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1年11月10日下午，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自1986年7月10日中国递交复关照会起，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历经了15年。朱镕基说及谈判，曾感慨道：“我们已经谈了15年……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体现，为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中国获得了更加稳定的国际经贸环境，享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便利，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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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红儿：选择被辞退的中国入世谈判功臣

　　沈觉仁，原外经贸部部长助理，中国第一任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任期1986年到1991年。作为首任谈判代表，他带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大潮的渴望走到谈判桌前，也把关贸总协定带进了中国人的视线里。

　　沈觉仁：“从1972年开始，我们参加，恢复我们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又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那么在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比较重要的只有一个关贸总协定我们没有加入。第二个我们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政策，我们觉得对外交流的重要性，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这个时候就恢复我们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是重要的。第三就是，我们跟我们有关的这些贸易有关的国家，绝大部分是关贸总协定成员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想，我们也要恢复。”

　　1986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9个年头，就在这一年的7月10日，中国递交了复关照会；在这期间，沈觉人的任务就是编写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

　　沈觉仁：“那么这个很复杂的，从最初出中国人口面积开始写起，一直到后面，包括中国的有关经济贸易的出版刊物，列出来要很仔细的。所以这个备忘录，涉及到我们国内众多的部门，在写的过程当中要协调，要大家商量，所以这个时间很长，最后我们还要经过国务院核准，才能拿出去。”

　　比较写作而言，广泛接触各缔约国的大使、代表团团长的任务，也落在沈觉人一行的肩上，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审议谈判中，他所面对的是各种各样对备忘录的疑问。

　　沈觉仁：“大大小小各种问题，将近两千个问题，这个问题当中，主要是什么问题呢，主要是对于我们经济体制提出的问题，包括我们的计划，包括我们的价格，包括我们的税收政策，包括进出口贸易这方面的体制，那么大家知道十四大提出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以在这之前，我们也说不太清楚，他们也听不太清楚。他对那个中国的进出口许可证，进口许可证、出口许可证制度，他们也很想了解，你到底根据什么来发的，根据什么发的。比如另外再讲大一点，比如说你中国的计划经济，计划根据什么定的，怎么制订计划的，这么多问题。”

　　从日内瓦回国之后，沈觉人做得第一件事就是大声疾呼尽快培养熟悉外贸体系的多边谈判人才，因为谈判的任务太艰巨了。

　　沈觉仁：“因为大家都怕说错话，我们也怕说错话，他也怕说错话，对不对，他可能多说两句，他可能条件上松了紧了，我们多说两句，我们承诺多了少了，都怕说错话，所以基本上大家很集中，听你怎么讲，我怎么讲，基本上这种看法。”

　　1986年9月，关贸总协定发起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在乌拉圭的埃特斯角城展开，从此，中国的复关谈判与乌拉圭回合交织在一起，最初几年的复关谈判中，沈觉人主要谈判的对手就是美国代表团

　　沈觉仁：“找一间很小的房间，也就是这个办公室大小那么一间房子，双方代表团，各四个人坐下来，对面对面谈。经过这次谈判，我觉得美国在当时对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态度，并不是像想像中那么消极。而且这次谈判以后，当场确定，三个月以后，美国派代表团到中国来，所以美国代表团，第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谈，是在1986年11月，就来了。”

　　从1986年开始的中美第一轮双边磋商到1989年结束第五轮谈判，中美双方达成了一系列谅解和协议。此时，中国的复关前景看起来一片光明。中国离关贸总协定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但是1989年，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变化，中国复关的步伐第一次在关贸总协定的大门口停顿下来。

　　沈觉仁：“1990年1月1号我记得台湾呢，他们向关贸总协定递交一个申请书，说要加入关贸总协定， 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要钻空子，提出申请，而且提出了优惠的条件，优惠的条件，要加入这个关贸总协定。在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李鹏总理写一封信，给各个缔约国的政府首脑，就是讲到，台湾要求加入关贸总协定，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提出，在信里面提出三条我们中国的原则立场。第一个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第二个就是，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以后，我们才可以考虑台湾以台澎金马单独关税区，来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问题。第三个提出来，关于台湾的加入问题，必须同中国正确商量，达成一致，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信，再加上我们做了其他方面的工作，这个事情就算妥善处理。”

　　1991年，沈觉人离休卸任，中国入世谈判的接力棒交到了同伴手中。直到2001年中国成功入世，他的信心始终没有改变。

　　沈觉仁：“也没什么特别激动，因为到底我们这15年的时间，我们就是每天都准备了，每天准备要谈成的。”

　　记者：“时刻准备着？”

　　沈觉仁：“每天都准备要谈成的。”

　　佟志广：为入世谈判打基础

　　佟志广，中国入世第二任代表团团长，任期1991年——1993年。在他主持谈判期间，中美签署了关于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两项谅解备忘录，为此后的“入世”谈判打下了重要基础。

　　退休后为一家贸易公司做顾问，佟志广一直往返于世界各地讲学和参加研讨会，我们见到他时，他刚从美国回来。

　　佟志广：“刚好我去那几天呢，美国几个大的报纸登了不少评论，有的是社论，好像是帮助我们总结这入世五年来的一些情况，使得我很吃惊，也很高兴。其中包括像Wall Street journal，就是《华尔街日报》，包括《华盛顿邮报》，都在头版登了不少这方面的消息。”

　　记者：“他们怎么说？”

　　佟志广：“他们认为中国入世对世界经济来讲，是非常积极的一步，中国入世给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动力。按照他们有一个专门机构提供的报告，说是他们国内的就业情况，空前大好，说是创造了，前前后后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创造了500万个就业机会。”

　　这一次的美国之行，佟志广也遇到了昔日的美方谈判对手卡拉西尔斯大使，佟志广至今保留着1992年他们两人签字时的照片，就是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中美达成谅解备忘录关键的一刻。

　　佟志广：“最后我们到1992年的10月10号夜里，11点三刻，谈下来，因为当时我很清楚，美方急于要达成协议，当然我也很愿意就这次达成协议。因为这是美国人给我们限定的最后日期，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有好处，对美国他们来说更急迫，因为11号的中午，就是老布什总统，当时他是总统，就要和民主，他是共和党员，民主党的竞选人，就是比尔克林顿，克林顿要和他在电视上辩论，从外交上来讲，他们很需要中美贸易谈判有个结果。这点他们事先也不言讳，国务院，白宫的特别助理事先都找我。”

　　佟志广回想当时的情景，当时中方的原则是讲原则的，合乎中方的要求，能够满足双赢的目的，我们都可以同意。

　　佟志广：“因为国际上有这种惯例，定了哪一天完成什么事情，可以把表停下来，不让它往前走，就还是算那天。那天我是下了决心，只要我们谈不成就把表停到12点以前，还是10月10号，当然差一刻钟，12点我们就谈完，因为我提出这两个要求，他们也费了一番研究，坚定的支持中国早日恢复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类似这种词，美国人是不大用，不大用。”

　　记者：“但是最后我们国家还是取得了成功，然后签了字以后，美方大呼上当？”

　　佟志广：“其实他们没上当，其实他们不是占便宜了嘛。我们把一个比较对双方都有切身利益的问题，通过一个备忘录解决了，对双方都是个共赢，真正说从那以后，我们的贸易发展比较顺当多了。”

　　希尔斯终于按照佟志广的话原封不动地把“坚定地支持中国早日恢复在关贸总协定地位”写入了《中美谅解备忘录》——双方握手的一刻，在场的全体中国人热泪盈眶。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可以以此要求美国扫除入世之路上的人为障碍，坚定支持中国尽早实现愿望。

　　佟志广：“按照美国的习惯他们不用什么坚定支持这么词儿，最多是我们注意到，什么什么的要求，按照西方，按照英文的习惯应该是这样子，这次我为什么叫他这么些上呢，因为美国这票太重要，写上这么一句，不仅仅是中美贸易关系当中需要的，而且也可以让欧洲人看，让日本人看，说是我们美国的这贸易伙伴，都到这个程度了，坚决支持，那么你们支持还有什么问题。”

　　《中美谅解备忘录》可以说是佟志广就任代表团长之后的一个漂亮的谈判成果，每当说起这段经历，他始终对谈判的艺术深深感悟。

　　佟志广：“当然，这当中呢，我们也给他做了一点让步，这个让步说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本来一次成像的这种感光材料，其实就是这一次成像的那个照相机，还有M&M巧克力，本来说第二年的1月1号，1月1号我们就给他降税。一再要求，说是为了表示我们是在今年，办成这件事，你是不是把他改成了12月31号。就是差12个小时，我说这事情，我是不敢太越权。这是我的授权有限，只能同意到第二年1月1号。后来我说这样算了，我作为团长，我承担义务，我承担责任，同意给你改成12月31号，我说我给你说实话，这样你不是，写报告的时候，把它提前了一年，时间上差12个小时。这就是谈判当中的一些策略吧。”

　　在佟志广主持谈判期间，除了签订中美备忘录，阻止台湾申请“复关”的问题，也是他面对的一大难题。

　　佟志广：“因为台湾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它具备很多条件，尤其是在提出一个什么条件，我没条件，只要让我进去就行，而我们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你要给我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就是说你对我的要求啊，不能像对发达国家那么快，那么高。”

　　谁回到关税贸易总协定，就自然就变成WTO的成员。看到这一点，佟志广倍感焦急。

　　佟志广：“当时我把这个事能看的为什么这么重呢，如果这个阶段不解决问题，要弄出一个台湾先进去，使我们这个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先进了，到了关税贸易总协定，再进了WTO，这对我们不就是一个否定吗，联合国把他驱逐出去了，我们是合法代表，结果他这个后门又钻回来，又成了主权国家的一员，回到了WTO，这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对我们都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当时下定决心和全体团员研究，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挡在外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佟志广找到了当时的理事会的主席，也是印度驻日内瓦的大使。

　　佟志广：“我说这问题不解决不行啊，这现在是我们国家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何况又是个经济问题。我们两个国家50年代建交的，你作为主席，你一定在你任上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吧，我作为主席，来一个主席声明，主席声明说什么呢，中国小组，就是中国恢复关税贸易总协定小组的报告，必须先审查，中国工作小组起草的议定书必须要先通过。之后才能处理别的问题，这等于说我们必须在前头，别的往后排了。因为国际上特别是关贸总协定，它有一个议事原则，我事先都研究了，叫协商一致，不举手。只要没有人反对，就叫一致通过，回到日内瓦，弄了一个声明，声明以后一致通过，这就成了中先台后的法律文件。一直到我后来组建中国进出口银行，我不再继续做了，龙永图接过班来，一直根据这个原则。”

　　1993年，佟志广离开谈判桌，1994年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直到2001年，中国入世的前一刻，佟志广也来到多哈，这一刻他叫上龙永图在驻地游泳，那个时候他的心情真的轻松。

　　佟志广：“你会看到一个相片，登在报上，我们的报纸也登了，外国报纸也登了，我站在这个，他那个经济部长的旁边，石广生同志在前头签字，我旁边是工作组的组长，我在那笑，他那个部长也笑，这笑什么呢，因为他是个大礼堂，签字，左前方是记者，有一条绳把他们挡住，声音特别大，挤来挤去，谁都想往前挤，挤的小个儿的记者弄到后边照不到。结果经济部长就说，说你们往后退退，叫小个儿的到前头来，你们个儿大的到后边不妨碍，这样不好嘛，他讲英文，他话音一落，我说部长先生，刚才这几句话这个决定，是今天说的话当中最棒的一句，大家都在那笑，我也在那笑。那时候当然轻松了，最后签字了。”

　　吴家惶：感触最深的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疑问

　　吴家惶，1991到1998年在国家海关总署任关税司副司长、司长，兼中国复关/入世的关税谈判代表，1999年起担任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已经7 5岁高龄的吴家惶，回首当年的经历，感触最深的还是最初发达国家对中国外贸制度的疑问。

　　吴家煌：“他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我们还要，我们还要实施这个高关税，为什么还要实施高关税。当时我们的平均关税是43.2%，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已经降到5%以下。他不理解，我们向他递交了我们的关税的本，他们也看，然后就要问，这个为什么，汽车，为什么汽车要实施高关税，高到180%。他们说我们的关税也就是3%，4%，你为什么要180%呢，无论如何，想不通。无论如何想不通。女同志，女同胞，女孩子喜欢的化妆品，为什么也是150呢，关税150%呢，你们不是要搞现代化建设吗，你们不是要过这个小康的生活吗，为什么胭脂口红也就搞的好像进不来一样的，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做解释。”

　　吴家惶清楚地记得，为了让发达国家了解我们的贸易制度，前前后后他们至少回答了几千个问题。

　　吴家煌：“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制定关税，为什么有些要高，为什么有些要低，关系国计民生的有关进口物品，我们就尽可能从低定关税，比如说进口粮食，进口棉花，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这个，就低关税。然后这个奢侈品，奢侈品就是高关税，那么这个奢侈品，在八十年代之前，汽车、口红，胭脂，香烟，酒，通通列为奢侈品。”

　　1994年，中国终于签署了乌拉圭回合的最后文件。同年11月，中国提出希望在年底完成复关的实质性谈判，并成为定于1995年元旦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创始成员国。眼看着努力8年的谈判到了倒计时的紧要关头，但是中国突然发表声明，宣布不再主动提出召开工作组会议。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阻止了当时中国复关冲刺的步伐呢？

　　吴家煌：“美国人他已经铁了心，拿中国话就是蛤蟆吃秤砣，他铁了心，他就不让你在WTO，这个世贸组织正式运行之前让你进去。他就要在这段时间挡着你，在农业问题上，在这个工业问题上，在服务贸易问题上，我们都做了尽可能的，更大开放的承诺，但是美国人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纹丝不动。而且他对于我们每一个出价的反驳，都用他自己的文字，就像教科书一样，发给了其他所有的发达国家的代表。我们每一个出价，他们的回答都是来自同一个模子。所以后来我们明白了，美国是这个多边机构俱乐部的老大，这个老大没有下决心让你进去，你再冲，冲不上去。当时既然人家是这样对待我们，那我们何必呢，当然，当我们讲这种气话、绝话的时候，我们心里也始终是明白的，因为这个中央政府决定我们这个，加入世贸组织这个政治决定是不变的。”

　　1995年元旦，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并在一年的过渡期后完全取代关贸总协定。不久之后，中国复关工作组更名为入世工作组。继续参与工作组的吴家煌向记者介绍，作为谈判代表，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关税下调将会给我国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

　　吴家煌：“因为当时从财政的角度来说，总有一个忧虑，我当关税司司长，自己也感觉到这个担子很重，你关税降低了，关税是属于中央财政的一个收入来源，关税降低了，如果税收大幅度地减少，我们中央财政，可以支持下去吗。中央财政是办教育，这个搞基本建设，养军队，养政府，你中央财政没有钱怎么行啊。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关税降下来以后，中央财政是增加还是减少。”

　　记者：“您也曾说过，降低关税是福不是祸，有没有实际的例证给我们举一举？”

　　吴家煌：“当年的国务院，总结高关税的弊病，第一保护落后，第二引发走私，那么现在关税降下来了，凡是落后的东西，即使被淘汰，我们也不可惜。关税低了，这个税赋合理了，谁都愿意老老实实交税了，国家也很高兴。那么再从产业的角度来，我们现在平均关税9.9%，入世谈判的时候是43.2%，入世当年是16.5%，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是发展中国家当中比较低关税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我们的产业是在进步，而不是大批地国内产业倒闭了，首先损害了，没有。我们的产业结构在提升，相当落后的东西被淘汰，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