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刑上律师

　　重庆打黑审判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看上去是律师与公检法的对抗，实际上，是所有涉案人员、机关与“不公正”的对抗

　　本刊记者/王家敏(发自重庆、北京)

　　2010年1月18日，李庄正式提出上诉，要求改判其无罪。这一天是他上诉的最后期限。

　　这一天，和李庄一同为重庆“黑社会”辩护的律师朱明勇已经回到了北京。但他仍然没有安全感，当初和李庄一同赴渝，如今同伴身陷囹圄，自己怎能全身而退？

　　联想到1月5日，龚刚模涉黑案开庭。7天的审理中，控方屡屡将矛头指向辩护律师。公诉人当庭称，辩护人“一味喊口号”，“在网络上传辩护词，只想把自己炒火”，“毫无职业道德，是对樊奇杭极其残忍的”。

　　作为樊奇杭的辩护律师，朱明勇当庭询问樊奇杭是否还希望自己为其辩护，得到了当事人的支持。最后的辩护中，朱明勇特别对审判长说，“樊奇杭不是龚刚模，我不是李庄。”

　　而戏剧性的是，李庄案余波未平，重庆法院态度却更是阴晴难定。

　　1月18日，就在李庄上诉当天，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作出了打黑风暴中首个全案去黑判决。李治明等8人涉黑团伙案中，律师的“去黑”辩护得到法院采纳。这令李治明的辩护律师李勇感到意外，“难以置信，庭审结束后，我们几乎不抱任何希望。”

　　庭审，律师的罪与非罪

　　重庆涉黑案庭审现场，是一个律师的“信心考验场”。

　　2009年12月30日，李庄案开庭，控辩双方围绕着“质证”争执不下。

　　公诉人称，“李庄编造龚刚模在羁押点被吊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的谎言，教唆龚刚模出庭做伪证。”

　　李庄则自辩说，“会见时，是龚刚模告诉他的细节，当时在铁三坪临时羁押点，有警察，还有两个为他疗伤的医生。”

　　作为关键证人，李庄的当事人龚刚模、助理马晓军均未出庭质证。辩护律师认为，“龚刚模是否遭到刑讯逼供是此案的关键，龚案还没有开庭审理，龚本人也不出庭质证，庭审如何进行？”

　　“刑诉规定证人有出庭义务。”北京律师夏霖解释，“但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有4种情况证人可以不出庭，前3条是列举，比如不是关键证人、有疾病等；第4条是一个兜底条款，有其他原因也可以不出庭。正是这个‘其他原因’，导致证人不出庭成为常态。”

　　因此，李庄案审理结束后，龚刚模是否遭到“刑讯逼供”的关键事实，还需要在另一起尚未开庭的案件中寻找答案。

　　等待6天后，2010年1月5日，龚刚模出现在被告席上。重庆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傅达庆，接受重庆司法局指派，为其免费辩护。开庭讯问中，龚刚模对“领导黑社会组织”予以否认，但对“刑讯逼供”保持沉默，只字未提。

　　直到1月9日，龚刚模在庭审中方才明确表示，自己并没有遭到刑讯逼供，原因是“我被警方抓到江北区的第一天，讯问我的警官就告诉我，有领导指示，对付我这样的涉黑亿万富翁，要文斗，不要武斗”。

　　于是，在开庭前，龚刚模在看守所按响了铃，举报了自己的辩护律师。

　　与之对比，龚刚模同案其他主要被告人反应强烈。1月6日下午，公诉方宣读完指控后，除龚刚模外，其他被告均表述遭受警方刑讯逼供，存在“几天几夜不让睡觉”等相似情形，并有多人要求验伤，调取审讯录像和照片。

　　樊奇杭在9日的自辩中再次强调，自己“被吊十多天，双手麻木、头痛，生不如死，没办法才在口供上签字的”。

　　这个说法和李庄的自辩颇为相似。李庄向法庭提交了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报告显示，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

　　在龚案庭审中，更多不排除刑讯逼供的证据被律师提出。

　　在重庆市一中院和检察院一分院共同对龚刚模、樊奇杭、张孟军等人的伤检笔录中显示，龚刚模和樊奇杭腕部有伤，二人分别自述双手“有麻木感”和“双手感麻木”；张孟军胸部有自杀伤痕。

　　另外，律师发现，警方提供的部分口供存在雷同。“不同被告人的口供有多处整段相同，连错误都相同，说明这是复制粘贴后，再拿给当事人签字的，有非法取证的嫌疑。”朱明勇强调，“这些口供，无一例外都是有罪供述。”

　　事实上，律师早已“输”在起跑线上。刑事案件分为侦查、起诉、审理三个阶段。侦查起诉阶段，律师没有取证权，此时控方(公安机关、检察院)有全面搜集证据的义务，即同时搜集“有罪”与“无罪”的证据。

　　“命案必破”“打黑除恶”“保一方平安”的要求下，警方取得的几乎都是“有罪”口供。夏霖、朱明勇等律师认为，近年邓玉娇杀人案、马廷新杀人案集中体现了警方与检方重视“有罪”证据的罗列，而忽略“无罪”证据的搜集。

　　进入审理阶段，律师虽拥有了取证权，但此时取证几乎等同于“翻供”。因此庭审时，公诉方可能拿出上百份“有罪”证据，律师则难有一份“无罪”证据。重庆王天伦涉黑团伙一案，律师曾要求调取证据，被法院驳回。这一行为亦被老律师称为危险动作。

　　1月9日上午，龚刚模案被告任波的辩护律师说，“我到万州区人民法院调取了案卷材料，考虑到我提交证据的风险，我还是不提交了。”这番话引起当庭窃笑。

　　在审理阶段，庭审质证环节的程序争议，也在打黑中放大。

　　在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李庄及其辩护人要求公诉方出示完整证词。他们认为“公诉人故意隐瞒证词部分内容，刻意没有宣读这些口供取得的时间”。

　　这成为律师们质疑的另一关键。

　　辩护人认为，检方作为证词的口供，多是在凌晨取得。这与此前，警方说的“都是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审讯”的话不攻自破。也让“龚刚模整晚被吊，不能睡觉”的话成为可能。

　　在樊其杭的庭审中，朱明勇认为，公诉人摘录式的宣读口供，有“断章取义”之嫌。他说，公诉方应当向法庭提交全部证据、接受法庭审查和律师质证。审判长说，可以在庭审后核查没有出示的证据。

　　“根本原因在于，法庭只有质证环节，缺少质证后果。”夏霖律师认为，“影响法院判决的因素很多，所以需要当庭对关键证据的效力作出专业的认定，由书记员记录在案，庭后再根据当庭认定的事实做出裁判，否则质证就等于走过场了。”

　　法庭的裁决也引来了李庄无厘头式的反攻，他拿起身边一张纸大声宣读，“最高人民法院通知，李庄罪名不成立，建议当庭立即释放。”

　　让打黑经得住历史考验

　　李庄早就预感到自己要“出事”。朱明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9年12月7日晚，李庄跟他说，“重庆方面要抓我，因为我已经破坏了打黑的顺利进展。”

　　此后，李庄与重庆方面的冲突接连不断。

　　他强调龚刚模不是黑社会，坚持认为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与打黑大形势格格不入。他在会见当事人的时候与专案组警察发生正面冲突。在与法官见面的时候，态度强硬。

　　朱明勇描述了他们在江北区看守所的遭遇。11月24日，朱明勇在法院复印案卷后，第一时间赶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樊奇杭，却被告知“必须要专案组成员在场才可以会见”。朱明勇据理力争，认为案子进入审理阶段，被告人已由法院换押，公安机关已无权接触被告人。

　　随后赶到的李庄则更为激烈，在看守所大声争执，还试图通过看守所检察室、法院解决问题。

　　眼见争执不下，两人为了见到当事人不得不妥协。会见后，李庄在会见室指着一名专案组人员让他出去，并说，“你就是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

　　自此，李庄与重庆方面的梁子结得更加深了。

　　李庄后来成为被告后，在庭审中提出，他曾与江北区看守所刑警有激烈冲突，要求江北区人民法院、检察院整体回避。

　　在朱明勇的描述中，一边是抗争激烈的李庄，一边则是“服帖”的当地律师，“当时，在场的众多重庆律师，自始至终没人说话。”

　　在龚刚模案开庭之前，已有谢才萍案、王天伦案、黎强案、陈明亮案等涉黑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参与代理的律师亦数百人。

　　重庆律师李勇认为，看起来“服帖”，是知道“掰不动”。

　　2009年9月8日，重庆市司法局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承办涉黑涉恶案件的律师事务所要指派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律师参与辩护和代理工作”，“律师办理涉黑案件，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坚持基本犯罪事实清楚，基本犯罪证据确凿的原则，不纠缠细节”。

　　实际上，不要纠缠程序的“细枝末节”，不仅是重庆律师的桎梏，而早已成为刑辩律师的共识。

　　谢才萍一审辩护律师杨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庭前，我与谢才萍会见了两次，都是按照看守所指定的程序。”

　　“不按他们的程序，闹僵了关系，对当事人也不利。”陈明亮案被告人马当的辩护律师刘洋也认为，“我执业二十年来，第一次在审判阶段与警察一同会见当事人，这四个警察一个记录，一个站着监视，一个摄影，一个录像。但我并没有问为什么要跟着，我想他们也是执行规定。”

　　2009年12月24日至31日，陈明亮案在重庆第三人民中级法院审理。刘洋当庭提出，在看守所会见时，马当称自己遭到诱供，“口供里写，我向重庆高院副院长张行贿20万。张供述是我行贿，但是我不认识他，他也没有见过我。但是警察说，只要你签，我们给你办取保候审。”

　　此诱供情节刘洋当庭提出，并要求辨认程序，法院认为，马当的照片已经在报纸上刊登，已不具备辨认的条件。

　　随后的质证中，亦有多名辩护人、被告人提及警方曾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不符合证据的合法性。辩护人还“抱怨”会见时与当事人的交流都存在于警察的眼皮子底下。

　　不仅陈案、龚案、李案，包括此前的谢才萍案、黎强案、王天伦案，律师都曾指出律师会见等程序问题。

　　黎强案中，第四被告人黎德明的辩护律师邓智勇曾当庭说，“首先感谢检察官，终于让我见到了我的当事人。从今天的庭审看，他不可能走出这个法院。对于打黑，我们是支持的，但是不希望成为黑打。”

　　律师的稻草

　　“几乎所有律师都清楚涉黑案件的取证、会见等程序可能存在瑕疵，”重庆律师协会副会长孙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所以，重庆律师还是把辩论重点放在了实体辩护上。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泰斗赵长青正是实体辩护的一面“旗帜”。去年10月末，他为“车霸”黎强作出无罪辩护，认为其行为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最后的辩护词中，他提出公诉机关提交的1849件证据，无一证明黎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这一辩护将“依法审理”引入了人们的视线，舆论也因此分野。一部分人认为，赵长青是尽一名律师的职责，既保证公民合法权利，也对公权力制衡。另一股声浪则认为，律师为黑社会辩护，本身就是黑社会，“狗头军师”等叫骂声也开始出现。

　　“这次引发的网络批评出乎我预料，”赵长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老百姓骂我，表明大家都支持打黑，但是，围攻辩护律师，表明人们缺乏法律常识。”

　　“从我经手的案子和其他案的案情看，有些团伙被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有些牵强。”几乎同时，重庆李义涉黑团伙案中，被告人李志刚的辩护律师周立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尽管此次打黑受到老百姓普遍欢迎，但要防止打黑扩大化，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要对被告人负责。”

　　黎强一审判决书显示，法院没有采纳辩护人赵长青的意见。

　　随后，11月，龚刚模案进入起诉阶段，异地律师陆续出现。媒体开始集中报道多名北京律师前往重庆承办涉黑案件。没有“文件”束缚，异地律师更多地“纠缠”程序，也试图在实体辩护上对法院的判决施加更大的压力。

　　“刑事案件，大都是公诉人怎么说法院怎么判。对律师而言，影响法院的判决，才是关键。”赵长青认为，在认定黑社会性质与律师的合理辩护之间做出判断，将是重庆法院的难题。

　　但影响重庆法院判决的依据，在李治明涉黑团伙案审理中，公诉人曾当庭透露，是按照重庆公检法“大三长”会议的标准。

　　2009年10月25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公安局，以“三长”会议纪要的形式(渝检会[2009]11号)，印发了《关于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为持续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对立法解释的四个特征提出了新的具体意见。

　　这份意见对于黑社会的“组织特征”进一步解释，“恶势力团伙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明显的性质转变节点”，“成员之间因公司、企业内部管理形成制约关系，或者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组织关系等，也是组织特征的重要体现。”

　　针对这份《意见》，为谢才萍案辩护的律师悲观的称“一审即为终审”。“一审在重庆中院，终审在重庆高院，始终在重庆，也始终是这份文件。”

　　谢才萍案2009年11月3日一审判决，谢才萍等15名被告人不服上诉。通过重庆高院书面审理，12月9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记者从终审裁定书中看到，谢才萍甚至没有辩护人，其一审辩护人杨超说，“因为一些原因，我们与家属没来得及签订委托协议。”           ★                         

　　(本刊实习生陈欢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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