研讨会，标志着这一工程缓缓启动了。

　　在叶培建的设计中，“嫦娥一号”卫星以“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为基础，利用“资源一号”、“资源二号”等卫星的现有成熟技术和产品，进行适应性改造。

　　2003年，欧阳自远等人完成《月球探测关键科学技术研究》报告，将以前的报告提出的规划推向深入。这成为2004年科技部通过的国家重大科学技术专项长期规划的专家论证的基础蓝本。

　　叶培建任总指挥的卫星设计组很快在立项启动后，于2004年进行了卫星的方案设计、初样研制，2005年12月，一颗将要奔向月球的卫星正式转入正样研制阶段。

　　以“嫦娥一号”为开端的中国探月工程，是中国空间科学研究与航天工程的完美结合，开创了中国空间科学研究和和平利用空间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