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的这一番心思实属正常。那个时代，凡是有了两性关系的，女的就跟定了男的。一旦要吹，男的几乎是流氓，而女的也几乎低人一等。女的到男方单位控诉的情况时有发生，那样一来，要么复合，要么男的受到处理。

　　■想有个亲近人，就跟他结了

　　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是三个7月。见面一个7月，拉压面机一个7月，结婚一个7月。其实也没见几面。一开始就是挺感激他，人家主动把车停下让我搭车，挺感激的。

　　当中有一次我骑车又去了他家一趟，因为我们那儿有个送信的，他说这个老范家是富农，我心想他当初骗我说是下中农，骑上自行车就找他去了。

　　他一听说我来了兴奋得就往家跑。进门我就哭，我说你骗我，你家是富农。那会儿家庭出身影响可大了。他说根本不是，富农家的根本不能当兵，不信你问去。

　　我倒不嫌他家是农村的，他家就两孔石窑。他说赶快把结婚证领了吧，一领了到时候他舅舅就能帮着把我往出办。那会儿真是无依无靠的，想有个家，想有个亲近人，就跟他结了。

　　结婚就是村里人来吃饭，办一个婚礼，那会儿行礼最多才行两块钱。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拜完以后吃饭，第一天吃饸饹，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饸饹，到中午还是饸饹，到晚上做稀的，第三天再吃饸饹。

　　完后把我调到运输公司，单位那一拨人里长得都没我好，我那会儿年轻，人还漂亮着哪。

　　他原来认识个女的，上咸阳中医学院，他一直供着上学。认识我以后，那个也毕业了，人家说要分配到延安来。他有了我，就跟那边说了，那个女的气得使劲儿哭。他跟我结婚，他说就想找个北京的，觉得可自豪了。我们女知青的那些同伴，她们也挺羡慕我。她们要坐车还过来求我，让他给拉上。

　　结婚以后我回任家坮，他还是开卡车，有时候七八天，有时候四五天回来一趟，白天没在家待过，晚上回了，一大早又走。一直跑车，就是偶尔修车在家待一天。到1986年才调到一起，在延安运输公司他开上客车，一天在家一天不在家，下午回来，第二天早上又走，就是那样。

　　完了以后，1991年他得了脑血栓。是他好心帮人家卸车，结果上面的大包砸下来，他当时硬挺回来，说人家也不容易，没有找人家的责任。后来就不行了，我在医院看了他一年，三个孩子自己在家瞎弄吃的。一年以后慢慢能走了，拄着棍儿，半身不遂。到1997年去世了。

　　你说好好的，得了那样的病。就是命。其实我跟他在一块儿生活也没几年，都是两地生活。

　　知青返城那阵子，我们考虑孩子多，回去没工作，没房子。我在北京的家就住两间公房，一大家子，没有我的地儿。回去租房，孩子上学，我们俩工作还得慢慢自己找，没法生活，就没回去。如果说只有一个孩子的话就回去了，三个孩子带上，好家伙，一家子人哪。

　　他走了以后，我也没再考虑组织个家庭。为什么呢？我觉得一个人挺省心的。不想再婚了，麻烦死了(笑)。

　　她咬着牙说：是我愿意的

　　■我说了句，要在家都擀饺子皮儿了

　　离开许明的家，她带着我们向延安城外走，往北上210国道，左边是山坡，右边是河滩，车开出几十里地，紧邻路边出现个大村，有窑洞也有砖房。眼看到了村子尽头，一座院子的门外站着一个女人，车上的许明喊她：“李桂平！”她兴奋地招手。到她们拉着手站在一起的时候，李桂平笑着，但不停地擦眼泪。她把来人让进窑洞式的屋里，靠里面是一盘大炕，邻屋有铁锅灶台。她笑着说：我是给你们做北京的茴香馅儿饺子，还是陕北的油馍馍？

　　她一说话，也是一口的北京腔。不过看得出跟许明的性格可是不一样。坐下来的时候，先从离开北京的那天聊起。

　　记着哪，记着哪，永远记着哪。那是1969年的2月7号……(哭了)。永远记着哪，走的时候我爸哭了，我爸说孩子，到那儿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爸送了我一套“毛选”。(哭)

　　到火车站的时候，我还高兴着哪，我妈走在后头，我姐夫说，妈哭了，我说哭什么，我又不是死去，我还回来呢。

　　那年18岁的北京60中女生李桂平，人长得标致，性格又要强。她说，我那时候在班里头挺红的，挺积极的，老师叫我起带头作用，和同学们报名插队。再一个，我爸也给打倒了，他是北京供电局输电公司的书记。家里这种情况，不走也不行，不走就给我爸扣帽子，说他拉后腿。

　　李桂平记得，延安来了个人，到学校作报告。说延安怎么怎么好，有好多柿子树、大枣树，好多羊，种了好多豆子。还说毛主席的枣园怎么怎么好。当时我的心就像飞到延安一样，毛主席在延安的那个课文我学过。我和同学说咱们能到延安看一看，多幸福啊。人家作完动员报告，我一高兴就织了一个围脖(http://t.sina.com.cn)，七天把围脖织好了，我就上延安来了。

　　而且，我总觉得可走了，离开家没人管了，自由了。你们没法相信，我还想，最起码我妈总说女孩子来月经的时候，不让喝凉水什么的，这回没人管我了，我能喝凉水了。就这样想。

　　可是在火车要开的时候，喇叭里播音员说了一句话：送亲人的同志们，请你们往白线后边站，火车马上要开动了。再见了，亲人！就这么一句话，站上的人都哭了，由欢送变成哭成一片。我看见我姐在站台上晕倒了。

　　坐火车到半夜里，就开始想家。到铜川以后，换大卡车往延安拉，全是盘山路，看边儿上大山沟深着呢，眼看车要翻下去，害怕得瞎叫唤，人家司机就骂我们。男生女生都挤在一起，紧张得搂成一团。

　　到了地方已经按名单分好了，集中在公社，队里来人给接走。赶着小马车、小驴车接来了。村里的农民扭着秧歌，打着腰鼓欢迎，一蹦三尺高地把你带到各自的生产队住下来。一看，都是土窑洞。

　　2月7号从家起身，2月10号到的生产队，那天是腊月二十三。老乡都过来看，跟来了亲戚似的，大地方来的人，看着新鲜，稀罕。我们把面包什么好吃的给人家。

　　头几天还好，到过年那天晚上，我、焦香、王建华、徐艾琴我们四个一间窑洞，都洗完头洗完脸准备过年了，王建华在炕上躺着，焦香在炕边坐着，徐艾琴也坐那儿，就我一个在地下站着。

　　我就说了一句：要是在家都擀饺子皮儿了，都过年了。这一句一说，都哭了，谁也拉不住谁，都想家了，年三十哭了一晚上。(哭)

　　当初的李桂平没法想到，两年后她会嫁给这里的一个农家后生；她更不可能想到，在这片黄土梁上一住就是四十多年。

　　■房东家的后生，不时会帮她一把

　　正聊着，屋外的院里有动静，是李桂平家“掌柜的”回来了。他晒得黝黑，话不多，是一位憨厚的陕北大哥。夫妇俩带着我们去看看以前住过的窑洞。

　　上到后山的半坡，看到几孔破败的土窑洞，李桂平指着说，我们四个女知青就住的这个窑洞，点煤油灯。迈进门槛，她四处摸摸，自言自语地说，这边是炕，都塌了。这是灶火，烧饭也能把炕烧热了，烟就从这儿出去。另外她们三个女知青，现在一个在西安，一个在宝鸡，一个在深圳。都走了。

　　问她旁边的窑洞是谁住？她说，我们主家的。主家就是房东家，也就是她后来的夫家。那时队里安排知青娃和房东住在一起，也好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上的一些困难。

　　在这排窑洞前面的坡下是大片的河滩地，就是他们长年种的地，播种、挑水、施肥、收割，都围着这片地转。这个队的自然条件算是不错的。

　　丈夫说，她一来的时候，我家隔壁那个窑就是她们知青的灶房，做饭的。本身农村人都落后，她们过来那种穿戴虽然比现在是不行，从卫生各个方面比这儿的当地人那是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