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废止与国企改革的决策基础

　　中国思想力

　　◎李鸿谷

　　“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因为我从小学到离开家的时候，全家5口人只有9平方米的住房。”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面对面”交流时，以此开头进入了他对中国住房政策的解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友好的沟通界面。

　　“两会”前夕，2月27日，温家宝去到新华网，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这是温家宝的第二次在线交流了，未来这一交流模式是否将会制度化？此次交流结束时，温家宝总理已跟网友“勾指相约”，以此来看，答案已渐明朗。

　　评论者如曹景行将温家宝的在线交流论为：“这是中国民主政治以及中国言论空间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判断，但如果我们回到中国政治运作实际，如何理解这一利用网络平台在线交流的真实价值，以及它在政治操作过程中的位置呢？

　　网络之于最高决策者的价值，由公开的报道看，始于2003年。新华社报道胡锦涛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对一位参与防治“非典”的一线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之后，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去到人民日报社，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们在线交流——自此开启了中国领导人通过网络平台，与人民交流沟通的通道。在“强国论坛”上，胡锦涛解释说：“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会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温家宝总理对他上网的解释也非常直接：“说句老实说，我上网主要是为了听取意见和呼声。不管这些意见来自哪个方面，总代表一种情况、一种现实、一种需求，对于我们决策有帮助。”

　　“意见和呼声”，以中国政治运作的实际看，这是一个起点。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院院长徐勇教授对中国政治运作的界定是：“问题导向”——发现社会真实问题、寻找对策、形成政策。在这一实际政治运作的框架里，互联网提供了传统信息收集渠道之外一个更直接更公开的通道，它的价值是信息收集以及问题发现起点意义上的升级。

　　有意思的是，温家宝总理的两次在线交流所选择的时间都在每年底中央经济与农村工作会议之后，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会议之前——年底与年初分别举行的这两次会议，是中国政策出台的关键期。在这个时候选择在线交流，其价值当然亦不止于信息收集那样单纯。那么，中国领导人听取的“意见和呼声”，最后如何形成中央政府的决策与政策，这是我们的兴趣所在。由问题发现到决策与政策，其实是一个将智力会聚成思想力的过程。

　　回到“蜗居”问题，温家宝总理的将中央政策概括成四个方面：第一，增加保障性用房；第二，鼓励和支持人们购买自住房和改善性用房；第三，抑制投机性和投资性住房，主要采取经济和法律手段；第四，管好市场。由此而观，从问题到政策，绝非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复杂系统的调整过程。这个过程，问题的发现、分析、对策寻找……思想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了我们回应问题的能力，也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式及速度。

　　大国治理，问题与政策之间的思想力，当然关键。■

　　中国思想力的生产模式

　　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上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鸿谷

　　制度建构与变化背后，是人的故事。

　　观察中国思想力的生产方式，将时间起点定在1980年，未必不妥。那一年，周其仁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学生——30年后，周其仁回忆当年：“我还是分外怀念那时的生活方式：背上一书兜文献到农村调查，观察、访问、座谈之余，就是阅读和讨论；车马途中，则是思想神游的最好时光。也许因为头脑和心智被真实世界里有待解释和说明的现象充斥，我对在想象的约束下表现高超智力的学问一概没有兴趣。”当年的大学生周其仁参加的，是杜润生领导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农发组)。

　　2008年，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给了杜润生及农发组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农发组的研究，由这样一批论文与报告构成：

　　《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好办法》 王贵宸、魏道南(1980年1月)

　　《为什么经济水平较高的水阳公社也搞了“包产到户”？》 孙一谘(1980年8月)

　　《论包产到户——一个重要的理论政策问题》 杨勋(1981年)

　　《包产到户所体现的经济原则和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王小强、周其仁(198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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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的研究，其基本格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都是农民自己的创造，研究者去总结、提炼，然后形成政策”。这一方面，即使如周其仁这样的“非党人士”，亦接续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之传统；另一方面，也形成新时期的思想力生产的一种路径。即使更晚一些的研究者，比如农村问题学者于建嵘描述这种路径：“为了真正了解现代中国的农民，必须勇敢地克服政治禁忌和自我审查，放下预设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式，以学生的身份而不是以学问家的身份深入农民的生活，进入最能全面实际地观察农民真实心态和行为的现场。”进入农民生活与农村现场，是一切农村研究的开始——循此线路的另一位当年农发组成员陈锡文，现在成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

　　当周其仁和农发组成员在乡村田野行走调查之际，后来任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的首任首席代表林重庚，开始组织一支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和行业专家考察团来到中国(1980年10月至12月)，并完成了他们的第一份考察报告。1980年，无论内部还是外部的智力资源，开始进入针对中国政府决策的思想力的生产过程。这一年，当然是一个起点时间。

　　稍后一些时间，林重庚受中国方面所托，邀请外国经济及改革专家来中国，分别举办了“莫干山会议(1982年7月)”与“巴山轮会议(1985年9月)”。

　　研究中国思想力的生产模式，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是一个有价值的会议——这并非两年后决定价格双轨制的那次同名会议。此次会议，林重庚应中国方面要求请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的经济学家与曾负责改革的政府官员，这次被寄予厚望的会议，林重庚最后描述说：“详尽了解东欧的改革经验，加剧了中国经济工作者对于在中国使用东欧经济改革模式的悲观心理，而当东欧这些专家们开始搞清楚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后，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东欧的改革经验不大适用于中国。”曾任波兰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的布鲁斯，最早(1979年)来中国讲述波兰改革经验，但在那次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上，这位对中国已有相当了解的经济学家，发现中国有些经济工作者还在试图用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分析方法来评价中国的经济改革——他态度坚决地建议他们不能再这样做了。“他明确地说，80年代中期的中国情况已经远远超出了60年代苏东改革理论可驾驭的范畴。”邀请苏东经济学家参与的“莫干山会议”最重要的结论是——无论是苏东经济学家，还是中方与世界银行的各自报告，都倾向认定：“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逐渐分步推进的过程，并非是一个同时采用一揽子的办法，从一种经济制度到另一种经济制度单纯转换的举措。”即使来自外面世界的观察，其结论，与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判断亦高度一致。

　　农业之于中国，一般更倾向认为它是原发性的中国问题。发现、理解并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去观察中国农民自己的发明与创造。而工业化或广义而言的现代化，系由外而来的挑战，虽此，也没有一个一揽子的办法可以解决，必须面对一个个现实的问题并寻找对应之策——“摸着石头过河。”因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想象的约束下表现高超智力的学问”在相当时间里，并非针对决策的思想力生产之道。

　　有着13亿人口规模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其改革开放之初，针对中央政府各项决策的思想力生产，其路径已经昭然。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院院长、曾为中央政治局学习授课的徐勇教授对此的界定是：问题导向——进入现场，发现问题，寻找对策，形成政策。

　　那么，早些年间周其仁们发现的农民的创造，以及后来研究者们发现的中国问题与提供的解决之道，在一种什么样的程序结构下，由思想力而演变成决策及政策？

　　我们仍回到“非党人士”周其仁曾参与的中央文件起草——亦即从1982年开始连续5年的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杜润生在其回忆录里记录了来自更高决策层的选择：“1981年，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我们就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文件的起草，也即思想力最终形成决策与政策的过程——“从始至终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每年农村调查，由中央和各省农口的党政部门及研究机构共同组织。随后是农村工作会议(由各省主管农业的书记和省农委主任参加)展开讨论。再由起草小组归纳执笔。”

　　风云际会，机缘巧合，上世纪80年代甚至尚在大学读书的周其仁们有机会参与文件的起草——政策的制定过程之中。

　　由发现问题开始，到寻找解决之道，最后达成政府政策对应——这一过程，在国家层面形成最终结果的载体是：中央文件。治国之道，赖乎此端。这一中国决策程序模式，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王超英向本刊解释说：“这是我们党的传统，并非后来的新创。”有所不同的是，从改革开放开始，各种智力因素，无论内部外部，都往这个程序会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