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老志愿军的战地回忆

　　长春市农安县有一座“凤英荣誉军人院”，里面住了一些志愿军老兵，他们都已到了耄耋之年。这里也成为附近志愿军老兵的一个活动场所。朝鲜战场的岁月，是他们共同的回忆。

　　主笔◎李伟

　　王凤和：难忘马良山

　　新兵入朝

　　我叫王凤和，今年80岁，吉林省农安县华家桥村人，原40军120师358团42炮兵团高射机枪连班长。

　　我在1950年9月16日参军，那一年我20岁，结婚不久，儿子刚8个月。我小时候没读过什么书，认识几个字，一直在家种地。那时候还没有兵役法，也不叫征兵，叫“扩兵”、“劝兵”。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不久，村里农会、妇女会都发动起来，动员18～25岁的年轻人去参军。我们家兄弟5人，我最小，他们都过了参军年龄了，我就去参军了，感到很光荣。我记得当时的口号是：“父送子，妻送郎，人人参军上战场。上战场，保家乡，打败美国野心狼，看它猖狂不猖狂。”

　　出发那一天，区政府组织大秧歌，敲锣打鼓欢送新兵。我们穿着新发的军装，十字披红，胸前戴着大红花。我媳妇抱着儿子来送我们。都出发了，她突然对我大喊：“老王啊，你啥时候回来？”我转身看着他们娘儿俩，硬着头皮说：“啥时候打完仗，啥时候回来。”我老婆就在路边哭了。我是被敲锣打鼓送走的，也是被眼泪送走的。

　　没想到，这一走就是8年，在朝鲜3年，在广东5年，其间我一直没回过家，直到退伍。

　　我们新兵先被送到辽宁铁岭，接受训练。实际受训的时间只有一星期，我被分到高射机枪连，学习使用苏制12.7毫米口径的高射机枪。这种机枪的有效平射距离有6500多米，作战时掩护步兵前进，打击敌人的坦克和碉堡。也可以防空，对空射程2400米。敌人低空飞行，摆脱高射炮的射距后就可以用高射机枪打。每分钟可以发射550～600发子弹。

　　在新兵连，我的表现突出，首长看我脑子机灵，动作灵活，就让我担任机枪射手和班长。每个班12人，操作一挺12.7毫米机枪，1名射手，1名瞄准手，10名弹药手。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被重新整编补充到40军。我们班有5个新兵，其他都是老兵。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就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名士兵。

　　进入朝鲜是1950年10月25日20时30分，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是从安东(现丹东市)鸭绿江大桥过境的。那座桥长1100米左右，中朝各占一半。部队走到桥中间的时候，我们的连长盖景文对大家说：“同志们，现在是1950年10月25日20点30分。这一步迈出去咱们就出国了，大家再回头看看祖国。祖国再见，你的英雄儿女就要奔赴正义的战场。”

　　我们回望祖国，眼泪就下来了。我心里念叨着：“老婆，你做好准备，如果我死了，把我们的孩子抚养成人，让他孝敬长辈。忠孝不能两全，帮我照顾好老娘。”在朝鲜的3年，我们是不可以给家里写信的，家里一直以为我死了。

　　踏上朝鲜土地的第一天，我就目睹了战争的惨状。我们行军时，看到稻田里一名妇女被美国飞机炸死，黄牛也被炸死了。那个妇女后面背了一个小孩，小孩没有死，在筐里哇哇大哭，身上都是母亲的血。连长盖景文把孩子抱了出来，找到一位向后方转移的老妈妈，交给她收养。如果这个孩子长大，现在也有60多岁了。

　　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我从没有在村子里见过壮年的朝鲜男人，他们都上了战场，只留下了老人和孩子。连妇女也被编入朝鲜人民军，我家里有一张朝鲜高射炮团的照片，这个团全部由妇女组成。

　　云山包围战

　　进入朝鲜不到3天，我们就和敌人交火了。我所经历的第一场战役就是云山包围战。对手是美国王牌部队——骑兵第一师。

　　敌人分三路向中朝边境推进，我们也分三路迎击，我们40军就在中路，整个战线有300多里长。敌人的进攻势头很猛，装备先进。尤其是空中优势明显，掌握了制空权。我们只能晚上行军，白天隐蔽起来。敌人的飞机很猖狂，飞得很低，有时贴着山峰侧飞，飞机肚皮上的油箱看得清清楚楚。敌人发现我们后，就用机关炮扫射轰炸，扔燃烧弹。我们被飞机炸死了很多人。但是我们不能还击，这样就会暴露目标，招来更多的轰炸。很多战士，就无声息地被烧死、打死了。

　　我的命大。有一次飞机俯冲扫射，子弹从斜上方擦过我的胸口，把我的背包带打断了。我吃饭的铜勺子放在背包里，后来发现也被子弹打断了一半。那是我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飞机中最恐怖的是L84战斗机，我们管它叫“油挑子”。它的两侧机翼下各挂了一个固体燃烧弹，前后各一门机关炮。燃烧弹投下去，下面就是一片火海。4架“油挑子”就可以把农安县城烧成一片废墟。

　　由于美军的势头很强，首长们就设计了一个包围战术。我们中路40军向后迅速撤退，两翼部队缓慢撤退，形成一个大口袋，把骑兵一师放进来。然后东西两线把口子一扎，将敌人全歼。

　　我们40军是口袋底，在中路先撤退向后跑，一些老兵不理解，很有情绪。在到达预定位置后，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停止撤退，转身迎击敌人。敌人已经追了上来，距离敌人一公里的时候，我很害怕，心里啥都想，但一旦打起来就不怕了。司号员吹起号角，我们进行反攻。在战场上，小号的声音太小，根本听不见，就吹一种牛角，发出呜呜的声音。

　　我们反身冲回去，和敌人纠缠在一起。双方都没有阵地，部队各自为战，看见敌人就杀。敌我犬牙交错，乱成一团。冲的快得杀到了敌人身后。我们的身后有敌人，敌人的身后也有我们。

　　在这场战役中，我们部队被打散了，连长都找不到了。这一仗打了一星期，非常惨烈，有的山坡上盖满了战士的遗体。

　　连队打散后，我们暂时跟着别的连队，在战役结束后重回建制。我们班有个战士叫冯志林，也是农安县人，和我不是一个乡。云山包围战后他就没有回来，我一直以为他死了。2007年，农安县开“八一”建军节大会，把我们这些老兵请到会场。我听说有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冯头也来了，就想起了冯志林。

　　我找到那个老冯头，他就叫冯志林，原先部队的番号也和我一样。我一看对上了，就说你原先有个外号，那时候你个子很小，背个枪拖在地上，大伙叫你老母猪，对不？他就站起来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他，他说想起来了，就一把抱住我大哭。这么多年，他都以为我死了。云山包围战后，冯志林跟了别的部队，直到战争结束。

　　这场战役使我们志愿军在朝鲜站稳了脚跟，打出了士气。战役结束后，文工团的同志编了一首歌，叫《志愿军不怕困难多》。我唱给你听：“志愿军不怕困难多，经得起寒冷经得起饿，两条腿撵上四个轱辘，翻过高山跃大河。不怕美国飞机凶，隐蔽好了找不着，不怕美国飞机多，照样打仗照样唱歌。”

　　1951年初我们打到了汉江边，敌人把桥炸了，在江岸建立工事阻击我们。上级要求我们强渡汉江，继续追击。那时候天气很冷，汉江边上都结了冰，中间还是活水，江面有五六十米宽。在江中心，小个子要踮着脚走，大个子要淹到脖子。

　　我们的进攻时间是在晚上，趟水过河。我把机枪顶在头上，踏入刺骨的河水。敌人向空中发射照明弹，把江面照得如同白昼。几十架敌人飞机在空中扫射，对面机枪子弹如雨点一般泼过来。很多战士被打倒在水中，整个江面都变红了。

　　我们付出很大的伤亡突破了敌人的江岸防守，过江追击敌人。跑着跑着，我发现胳膊和腿都抬不起来了。原来，棉衣棉裤都冻成了冰疙瘩。很多战士冻伤了手脚，还有的在路边休息就没有再站起来。

　　坚守马良山

　　在朝鲜，我印象最深的战斗是守卫马良山。

　　马良山是我们从敌人手里夺回的一个阵地，非常重要，前后能控制上百公里的范围。攻打马良山的部队是英军和土耳其军队，他们组织了很多次冲锋。我们在这里苦守了半年，始终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

　　最初我们在山上挖散兵坑，工事很简陋，一人一个坑，勉强能蹲下来。敌人进攻的火力非常猛，完全是灭绝式的火力打击。

　　敌人先用四五十架飞机倾泻炸弹，轰炸大约20分钟，天昏地暗。轰炸机过去后，再上“油挑子”，至少4架。油挑子扔下燃烧弹，山上浓烟滚滚，一片火海。随后是炮群轰击，敌人使用102加农炮、105榴弹炮，地动山摇。炮弹像雨点一样，山上的土不知道翻了多少遍了，黄土变成黑土，碗口粗的松树被弹片打折，变成秃山。然后是坦克，冲到阵地前，用火焰喷射器喷射。最后才开始发起步兵冲锋。

　　按照这样的打法，一轮重火力压制后，一个班也就会有两三个命大的活着。这时候，连长会用报话机通知后山的预备队，通报我们的伤亡情况，请求增援。预备队迅速从后山增援，进入阵地，填补空缺。所以我们的人仿佛永远打不完。

　　近战时，我们有很强的地理优势。阵地前是几十米的陡坡，敌人必须冲上来。当靠近到30米左右时，我们才开始射击，手雷、手榴弹、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一齐开火，把敌人歼灭在20到30米之间。敌人上来越多死得越多。

　　大部分牺牲的战友是被进攻前的火炮击中的，而我的弹药手张照库，则是在敌军冲锋时被流弹打死。我们的弹药放在阵地后面50米的地方，以免被炮弹击中。战斗打响后，弹药手们在交通壕里来回运送弹药箱，每箱300发子弹。张照库是第一弹药手，负责把子弹挂在机枪上。他是黑龙江人，刚刚18岁，还没娶媳妇。

　　在那次战斗中，他突然向后倒下了。我回头一看，他的帽子已经掉了，浑身是土，胸口是血，嘴巴张得很大，估计被打到胸口了。我来不及照顾他，转过身继续向敌人开火。担架队上来“抢架”，把他抬到阵地后面100米的救护站。一般情况下，伤员们在那里简单包扎，用树枝盖上，然后被老百姓的担架队和两个班的战士护送到后方医院。那天的炮火特别猛烈，我们的担架队根本送不下去人。张照库伤得很重，我估计他很快就死了，甚至被击中时就牺牲了。

　　敌人后来发现我们不断有增援部队进入阵地，就将炮火延伸到我们身后的交通线。我们的预备队必须要顶着炮火冲上来，牺牲也很大。其实，阻击战中最危险的是炊事员。他们在山沟里做饭，每天都要冒着炮火给我们送饭送水。有时候连续几天，炊事员都被炸死在交通线上。有时候出发两个人，到达的只有一个人。我们的每袋炒面、每滴水，都是炊事员用命换来的。

　　炊事员牺牲了，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最长的时候断粮断水三四天。饿得厉害，我们就吃固体牙膏，用刺刀砍掉松树的老皮，吃下面的嫩皮。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水壶，一壶水要准备喝10天，渴了就用嘴抿一下。水喝光了，就喝尿。

　　敌人不进攻的时候，我们就打眼放炮挖山洞。开始是半坑道，只有一个口，遇到打炮我们就钻进去。有一次故意把敌人放上山，我们打开洞门的伪装，前后夹击把敌人消灭。后来我们把整座山都挖空了，用这种办法坚持到了战争结束。上级首长说，我们3年在朝鲜挖的山洞相当于从“三八线”到鸭绿江边的距离。

　　常有人问我，老王，你一共打死了多少敌人。我说不知道。因为一个连10个班，每个班一挺高射机枪，每次都是大家一齐开火，不知道是谁打中的。只有一次，我清楚地击毙了一名美军的军官。

　　那次敌人攻到了下面的一个平台，打了几次没冲上来。连长盖景文就趴在我边上指挥。我们看见一个大胡子军官，把半截烟头扔在地上，指挥进攻。双方已经很接近了，大概30多米，声音都能听见。连长命令说，打他，点射。我于是扣动扳机。那个军官应声而倒。第一次没有打死，他又挣扎着起来了。连长踹了我一脚说继续打，我的枪又响了，这次他倒下不动了。

　　没想到的是，敌人马上举起了白旗，向我们投降。此时他们既上不来也下不去了。连长说，停下，别打了。但是我完全没有听到，别人也没有听到，继续向下扫射。我们都杀红了眼。战斗后，连长给我的“战评”总结是“不听指挥”。

　　还有一次，我们打掉了敌军的一挺无人机枪，抓了一个俘虏。我们阵地对面有座小山，直线距离不到100米。山上有一挺重机枪，24小时不停地向我们开火。一天晚上，连里命令我们班去前方阵地侦察。连长和我一共6个人，我带了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其他人背着苏制的铁把冲锋枪，每人带4个手榴弹。爬到一半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敌人阵地前八字形铁丝网，上面挂着手雷。我用大钢钳子切断铁丝网，慢慢向前爬。

　　趁着月光，我们接近了敌人的一个机枪阵地，但是里面没有人。机枪还在打，是因为扳机上拴着根绳子。我们悄悄顺着绳子摸到十几米外的一个防空洞，看见一个敌人头朝里躺着，把绳子拴在脚上。连长命令我们抓个活的。我们就冲了进去，4个人把人按住制服，两个人把枪扛走。

　　我们还没走到铁丝网的口子，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的警惕性很高，发现枪不响了，就向这边天空打出照明弹，于是我们被发现了，子弹就像雨点般打过来。我们架着俘虏迅速撤离。回去时候牺牲了一名战友，他是四川人，是个“解放兵”。敌人发现我们抓走了俘虏，就用更猛烈的炮火报复。

　　我们坚守马良山半年，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付出很大的代价，牺牲了不少战友。但阵地始终在我们手里。文化教员编一首《美丽的马良山》，教给我们唱。每打退一次敌人的攻势，阵地上都会响起这首歌。

　　我唱给你听：“马良山，马良山，美丽雄伟的马良山。我们永远歌唱你，英雄阵地马良山。秋季的马良山，原来无人烟，小小阵地无罗网，里外上下紧相连。敌人发动秋季攻势，妄图攻下马良山，炮弹把黄土翻三尺，满山松树都打弯，损兵折将一万多，没攻下英雄阵地马良山。马良山，马良山，永不屈服的马良山，我们歌颂你，英雄阵地马良山。”

　　我们从马良山上换防，不久后战争结束了。1953年10月25日，我们重新返回祖国。也许是巧合吧，我在朝鲜整整战斗了3年。

　　回国后，部队直接开往广东，我们驻守在大陆最南边的雷州半岛。1958年，我退伍了，这才回到了阔别8年的故乡。

　　那天我一进门，我妻子就扑到我身上号啕大哭。然后我母亲出来了，我赶紧给我妈跪下。她把我的头抱在怀里哭。这时我儿子已经8岁了，站在一边呆呆地看着。我妻子说，这是你爸，快喊爸。他吓得转身就跑。好长时间，我儿子都不叫我爸爸，也不跟我出门。

　　当年我是从安东过鸭绿江的，我大儿子就叫“安东”。今年他已经60岁了。

　　我老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我不愿意回忆，心里难受。但有些事总也忘不掉，除非死了。比如死在我边上的张照库，他才18岁。

　　我现在和老伴生活在一起。我们年纪大了，干不动农活，家里有6亩地都租给别人种。各种优抚金，每个月我们有400多块钱，一年算上低保，我们俩有7000元的收入。这些钱够吃饭了，但是不够看病的。当初我们村一起参军去朝鲜的有12个人，有人牺牲了有人病死了，现在还剩下3个人。希望能帮我们老兵反映反映，我们的生活比较困难。

　　我们老兵还有两个心愿，一个是去北京，再看看毛主席；还有就是重回朝鲜战场，看望一下牺牲的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