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碧 童真之魅

　　本刊记者  王大骐 发自香港

　　麦家碧

　　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平面设计专业，主修插画。丈夫谢立文是悉尼大学教育和电脑双学位才子。两人一同从事漫画创作，代表作有“麦兜麦唛”漫画系列，并一起创办《黄巴士》杂志、《黄布丁》杂志，以及与政府合办的《麻雀仔》杂志。

　　谢立文与麦家碧的艺术迥然有别于香港武侠、古惑仔等主流漫画。《麦唛漫画》是他们的代表性作品。这部漫画中的麦兜与麦唛粉红卡通猪形象，已经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信纸、贺卡之上，成为小朋友们最喜爱的卡通形象之一，漫画故事中的“春田花花幼儿园”也已成为小朋友们的梦中福地。《麦唛漫画》的延伸产品，是大受青睐的麦兜系列电影——《麦兜故事》、《菠萝油王子》和《麦兜响当当》。

　　麦兜的画师麦家碧坐在她位于湾仔的办公室里——她长大成人的铜锣湾就在附近——由于是周日，其他工作人员都不在。办公室的电脑音箱里小声放着古典音乐和爵士乐，一面墙上静静地铺满了她自己和其他漫画家的作品。麦家碧说自己普通话太烂，于是我们用粤语对话。她不喜欢那种一个个问题的僵化式提问，更愿意自由聊天。

　　麦兜的这位“妈妈”，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不愿出远门，甚至不愿离开自己居住和工作的小小半径，就连电影里香港的一些街景，都是工作人员拍了照片她照着画出来的。对她来说，出一趟远门很费精力。她喜欢宅在家里，睡到自然醒。她在创作上很听先生谢立文的话，同时她每晚都做祷告，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麦兜系列第一集结尾处，画外音响起，这只右眼上有个胎记、凡事失败的猪自言自语道：

　　拿着包子，我忽然明白，原来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没有鱼丸，没有粗面，没去马尔代夫，没奖牌，没有张保仔宝藏，而张保仔，也没有吃过那个包子。原来愚蠢，并不那么好笑，愚蠢会失败，会失望。失望，并不那么好笑。胖，也不一定好笑。胖，不一定有力气。有力气，也不一定行。拿着包子，我忽然想到，长大了，到我要面对这个硬绷绷未必可以做梦未必那么好笑的世界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呢？

　　这个问题是提给我们所有人的，尤其是在成功学泛滥的今日社会，失败不再被允许，只会被嘲笑和践踏，而成功者荣耀万分，大受崇拜。

　　轻松的交谈中，记者面前这位戴着一副大黑框眼镜、身体瘦小、一如既往穿着黑白配上衣的“阿姨”，她的年龄开始模糊不清，她的身份逐渐淡化，慢慢变成一个外表害羞、内里淘气、喜欢用画笔对抗单一价值观以及人生哀伤的香港女孩。

　　我认为自己很写实，

　　别人都认为我很搞笑

　　人物周刊：你是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的？

　　麦家碧：我从小就在天主教女校长大。

　　人物周刊：你父母也是信教的？

　　麦家碧：不是，他们拜祖先的，家里有很多神台。中学认识了一个基督徒朋友，觉得很有意思，就跟他(她)去教会了。现在我们全家都是基督徒了。

　　人物周刊：我小时候每年圣诞节看《Snowman》(雪人)，结局总让人忧伤。你小时候看是什么感觉？这种基调对你之后的创作有影响吗？

　　麦家碧：你当时很小，我当时不小啊，(笑)我是大人时候看到的。不过Raymond Briggs的作品我第一次看到的是Fungus the Bogeyman(《微菌怪物》)，当时很震惊，因为在天主教女校长大要很乖很乖的，完全听话，没Questioning(异议)的人。

　　人物周刊：就是香港街上穿那些校服的人？

　　麦家碧：对，校服要过膝盖，流海一定要用发夹夹住。之后我看到那部动画，一看怎么那么拽(淘气)，其实对我很吸引。什么都是刚刚调转的，干净在那个地下世界是很厌恶的，污糟啊最紧要，臭崩崩啊，湿撇撇，发晒(了)霉啊都是很崇尚的。他们夜晚做的事就是走去干爽的人间，搞得你起水泡啊，吓到你发恶梦，我当时就很中意很中意(喜欢)。后面麦兜系列里还有一个《屎捞人》，就是向Raymond Briggs的《Snowman》致敬的作品，两个名字是谐音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写了信给Raymond，我们写信频繁的时候会互换新书，我也会寄DVD过去，虽然没有英文版。

　　人物周刊：你平时很少看文字书，主要是看画册？

　　麦家碧：大家都看的我也看啊，例如那本《大江大河》和一些畅销书，还有基督教的《圣经》。但欧洲的绘本我看得更多，还有插画家的散文书。我现在在看日本插画家五味太郎的散文集《时时少年时》。我喜欢看画家写的文章，他们的文字是有画面的。小丸子的作者樱桃子也有很多散文集，很好看的。

　　人物周刊：电影呢？

　　麦家碧：电影其实看得很少，我不喜欢去电影院。我上个星期刚去了一趟巴黎，待了一个月，去博物馆里买了关于艺术家生平的一些碟，自己在家里慢慢看。

　　人物周刊：不会很闷吗？

　　麦家碧：闷啊，但大家都是画画的，虽然我没画到那么高水准。看到有一小部分自己认同的，在似懂非懂之间可以明白都很开心。

　　人物周刊：你一开始学什么画的？

　　麦家碧：我没学过画画。在香港艺工学院读设计，学过很少的素描和写生，画得相当差的。老师让我画骷髅骨头的素描，画到最后我一数不够，我逻辑相当差。会考画人体才刚刚及格，可一画漫画类的就很有信心。

　　人物周刊：就是说你对着一个东西画不行，但自由发挥就很好。

　　麦家碧：我认为自己很写实的，可是别人都认为我很搞笑。比如我现在画你，我可能觉得很像，可出来的效果可能会像《麦兜》里的校长。

　　我们保持自己的精神就可以强大，可以幸福

　　人物周刊：今年夏天的《麦兜响当当》跟以往的制作比有什么不同呢？

　　麦家碧：之前的《菠萝油王子》是很离谱的，整个气氛都很灰暗，这次由头到尾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像《菠萝油王子》那么时空错乱。因为第一次麦兜出乎意料地成功，于是第二次就有机会试一些吓吓大家的东西，看看大家能接受多少，就是用动画做，不是搞笑的，是真真正正讲一些大的Issue (问题)的作品，但票房证明不行，小孩子看不明白，觉得太伤心太伤心，再这样就没人给钱拍戏了。

　　人物周刊：麦兜成绩不好，宁愿考卷很脏，也不舍得把橡皮擦弄脏。麦太让学校给麦兜做了智商测试，校长测试完写了一句话：他不是低能，他只是善良。这个情节一定感动了许多银幕前的大人，并有可能决定以后待人要更和善，等他们回到竞争激烈的现实社会，可能又会遭到挫败，回到原样，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麦家碧：再看多几次吧！(大笑)每次一失去信心就再看啊！这个社会善良和单纯就等同于愚蠢，大家欺负你是很合理的事情。所以麦兜想让所有人都入场看，凶(欺负)人的可以手软些，被人凶的可以坚强一些，大家都放大家一马。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里还有一段说“爸爸只关心过去，妈妈只关心将来，而只有我在现在”，这个“我”是否就是香港人的写照呢？

　　麦家碧：其实香港人分三部分：一部分很念旧，一部分很务实，还有一部分在回归之后就很盼望未来，因为内地的市场很大，会有很大的商机，他们觉得未来香港会很繁荣。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不知道该干什么，只能像麦兜一样不停地抖脚，直到抖些东西出来。(在电影里麦兜最后因为抖脚跟大提琴家马友友一起在国外公演)

　　人物周刊：你认为的香港精神是什么？

　　麦家碧：香港精神就是包容，就是全摆在一起也OK的。无论你用什么语言，你进到佐丹奴哪个售货员都能跟你聊天，不会变表情，知道怎么应对。但你在日本问路，那些人“No，No，No”就走开了，十几年前我去巴黎也是没人理我，完全走开。

　　人物周刊：《麦兜响当当》为什么选武当山作为麦兜习武的地方？

　　麦家碧：因为中国人其实很有道家精神，例如不要扭曲自己，不要勉强自己。那么香港是不是要像鬼佬一样什么都追求科学化？你是很快地打太极，还是很慢地打太极，还是像麦兜一样按你自己的速度打，结果被人打了一顿？(笑)不过他长大后内心还是很坚强，他保持了自己的愚蠢，其实就是善良和单纯，也是中国人的特点。可是现在我们要赶英超美，那么是不是经济上赢就算赢呢？我们保持自己的精神就可以强大，可以幸福的。

　　人物周刊：那个会拉屎的千年钟呢？

　　麦家碧：那其实也是一个速度的问题。就是大家要坚持住，要等，不要着急，虽然最后可能会出来一个很虚幻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漫画里的人物都是身边的人吗？

　　麦家碧：例如校长，经常是卖报纸的、卖鱼蛋的、小贩之类，都是校长的样子。因为在我心目中，中年男性，小小胡须，地中海头发，都是那个样子，穿衣服也不绑皮带。

　　人物周刊：未来会有第五部麦兜电影吗？

　　麦家碧：会啊，会有5、6、7、8、9的，下一部正在筹划中，是一部歌舞片。

　　人物周刊：《菠萝油王子》里刘德华配音的时候念了一封信，信里有句话是“我不能无声无息地步入黑夜”，很有诗歌的感觉，我们知道你先生喜欢海子的诗，他平时也写诗吗？

　　麦家碧：不要把他那么浪漫化，他写诗也是为了交稿，他最美好的文字都在《麦兜》里面出现了。

　　人物周刊：你平时跟你先生谢立文讨论剧本吗？

　　麦家碧：没什么好讨论的，写好了剧本，大家就开始各忙各的了。这部戏(《麦兜响当当》)有很多不同的公司参与，有本地的，还有大陆的，日本方面也有注资。虽然内容是关于大陆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很香港。很多不同风格的东西摆在一起，很多人一起合作，最后出来的是完整的作品。其实香港也是这样，样样摆在一起，像车仔面一样。

　　人物周刊：你跟你先生合作那么多年，创作上有没有过什么矛盾？

　　麦家碧：我们很少用先生和太太的身份，多数时候都是工作的身份：你写故事，我画画。我是做插画的，本来就有一个内容，我的插画是用来丰富这个内容的，满足文字作者想表达的东西是我的本分，所以没什么好吵的。我有时也会错，有时听完他讲的故事，画完后也会修改，他也会给我一个宽阔的空间，他很聪明。

　　人物周刊：那你们最后谁说了算？

　　麦家碧：肯定是他啊！有时候也是命运说了算。有时候赶不及就出了，里面有很多妥协的。

　　我总认为自己很不行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害怕过“长大”，以前或是现在？

　　麦家碧：我现在已经够大的了！(大笑)我有个好处就是我很善忘，而且真蠢的，有些时候怎么学也不会的东西对我是有益的。例如有个内地记者得罪了我，一转头我就忘了是谁。我不知不觉就长大了，然后不知不觉就老了，所以我很好彩(幸运)，不知道什么叫孤单啊。每一个阶段我都很享受自己，家里也很支持我。

　　人物周刊：你如何做到那么多年保持一种儿童的心态？

　　麦家碧：就是不答这些问题，(大笑)不去深挖这些问题，因为你一讲完就好像失去了什么。

　　人物周刊：你先生呢？

　　麦家碧：他一点都不小孩子啊，你分开图画单看他的文字，就知道他一点都不小孩子，因为有图画和声音所以才显得小孩。

　　人物周刊：生活中有困惑吗？

　　麦家碧：困惑就是等会儿要去瑜伽班，会很紧张，因为很久以前去过一次就扭伤了脚。我实在太缺乏运动了，经常宅在家里，但运动是我的死穴来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内心强大吗？

　　麦家碧：很脆弱的，很容易受伤，但很快就会修复，也可能我没遇到致命的一次，不过真是那样，玩完就玩完吧。

　　人物周刊：有时候是否会对社会或者人生有无力感？

　　麦家碧：我每天5点下班后就有一种无力感，(笑)是真正的无力感。对社会无力就不要看新闻。对所有的作品也是很无力，我对自己的评价很低，为什么自己的作品那么烂，还有那么多人帮忙把它变得成熟。但当我看到自己20年前的画，我又会怀念自己当时的那种劣质，然后会很珍惜自己现在的粗糙，所以很矛盾，我总认为自己很不行。

　　人物周刊：你现在的一天怎么安排？

　　麦家碧：最重要的就是同事提醒我该干什么。有一次做展会的评判忘了去，一帮人等了我一天，一个星期后才想起来让秘书打电话去道歉。我每天早上都是自然苏醒，从不调闹钟，然后慢慢吃早餐，我吃早餐很麻烦，会做很多品种，每样只吃一点点。

　　人物周刊：在香港有没有最喜欢去的地方？

　　麦家碧：我最怕别人问我这个问题，因为一旦我回答了我就要变成那个样子了，如果我回答你我最爱吃牛腩粉，我就会问自己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啊，会不会骗别人啊，会不会喜欢吃鱼蛋粉多点啊。所以谢立文很聪明，从不接受访问，不讲就不会变成自己所讲的那样。所以你一直问我如何保持童真，我就死都不回答你，因为一回答我不就没了，自己不自觉地喜欢，自己不自觉地保留才是最好的。如果你问你女朋友为什么喜欢我，她回答因为我喜欢你靓仔，那就麻烦了，因为你总会老去，如果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你”，这就行了。

　　人物周刊：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习惯是没变过的？你现在的生活是否已经比较平稳了？

　　麦家碧：我想我睡很多是没变过的，我至少每天睡10个小时。不让我睡觉我会烦，会病。说到平稳，越平稳其实危机越大，我喜欢不稳定，喜欢猜不到的东西，而香港也是一个一直逼着你往前走的地方，这里根本不用自己给自己施压。

　　人物周刊：香港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麦家碧：其实如果我生在其他地方，我也会喜欢那个地方，因为那里有你的一切，就算你离开，也是为了更好地回来。我去到哪里都会想着香港，就算做比较也是想着自己的地方的进步，在其他地方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香港。

　　蒋勋 传道之魅

　　蒋勋，能诗，善画，长于文字，工书法，通佛经，因其集大成式的美学身份和常年从事教育工作，成为台湾青年人心目中的“文化教父”。而他与云门舞集林怀民相交半生的情义，更成为解读他美学价值观的另一个脚本。

　　1949年随父母举家“逃亡”到台湾的蒋勋，从祖父辈起即经历过多次的国变与家变，领教过繁华背后的幻灭，繁华就变成一种荒谬。他因此爱上了东晋王羲之的书法，爱上了南宋的绘画，爱上了南唐李后主的诗词……

　　他虽然坚辞出任台北文化局长，但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成为他生活中最不厌其烦的一部分，他讲竹林七贤、讲苏东坡、讲红楼梦……通过他一千零一遍的讲述，让经典成为活着的不朽。

　　(相关报道见本刊2009年12月14日《蒋勋 我和贾宝玉似曾相识》)

　　阮义忠 启蒙之魅

　　20年前，阮义忠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人》和《当代摄影新锐》，成为有抱负无导师的摄影热爱者的神奇教材，透过阮义忠开启的窗口，他们看到一个广漠的影像世界，看到摄影与大地、与人民、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发生密切联系的可能性；20年后，摄影在中国已成为介入现实最深的一门艺术：许多重要时刻都有摄影师在场，而在大众与精英视野忽略的孤绝的角落，也经常会有一个甚至更多的摄影师在坚守。如果我们将阮义忠主持的《摄影家》杂志在挖掘和提携新人方面的贡献考虑在内，我们就会明白，这样一位几乎从不在我们面前现身的人物，对于中国摄影的全面进步，发挥了多么巨大的启蒙与推动作用。

　　2009年8月至9月，在广东美术馆，我们领略了阮义忠镜头中的土地与人民的朴素与坚忍之美。毫无疑问，他本人恰恰是他所推崇的那些以影像见证人性之美的大师们的一位忠实信徒。

　　林怀民 灵动之魅

　　62岁的林怀民，率真、鲜活！

　　他的生活，素净简朴；他的思绪，冲淡深粹。

　　当西方人试图反抗重力、追求垂直高度时，他成功地汲取地心能量，探索亚洲舞蹈的水平横向发展。36年来，他带着云门舞集在全球铺展开了巨幅的东方画卷。《行草三部曲》让那些不懂中文的老外喟叹——Choreography(编舞)和Calligraphy(书法)之间，不仅发音相似，更有共通神韵！

　　今年5月，德国伍尔斯堡国际舞蹈节5年一度的“Movimentos”终身成就奖颁给了林怀民，评审团称誉他是“明星级编舞家”。11月，《行草》5周6城的大陆巡演再掀轰动，云门舞者静定的面容、灵动的身姿令观众感动莫名。12月初举办的网友票选中，林怀民被各年龄层网友推举为“台湾最具影响力艺术家”，人气超过李安与周杰伦。

　　(相关报道见本刊2009年11月23日《林怀民 绚烂的文化输出》)

　　张经纬 边缘之魅

　　张经纬以漫长的6年和区区9万元制作费，打造了票房与口碑俱佳的纪录片《音乐人生》，一举夺得2009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剪辑、最佳音效3项大奖——创下纪录片在金马奖获奖最多的新纪录，改写了纪录片在金马奖“台湾导演独大”的历史。

　　他曾梦想成为马友友，但自问天分不足，放弃拉了15年的大提琴，毅然选择当导演，记录边缘人的故事。他说：“我，本来就是个边缘人。”在香港拍独立电影7年，做过《天水围的夜与雾》的编剧，拍过一部记录综援人士生活的《歌舞升平》。

　　2009年，《音乐人生》这部小众题材纪录片在香港院线场场爆满。他从未刻意逢迎市场，但票房奇迹和如潮好评，证明了优质纪录片绝非“票房毒药”。

　　谷文达  立异之魅

　　谷文达在人群里是个异数，大圆眼镜、剃得精光的额头，像满清人一样盘在脑后的发辫，在一堆标新立异的艺术家或老外当中，你如果因此而多看了他几眼，他的目的已然达到。

　　永远追求惊世骇俗，他的作品充满挑战世人的扭曲的力量，争议不绝：他以16个国家60个女性的月经血、4种不同状态的胎盘粉做材料来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他的头发装置艺术，将精神病院收集的白床单和当地理发店收集的头发覆盖在洛兹市博物馆底楼大厅、楼梯和藏品上，展出第二天就被叫停……

　　2009年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谷文达的5000只红黄相间的中国灯笼爬上了布鲁塞尔的王朝大厦，他想用这种侵略性的波普艺术传达更深的隐喻，而他灯笼的蔓延仍未停止，50万只大红灯笼将在世博会期间，从上海的卢浦大桥开始，沿南北高架路直至外滩，绵延20公里，成为海上奇观。作为艺术家，他功利，他作秀，他冲锋陷阵，他叫人倒抽一口凉气，你大可以讨厌他，但你就是很难假装没看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