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3年春天,一粒细小的“SARS”病毒先后“侵入”广东、北京等城市,像一条隐形的毒蛇在人群中穿梭。
起初,由于对“SARS”病毒的无知和恐惧,地方政府保持了沉默。危急时刻,中央政府及时决断,公开信息,全民共同击退“SARS”,中国由此建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
【导读】
病毒入侵广州
2003年春节前,广州,一粒粒肉眼看不见的病毒在空气中传播,吸入肺部会出现发烧等症状,就会被“隔离”至死神的门前。
市民们通过短信、电话,纷纷向外传说着这粒病毒的可怕,谈论这种“怪病”。后来,医生将它命名为“急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英文名“SARS”,人们叫它“非典”。
这种病似乎比瘟疫还要恐怖,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通过呼吸就能传播。广州城外的人们口口相传,有人染上“非典”后被隔离,有人已经染病死亡。“什么是非典?”最初,没有人知道,只知道染上可能就会死。
传言比“非典”传得更快,传得更让人恐怖。“广州口罩脱销,板蓝根脱销,白醋1000元一瓶……”2003年春天,全程采访“非典”的《南方日报》女记者张蜀梅,后来写了《在SARS流行前线》一书,其中记述:“2月11日,我从家里出发(去广州)。临走的时候,母亲硬是让我带一些板蓝根,去几个药店一问,板蓝根在前一天已经脱销。药店老板说,都被在广东打工的家人买回去,寄到广东了。”弟弟在她上飞机时,给她买了5瓶白醋。
在得不到官方印证的2003年春节,传言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有传言说是鼠疫,有传言说是遭生物袭击。”走在街上,和往年一样欢聚在一起的人们,心里却没有往年平静。
媒体上开始出现这样的图片,入夜的广州中信广场上,一名女孩仔细地从背后给爱人系好口罩,两张本应是甜蜜的脸却绷得紧紧的。
新年的喜庆气氛在传言中尚未消尽,2003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一,张蜀梅接到信息,广州市政府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会上,新闻发言人公布了广州地区非典型肺炎情况。
新闻发言人介绍,自去年年底,广东部分地区先后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从2003年1月12日起,个别外地危重病人转送到广州地区部分大型医院治疗。春节前后,广州地区开始出现本地病例。截至2月11日,广州市共发现一百多例该类病例,其中不少是医护人员。
“非典”的警报,从广州拉响。
北京,SARS来了
广州遭“非典”侵袭之后,2003年3月,“非典”病毒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广州往外扩散,香港和北京先后出现“非典”病例。
春天的北京,街头,流行戴白色的口罩。
地坛医院声像室的摄像师刘志勇,在街头,用镜头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往日拥挤的北京西站,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平日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变得路广车稀,处处弥漫着消毒液的味道;坐在地铁里的人们,戴着口罩躲闪着站得远远的。现就职于天坛医院的刘志勇说:“当时,非典病房还不让公开拍摄。”
2003年3月25日晚上,在佑安医院等医院收治“非典”病人之后,时任地坛医院党委书记的刘建英终于也接到了北京市卫生局的通知:准备接受“ 非典”病人,主要包括司局级干部、港澳台同胞、外国人等重要病人。当时,地坛医院院长一职空缺,刘建英全权负责院内工作,开辟了收治病人的绿色通道。
接到医院的指令,感染科主任李兴旺等主力医生,立刻待命,准备进入病区。此前,李兴旺已多次参加研讨广东“非典”诊疗过程,应对“非典”患者到北京后的情况。
3月26日当晚,地坛医院首批收治两名病人:一个来自香港,一个是加拿大人。“非典”在地坛医院的战役,已经正式地“打响”。
地坛医院已进入紧张的“战斗”。起初,医院的设备不是太多。李兴旺穿起防护服,戴着厚厚的口罩,带着十几名医护人员进入病房,开始为“非典”患者做临床诊断。
最紧张的一次抢救,是抢救意大利一名劳工部部长。李兴旺回忆说,当时接到救治任务:治疗病人;保证职工安全。然而,由于紧张的抢救工作,现场的医生暴露较多,给病人打点滴时,有护士的口罩不小心脱落了下来,顾不上戴。
从病房出来后,有护士出现发热症状,住进SARS病房。早上在餐厅吃饭,有同事说起,便哭了起来。看见比自己孩子大不了几岁的护士突然倒下,李兴旺说,这让他很揪心。“当时,还不知道病原,没有想到传染性那么强。”此前,广东和北京先后已有医护人员在救治“非典”时倒下,这更让人替倒下的护士担惊受怕。
非典,已经“入侵”北京城。
着手建立应急体系
到4月份,民间已风传“非典”进入北京的消息,然而,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对北京的疫情仍保持乐观态度,并称已经“有效控制”。对此,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质疑。
4月13日下午,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派了两名官员到地坛医院考察。刘建英回忆说,看完医院的病房、病人病例和防护措施,两名官员肯定地说:“你们的治疗是一流的,你们的消毒防护堪称世界典范,推广你们的经验,将会对人类的健康作出贡献。”世界卫生组织的考察是基于对“非典”的重视,也是基于对中国 “非典”疫情的某种不确定。
事实上,自4月8日开始,随着疫情的发展,地坛医院已接到通知,准备开辟了第二个“非典”病房,开始大批收治“非典”病人。刘建英说,4月9日晚上,21名危重病人已经转入ICU主任郭利明负责的重症监护病房。
然而,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对“非典”的表态一直是“有效控制”“没有扩散”。
4月3日,卫生部在对“非典”首次表态时说:北京由于汲取了广东的教训,有效地控制了输入病例以及由这些病例引起的少数病例,所以没有向社会扩散。在中国工作生活都是安全的。
随后,世界卫生组织便宣布取消了北京的疫区身份,卫生部公布了这一消息,并通过媒体进行报道。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乐观地表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旅游和投资沃土。北京准备着“五一”黄金周,开门迎客。
在外媒对国内疫情报道后,4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认为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SARS病例,并派出专家组赴京考察。4月11日,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然而,国内所有的媒体对此再一次保持了沉默。
意识到“非典”疫情的危害性,国务院立即提出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从4月14日开始着手去做,并将“非典”列入《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
卫生部公开疫情
北京恢复疫区身份一周后,4月18日,刘建英再次接到上面的紧急通知:腾出病房,准备接收大批“非典”病人,地坛医院要专门用来收治“非典”病人。刘建英意识到,非典疫情还在扩散。
媒体上的某些信息似乎也预示着疫情的严重——中央两位最高领导人相隔一天,先后对“非典”作出表态。
4月12日,温家宝和吴仪等国务院领导,专程到救治非典病人最多的北京佑安医院看望医务人员。次日下午,在京首次召开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专门会议。会上,温家宝坦承,非典型肺炎对我国旅游、交通、商贸和对外交往等活动造成的暂时影响是难以避免的。
4月14日,在事先未打招呼也未清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出现在广州市北京路商业街上。他言辞殷切地对在场人员说:我们很揪心、感到焦急。
接到上面“腾病房”的通知,刘建英回忆说,仅仅用了两天时间,她迅速组织全院医护人员,将医院的405名病人全部转到兄弟医院。
刚准备好病房的4月20日,这一天,几乎和所有国人后来的感受一样,刘建英就看到了中共中央对“非典”“出人意料”的重大决定和重大转变。
当天,卫生部再一次举行记者会。新上任的卫生部副部长高强发言,坦率地承认,北京疫情已经很严重,非典有漏报问题。截至4月18日,北京已确诊非典患者339例,这个数字是前四天公布的数字“37例患者”的近10倍。发布会上,宣布取消当年的“五一”长假制度,自4月21日起,将疫情由过去的五日一报改为一日一报。
紧接着,当天下午,新华社发出消息:“中共中央宣布:撤消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由高强接任,同时撤消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职务。”
刘建英说,4月21日,大批“非典”病人开始转入地坛医院,病房全部开放,不再有“普通病号”与“司局级干部”之分,门诊也全部停掉。地坛医院成为“非典”定点医院,以救治重症病人为主。“非典”疫情进入公开化透明化。
中央政府有力地主导着抗击“非典”的工作,并且,着力于突发事件应急体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