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扬 坚持之魅

　　实习记者  陈小瑾

　　@马志海：今天(11月23日)“散步”的新闻顺利播出……毕竟还是在广州。但是往后就不好说了，媒体的参与是要看天色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垃圾处理方面的声音明显微弱，如果不借助这个力量，那么接下来就算民意再沸腾，结局也是各个击破。

　　@chensir：您老从今往后别姓马了，改姓牛！哈哈。

　　@lyon：顶陈sir和老马！

　　@chensir：我被废了，顶也没用，顶老马！

　　@lyon：所有广州街坊都看着呢！广州撑你！

　　@二月天228：总有你发声的地方，我们撑你！

　　——转自新浪微博

　　一名男子拄着拐杖挤进人群，他的一只裤管是空的。掌声突然响起，他还没找到一个可以站稳的位置，跟着一声叫：“好！陈Sir！”

　　2009年11月7日，陈扬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的报告厅做一场演讲，题目是“我的新闻经历”。海报上对陈扬的嘉宾介绍是：著名电台、电视节目主持人。

　　白发老人、中老男青年和妇女把几百个座位填满，小孩在论坛开始前两个小时就被父母拉过来抢位，3个大门里外被堵了几圈，我找不到地方站脚。

　　他的言辞充满愤怒的不屑。毫无疑问，观众爱这样的他。接连不断的叫好声和掌声不停塞进我的录音笔。

　　2004年2月，他开始主持广州电视台《新闻日日睇》栏目。彼时，广州电视台新闻频道在41个落地频道中收视排名40，《新闻日日睇》开播，节目收视率低到0.001。一位中国知名女电视学者在谈到广东省的电视节目时，用了两个字形容：没戏。在广东地区，得益于特殊政策，这里的人们能收看到港澳地区的电视节目。

　　那年陈扬50岁，却已经头发花白。到了11月份，收视率飙升到5.0，这意味着每天有四五十万广州人在看他。

　　他玩过几次“失踪”，最后一次发生在今年年初，1月4日晚7点，《新闻日日睇》的观众在饭馆或家里的饭桌边听陈扬说：气温介于7到18摄氏度之间，几冻下(挺冷的)……各位街坊多多保重，千祈千祈(千千万万)。

　　那天之后，他再次“失踪”。

　　10个月后，人们终于意识到他真的“离开”了。

　　冷藏之苦

　　和同时代的许多中国人一样，命运不由自己说了算。陈扬走上媒体生涯的那一步，说来有些阴差阳错。

　　高中毕业后陈扬读了两年师范，随后下乡当语文老师，后来人称“陈Sir”也是基于这段经历。3个学期过后，被一个同事奚落，于是决定改行。1981年他报考了电台，同时也报考了广州话剧团，希望能当编剧，后者是他的理想。

　　电台的通知先到，虽然话剧团后来也录取了他。

　　10年后，他被转到广东电台佛山记者站工作。“从此没在体制内回过广州。”这一段，他描述为“冷藏之苦”。

　　“我当时的同事叫我忍者神龟。打仗的时候出来，打完仗回下水道去了。”

　　在记者站，他做过大陆第一单警匪枪战的报道。“一有什么重大报道都是我回台里挑头，干完了回记者站去，什么奖励都与我无关。”

　　“珠江经济台开播，我被借调去搞筹备，后来回到新闻部，新闻部的人说：‘你不是改革去了吗？怎么不要你了，我们不需要改革。’”

　　“我觉得自己就像丧家之犬，连回原来的窝都不行。这个部门那个部门都不要，左踢右踢。又不敢不上班，去哪里上班呢？”

　　最后他被调去台办，行政科，干的是修水龙头修电灯的活儿。“为了打发日子，我看牛津英汉双解词典……”那段时间，他很低迷，一个朋友告诉他，要找个东西把自己拴住，不然就毁了。朋友后来借了他120块钱，他在北京路买了他的第一部相机，海鸥DF，玩起了摄影。这个爱好后来跟了他几十年。

　　2003年9月，叶青到广州电视台新闻频道做执行总监，办《新闻日日睇》这个栏目，朋友施洪涛向她推荐了陈扬。叶青随意找了一份报纸，陈扬便对着镜头开读……

　　此后，陈扬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

　　皇帝？

　　“他很专制。”一名《新闻日日睇》前记者说。他对记者的发型、着装、解说词，每一个细节都严格要求。很多记者做的片子，他一再要求修改，最后说不行，回去重拍。有些稿子，编辑编了一整天，被他直接砍掉。他经常痛骂：“你当观众是傻子啊？”

　　“现在做电子传媒的人，应该在公众面前感到羞耻。声音质量、画面质量、镜头的组接、镜头的美感都没人去重视，已经差得不能容忍”，“你写的字是歪的，我怎么调啊？如果这个字只是在你我两个人之间，我可以原谅你，但是我们现在面对公众啊，要对我们的观众负责。”陈扬说。

　　对专业的细致要求导致了他和同事“整天闹、整天吵”。

　　陈扬经常在下班后把大家留下来上课。他们称“G4(2004年10月11日，《新闻日日睇》节目改版，新增“G4出动”栏目，报道广州本地民生新闻)夜校”，“像成人教育那样。”主要是在办公室看片子，说感受，陈扬进行点评。

　　这名前记者回忆，有一次陈扬对节目的声音效果不满意，专门停播了一天的节目，让节目组所有人在台里拍一条新闻片，为了3个细节：话筒和口必须保持一个拳头的距离，话筒保持45度角倾斜，话筒上的牌要正对镜头。

　　尽管有时觉得委屈，年轻的记者还是不得不承认节目做出来的效果很好。

　　陈扬第一次走进录音室时，一个老播音员告诉他，“你要做好，你要清楚。”这句话对他影响很大。

　　“做录音合成的时候一个录音员告诉我话筒位置摆错了，还借了当年苏联专家上课做的笔记给我抄。我进电台的时候，‘老家伙’还在。我很庆幸我那么早入行。他们还没有被历史踢走的时候，把那些东西留给了我。”陈扬说。

　　“现在他们都不理解我啊，冲突不断地来。”

　　此外，陈扬几乎对所有的文稿和片子都亲力亲为。“每一次大的策划都是他一个人把握的，编片子、采访……每一件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他的旺盛精力让我们吃惊，专题是他定的，角度他都分析好了。他经常说我们不动脑子，但实际上是他已经帮我们都想了。”

　　“节目还没那么红的时候，他虽然坚持自己的一些理念，但并没那么专制，后来节目火了，他越来越强调自己的要求，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这名前记者说。

　　在她的记忆中，早期陈扬和G4员工是常有些私下聚会的，到了后期，在大家的心目中，陈扬成了“一个皇帝”，关系就慢慢变了。

　　下岗

　　对于他“下岗”的原因，坊间有各种版本。

　　有猜测说，与1月3日陈扬在节目中对《信息时报》一篇题为“‘不折腾’译法难倒国际媒体”的评论有关。他在节目中说：“老百姓不要折腾了，该怎样就怎样。还有各级官员你们不要折腾了，老老实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那都是瞎猜！”他轻蔑的语气表明这样的“瞎猜”甚至是对他把握尺度能力的低估。

　　“我的话是两边阴阳平衡的，老百姓别闹事了，政府也别折腾老百姓了，并没有针对政府。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希望。现在你叫我讲我照样可以讲，我也不相信任何人除了我，讲这句话会有什么错。”

　　“我不觉得我哪一句话，哪个观点，逾越了尺度，从我从业的第一天到现在都没有。如果有的话，他们会告诉我，但他们只是告诉我不要上班，没有告诉我哪一句话翻了墙。”

　　问题是，墙在哪里，从来就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尽管如此，坊间流传的各种消息总是简单得多：陈Sir言论过于激烈，导致上面大怒。

　　《新闻日日睇》节目开播之初仅为20分钟，同年11月增加了“G4出动”板块，大量关注广州老城区的拆迁问题、基层市民住房问题、社区医疗问题、老城区火灾隐患问题、城中村改造问题、保留广州老字号问题……2007年8月6日节目改版，节目延长至45分钟，并增加了“7点点一点”板块，陈扬进行类似“社论”的点评，很多“狠话”来自于这个版块。

　　在2008年一次节目中，他以高考作文题“不要轻易说‘不’”为话题，进行“点一点”：“我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只知道什么是错的。不知道什么是好新闻，只知道什么是坏新闻。领导与生俱来喜欢和我们说不，因此我们对NO的判断要比对YES的判断敏感得多和准确得多了……而我却是不辞劳苦寻找成千上万的理由，维护说‘不’的合理性。”

　　一名G4记者说，“一开始我们的报道内容、评论风格，就注定不会太受领导青睐。”

　　而在一名要求匿名的广东电视名嘴看来，“在体制内做事，就必须承认体制的规则。”

　　“在这样一个媒体环境，在主流平台上获得发言权，没有人支持是不可能的。但是最后，连支持他的人都无奈了。”

　　他反问：大英雄会在浴缸里淹死吗？

　　“他碰的不是高压线，只是浴缸里的水。他以为他不会滑倒，他就是不愿意为了安全在浴缸里铺个防滑垫。”

　　他认为，陈扬的眼中似乎就是“街坊VS官场”，他坐在街坊群里高高在上。“真正的爱，要有批评。他从来不批评他的街坊，对他的街坊似乎只是迎合。凡是政府就批判，他否定所有人的工作价值”，“他是英雄，他单打独斗，唯我独尊。”

　　我忐忑地在后来的一封邮件中传达了这一敏感说法，不出半小时，陈扬回复了邮件，一千多字。“我的心从来都只是低微到尘埃当中。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节目。朋友街坊之间如何高高在上？我对街坊没有批评吗？干脆叫我民粹主义者吧，请细看我的节目后再说。”

　　2008年3月15日，陈扬获得全国最佳时评节目主持人 、全国年度节目主持人提名；《新闻日日睇》获得全国最佳时评节目提名。当时的颁奖词为：

　　“……他从不以主持人的姿态播报新闻，一如既往地拒绝正襟危坐，时而以一个街坊的平实与亲和力描述和分享城市的现在进行时，时而如城市战士针砭时弊捍卫市民的公共利益……折射出对草根民生的极度关怀。”

　　有人总结说：没有陈扬的广州电视台G4，迅速从新闻特攻队变成了师奶评审团。特点是：1.把所有报道对象称之为街坊，唯一例外的是广州市长和走鬼。2.这是史上唯一一档永远称流动摊贩为“走鬼”的TV节目。3.采访对象99%是路人甲，无名无姓。4.醉驾车撞坏水喉导致一条街停水，主持人点评“幸好没撞到人，请看下一条新闻”。

　　在华南理工大学电视学者黄匡宇看来，“他要点评必定会涉及到单位本身，涉及到区、县，甚至市局的相关领导，看了就不舒服，日久他就呆不下去了。”另外，他犯了一个忌讳：“广播电视的声画传播和报纸的传播到达率是不一样的。陈扬离开了广州电视台之后在《南方都市报》有个专栏，专栏的观点和他原来在电视上的大同小异，甚至有一些更尖锐。报纸的智力门槛相对于广播电视的智力门槛更高，所以他就有存在的空间。智力门槛不一样，传播的面不一样，社会影响不一样。在中国，也是由于电视的智力门槛的问题，所以限制是很大的。”

　　对于解决门槛的时间表，这位学者给出的时间是，“估计是50年到100年。”

　　现在我已经没社会了

　　今年3月份，广州市民听到陈扬加盟佛山电台的消息。面对记者的提问，他说：“广州街坊还是把我忘掉吧，过去的事情已经画上句号，从这里我要重新开始。”

　　后来人们并没有看到他重新开始的节目。

　　陈扬跟我解释，“人际关系复杂。”他说，他在闭关自修。

　　“就是和现实保持比较远的距离，看看书，看看这个世界。以前很多书来不及看，现在可以看，以前很多事情来不及想，现在也可以想一下。”

　　“几十年，不是在等待什么东西，就是在准备什么东西，不是在准备什么东西，就是在为什么东西而挣扎，然后是失落，然后再等待、准备、挣扎……我后悔啊，不应该这么过！”

　　闲暇的某一天是这么度过的：他凌晨1点半睡觉，5点45分起床，抽烟、泡茶，然后看一本关于上海的视觉影像和城市的关系的书，看到10点，睡觉，下午4点多起床，上网看新闻，5点多写一个《南都》的专栏，几百字，写完在网上瞎逛，然后跟他养的80斤重金毛狗玩了一会，喂狗、热饭，接了几个电话，然后开着他心爱的切诺基来到那个小酒吧参加车迷网的例行聚会。他住在佛山，多年来他的住处游离在广州的边缘，他亲切地称呼广州市民为“街坊”的同时，在为“广州不能住人”表示心痛。

　　失业的前6个月他“心里乱，闲不惯”。“干活的时候你必须跟社会同步，社会对你有规范。”

　　“现在我已经没社会了，人家跟我没关系。”

　　网上对于陈扬的最新追踪是一篇题为“陈扬：广东美食家”的文章。

　　陈扬说，那是瞎掰的！他说自己对“吃”根本毫无鉴赏能力。

　　回忆起2008年1月2日，他的“7点点一点”，主题是“归零”。

　　“归零是一种每个人都不用伪装的潇洒。当属于每一个人的新年到来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真实，一切都是那么潇洒……归零就是放下一切，只有放下一切，才有机会重新争取一切。……只有打机者、游戏王，从来都不怕归零。他们知道，所有的游戏，终结者都是两个英文单词：GAME OVER……再高的高手也要在最后失败，问题只是在于，最后，到底有多后。”

　　一年后，他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动情地说：“我想起罗大佑的那首歌，叫做‘闪亮的日子’，你我为了理想 历经了艰苦 我们曾经哭泣 也曾共同欢笑 但愿你会记得 永远的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无论晴天阴天，我和新闻频道的兄弟姐妹都会始终怀抱正义情义的理想，将街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将街坊的欢乐当成自己的欢乐，以广州为家园，以广州为己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得不足不够大家多多包涵，在2009年艰难的日子，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继续为了理想，为了广州闪亮的日子，继续走下去。”

　　“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是陈扬在微博上的签名。

　　记者节当天，他在微博上发了条信息：记者节祝所有在岗的记者快乐！我曾经是记者，现在“被不是”了。怀念当记者的日子。

　　一网友跟帖：在你“被不是”记者的同时，我也“被不看”新闻了。

　　现在看来，陈扬最后一期节目的表述颇耐人寻味。

　　“……我早就讲过要将每一天的节目当成最后一期的节目来做，这一天已经越来越临近了。今日之果，昨日之因，我无怨无悔，只是辛苦了各位街坊。”

　　这段话被认为极富暗示性，而陈扬坚决否认。

　　“这个就跟闻一多那个著名演说一样，我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进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出去就给国民党杀掉了，但他知道从逻辑上会发生什么问题。”

　　他在酒吧的角落坐下，慢条斯理地掏出烟斗，鼓捣烟草，用zippo打火机往里头点火。一种突如起来的英雄气概弥散出来。

　　在这个时代，这种气概并不常见。

　　邵忠 开拓之魅

　　9月9日，邵忠旗下的民营媒体集团现代传播在香港上市，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家登陆资本市场的民营传媒公司。

　　邵忠办公室墙上挂着巨幅波普风的雷锋画像，色调大红，名为《Revolution(革命)》。像这幅画一样，邵忠永远不安现状，生猛又锐意进取。他的杂志不会去触碰敏感的新闻和政治话题，但却始终拥有最好的市场推广意识，提供最为时尚、美丽又国际化的内容。

　　某种程度上说，邵忠像一个商人更甚于传媒人。他成功地证明了“做传统纸媒也能成名致富”。在绝大多数媒体人还对资本市场摸不着头脑之时，邵忠已然勇敢下海搏击，并挖到了自己的第一桶资本之金。

　　以民营媒体人身份，自如游走于体制内外，网罗了一批优秀的新闻人才，领媒体市场化之风气，邵忠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第一个民营媒体企业家”，不是没有道理的。

　　刘瑜 细节之魅

　　100个男人里面可能有99个政治的狂热爱好者，但这99个人里面至少有90个看不懂《哈维尔文集》。那看什么？看《民主的细节》。

　　今年，剑桥大学政治系讲师刘瑜将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政论时评集结为《民主的细节》，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刘瑜说，自己写东西就是给那些不想被复杂的政治词汇吓到的、但是对政治又很关心的人看。所以，她把民主和市井生活、酱醋油盐联系起来。

　　出乎她的预料，《民主的细节》出版不久即断货，并与梁文道的《常识》一起成为2009年最畅销的政治学著作。但刘瑜对这本书还不够满意，“朋友都说我的这个封面不好看。”为了准备下一本生活随笔集《送你一颗子弹》的封面，她已经从一位北欧摄影师处买了图片，“花了好几百欧元”。

　　刘瑜觉得，“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她认为自己的生活像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而文字则是她体验生活的方式。

　　程炳皓 开心之魅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程炳皓是谁，但只要一提起“开心网”，人们都会会心一笑：“今天，你偷菜了没？”。

　　2008年爆发性起步后，今年的开心网并没有像许多人预测的“失去成长性”，而是成为中国最大、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站：注册用户就从年初的2000万涨到了目前的近7000万；页面浏览量超20亿，居Alexa中国网站排名第8位，中国SNS网站第1名。更多的名人、机构、广告、风投加入进来，凭借着这股强劲的“开心之风”，程炳皓将他的开心理念吹给了更多的人。

　　个性害羞、安静内敛的程炳皓只有中专学历，其貌不扬，却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开心乐园，低调神秘地引领着中国民众的网络生活。开心网对2010年的期望是，社交网站会成为更大规模的网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仅只是白领们的社交工具。

　　希望他能做到。

　　胡舒立 独立之魅

　　关于“财经变局”种种未解的细节，并不能影响我们对胡舒立的尊敬。过去10年，她个性鲜明，身体力行，以一只充满理想的啄木鸟的方式，带领《财经》团队创造了难以复制的奇迹，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一个神话。人们津津乐道于胡舒立的“关系网”和《财经》杂志的“背景”，但也不会忘记，它在混沌的中国媒体市场中为有理想的新闻人树立了专业主义的标杆。胡舒立本人更是痛恨情绪化的报道，她总是不停地告诫记者：事实！事实！事实！

　　但《财经》不仅是社会公器，它还是一台质地优良的印钞机，中国媒体业发展到2009年，是时候问一问到底是“谁的《财经》”了。胡舒立选择带队出走，准备在新平台上实现她更大的抱负；她原来的老板王波明，则试图打消人们对没有胡舒立的《财经》的怀疑，“所有坚持理想的人，都应该得到祝福。”

　　(相关报道见本刊2009年11月16日《胡舒立 终于出走》)

　　黎瑞刚 突围之魅

　　这一年，刚入不惑之龄的黎瑞刚终于冲出了藩篱：在他的操盘下，国内第二大广播电视机构SMG(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通过体制拆分和市场重组，实现了播出机构和运营机构的相对独立，从而成为中国内地首家制播分离、转企改制的广电传媒。上市，已指日可待。

　　黎瑞刚33岁即主政SMG，在他手中，SMG从一家影响力仅限上海的本土媒体，迅速扩张为集平媒、地面有线、卫视、IPTV及手机平台为一身的“全媒体”航母，旗下“东方卫视”、“第一财经”、“星尚传媒”等子品牌辐射整个华语受众群。

　　在体制内任职，黎瑞刚从不愿把自己看作官员，他一直坚称要做真正的“市场经营者”。这一次重组的成功，他深感轻松：“只有捅开这堵原本很厚的墙，才能进行资本化运作，做大产业链。”

　　或许，只有他自己作词的流行歌曲《年轻的战场》，才能折射出其贲张的内心世界——“所有奔向未来的理想与张扬，所有冲破捆绑的热爱与癫狂……今天我想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

　　梁文道 洞察之魅

　　年初，梁文道出版了他在内地的第一本书，取名《常识》。8个月后，他的另一本书问世，名曰《读者》。把“常识”和“读者”联系起来，你会理解，为什么他从来不以“学者”自居——他总是说，读书是一种志业。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正常读者”太少，所以一些基本的“常识”才需要不断重申。

　　他会给你举BBC记者的例子，这位记者在向读者推荐最被低估的文化产品时，选择了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巨著《世俗世纪》，这是一本真正的大部头，“这表明他的阅读范围到了那儿，这是我心目中一个媒体上发表意见的人应该达到的水平。”这当然也是梁文道对自己的要求。

　　更让人好奇的是在台湾长大这段经历对他读书习惯的影响。已知的情形是，他十几岁的时候，也曾经是到处打架的小混混，可是台湾的小混混，居然也读书，梁文道读川端康成，就是“老大”介绍的。再想想我们这边，就忍不住要矫情地唏嘘一下。

　　(相关报道见本刊2005年5月18日《梁文道香港活跃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