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一方面，志愿军司令部也暂时没了这支先头部队的消息。这一段时间，也是彭德怀和几个副司令员最心焦的时候。“彭总和解方参谋长都蹲在电台那儿，跟电台台长一起听信号。结果113师插到三所里的时候，发了一个信号，也没说到了哪里，发来以后，通信处长一查坐标，结果已经到了三所里了。这个关键性的一招成功了，彭总才放了心。”

　　在焦灼不安中，11月28日早晨8点，一个令大家兴奋无比的消息传到司令部：113师无一人掉队，终于比撤退的敌人早5分钟插到三所里，关死了美军南逃的一道重要闸门。

　　“第二次战役打了以后，我们就已经把敌人打残了，他们已经退到‘三八线’以外，等于和我军一下脱离接触了。”杨凤安说，战役结束后，他陪同彭德怀，还专门到战场去看过。“1000多辆汽车，都在马路上，敌人的一些物资堆积得到处都是，那些都是缴获的战利品。”

　　将“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以南的战绩出乎很多人意料。此时，彭德怀希望暂停修整，但毛泽东从政治上考虑，要求彭德怀打过“三八线”。

　　“第三次战役实际上比较勉强，但是又不得不打，打了以后向西前进，能进多远进多远。”志愿军和人民军按原定计划，出其不意地向“三八线”发起进攻。“结果一打，敌人这个部署犯了错误：南朝鲜的部队被放在第一防线，美军在第二线。南朝鲜军队非常怕志愿军，我们突破‘三八线’的时候，他们一看穿着解放鞋、吹着小号，知道是中国军队来了，吓得把武器装备都丢了往回跑，李奇微上去以后拦也拦不住，把美军的阵形全冲乱了，所以汉城他守不住了。我们是听到广播以后，说他撤到汉城，彭老总马上下令：夺取汉城！汉城有个大桥，李奇微亲临汉江大桥桥头指挥，但老百姓和军队混在一起往南跑，他在桥上堵也堵不住。我们一下子追他到北纬37度线，打到水原一线。”

　　正在军队向南乘胜追击时，彭德怀又一次果断地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彭老总判断敌人是有计划地撤退，准备在大田大丘一带建个防线，如果我们进到那里，战线就拉开好几百公里了，后边部队还都在西南、山东没上来呢。另外，美国的主力没有受什么损失，又占有绝对的海空优势，如果再来个第二次仁川登陆，那我们比朝鲜人民军的失败还惨。”彭德怀的意见得到了志愿军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于是志愿军主力后撤到了汉城以北。

　　冲突

　　志愿军三战三捷、把“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和占领汉城的消息，让国内也欢欣鼓舞。那时候也渐渐出现一种论调：“美国佬没什么了不起的”；乘胜追击，“把美国人赶下海”的日子也不远了。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彭德怀的决定，最大的质疑来自苏联人拉佐瓦耶夫。拉佐瓦耶夫曾是“二战”后期苏军进入朝鲜向日本关东军进攻时的苏军集团军司令员。苏军撤回国后，他改任为苏联驻朝鲜大使，实际上是朝鲜人民军的总顾问。

　　“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朝鲜开了个会，拉佐瓦耶夫在那儿就说，中国志愿军八大罪状，朝鲜的内务相朴一禹是从延安去的，他就把情况向彭老总讲了一下。”1951年1月5日，中朝军队高级干部会议在君子里召开——1950年12月，经金日成与彭德怀商议，志愿军司令部迁至君子里，成立了中朝联军司令部。金日成与朴宪永、苏联驻朝鲜大使兼军事顾问拉佐瓦耶夫都前来参加这次会议。杨凤安曾多次陪同彭德怀多次会晤金日成，在他印象中，“两人关系很好”，彼此尊重，但是拉佐瓦耶夫的态度不一样。

　　杨凤安说，这次会上，拉佐瓦耶夫和彭德怀激烈争吵。“会议之前金日成、朴宪永、拉佐瓦耶夫谈这三次战役的问题，拉佐瓦耶夫的基本观点是，朝鲜战争可以速胜，说古今中外没有在胜利面前停止追击的，这是右倾。彭老总耐心地给他解释，说志愿军这个时候没有吃的、没有弹药，有的连鞋子都没有，追敌人袜子都没有了……连续打了三次战役战斗力一直也没补上，有的连队100多人还剩50多个人，所以我们已经元气都要伤了，反复说明不能再继续追下去。这个拉佐瓦耶夫他就老摇头，就是听不进去这些理由。”

　　拉佐瓦耶夫一再坚持：“只要志愿军继续向南进攻，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甚至提出“最好半个月内，志愿军有3个军向南进攻。”彭德怀说：“既然你们认为只要我军向南攻，美军就一定会退，我建议由仁川至襄阳以北的全部海岸线警戒和后方维护交通线，归中国志愿军担任。人民军第一、二、三、四、五等军团共12万人已休整两个月，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可继续向南前进。”

　　拉佐瓦耶夫等人说：“人民军尚未恢复元气，不能单独南进。”

　　彭德怀则回答：“你们去试验试验，经验教训也是宝贵的嘛！”

　　拉佐瓦耶夫等立即表示：“这不是好玩的，一试验就要付出好多万人的代价。”

　　杨凤安说，这时他看到，彭德怀很生气地大声说：“战争不是儿戏，不能拿几十万战士的生命去赌博！就这样定了，不南进追击。错了我负责，杀我的头！”

　　会后，拉佐瓦耶夫立即给莫斯科发电报，向斯大林告状，指责彭总“右倾保守，按兵不动，不乘胜追击”。彭总也把会谈情况发电报给了毛泽东。

　　“这种政治性的并且涉及国际关系的电报，一般是由我交给彭总看完后烧毁；彭老总发给毛主席的绝密电报，也是少数领导人阅后发走。”杨凤安回忆。可是这一封发给毛泽东的加急绝密电报，彭德怀却指示交给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阅。杜平看到电文最后一段文字写着：“目前朝鲜战场形势，志愿军不能乘胜南进追击，错了我负责！”杜平把电报稿交给杨凤安说：“看来彭老总真火了，快点发出！”

　　“彭老总把这个原原本本的电报直译发给毛主席，实际是毛主席把电报转到斯大林那儿——电报里斯大林叫‘菲里波夫’，不是‘斯大林’，这些都是直译电报，只有我知道别人都不知道，直译之后我应该负责烧掉，但最后我没烧我保存着，回国以后我交到保密局了。现在中央档案馆问：‘这些事情你怎么都知道？’我说这些东西都经过我的手，我怎么不知道？”

　　“斯大林立即回电给拉佐瓦耶夫说：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东方战场今后一切听彭德怀的指挥，不准他再乱指手画脚。斯大林还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很快斯大林就把拉佐瓦耶夫调回国了。”

　　实际上，精明的李奇微在仔细回顾历次作战记录中发现，志愿军每次进攻都在7天到8天后自行停止，他判断出这是因为志愿军的粮食与弹药补给困难，他将志愿军的进攻称为“礼拜攻势”。他断定志愿军短期不可能发动进攻。“其实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彭老总的判断：我们25日停止追击，27日美军就反攻，如果敌人要是被打得不行了，他能反攻么？”杨老说。

　　1950年2月20日，杨凤安随彭德怀专程回国，向毛泽东等人汇报朝鲜战况。当时毛泽东这样对彭德怀说：“在撤退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有意见，可以不必介意。关于朝鲜战局的发展问题，按照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的原则办。”杨凤安回忆，当时主席表了这个态，彭总十分高兴。他兴奋地说：“我回国要的就是主席这句话！”

　　遇险

　　自1950年入朝，一直到谈判结束后回国，杨凤安在彭德怀身边经过了抗美援朝的全过程。回忆这段岁月，杨老的另一个感触是，自入朝第一天起，彭老总就始终处于各种危险之下，这也是他们之前没有预料到的，“解放战争后期基本上像这么高的指挥机关没什么危险”。

　　威胁最大的，是美国飞机的轰炸。杨凤安说，志愿军总部有几十部电台，每天都要发出各种信号，与北京、沈阳和各军、师联系，而美军的侦察技术非常先进，他们很快地能对电台进行测向、定位。所以这一带也是美军飞机频频光临处，由此志愿军的会议绝大多数都选在晚上开。

　　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是一个废弃的金矿。整个矿区空无一人，没有水，也没有电。彭德怀的办公室设在半山腰，是木板墙的房子，当初是矿山的调度室。每当敌机靠近的时候，办公室值班人员都劝彭德怀到山沟里隐蔽防空，但彭德怀仍在办公桌前坐着不动。“飞机几乎每天都来，每次来的时候，我都和老总说出去防空，可老总老说：没事，你们出去吧！他不动谁敢动啊，是不是？”杨凤安说。

　　第二次战役之前，敌机在大榆洞志愿军指挥部上空的侦察盘旋活动频繁。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白天、黑夜有时出现伪装成朝鲜老百姓的中年人，敌机来了则用发报机或信号弹指示目标。有一天，防空号又响了起来，接着传来敌机的轰鸣声，几架F-86战斗轰炸机一架跟着一架，从山那边飞过来。洪学智拉着彭德怀出了办公室。此时，第一架飞机开始俯冲扫射，彭德怀和洪学智刚走到山沟松树林边，第二架飞机又冲了过来，洪学智赶紧把彭德怀按在地上。飞机上打下一阵机关炮，打得前后左右都是烟尘，松枝也哗啦啦往下掉。

　　“敌人已经发现那个地方是一个大的指挥机关，但是并不确定是彭老总的指挥所。这一次袭击后，志愿军领导非常着急，以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专门讲了彭总的安全问题。”杨凤安回忆，当时中央军委当即回电：“志愿军总部要注意防空，进入隐蔽部，对彭德怀的安全问题，责成志愿军党委负责。”

　　11月24日夜，志愿军党委几个常委开了一个会，专门讨论彭德怀的安全和志愿军司令部的防空问题。会议决定，机关工作人员在25日拂晓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并注意防空。“参谋长解方就告诉我们统统要隐蔽，谁也不能出来。山下边有下水道，上边有很多洋灰盖，我们就钻那里头去，谁也不让到房子里待着。”刘祥回忆。

　　在这个会上，大家决定，彭德怀的安全由洪学智负责。所以第二天一早，洪学智就来到彭德怀办公室，要他到半山腰上一个山洞去办公。“但彭总很犟，坚决不走。”杨凤安回忆。“洪副司令见劝说无用，也不顾彭总在发脾气，就死乞白赖地把彭总拉出门，他还喊我和警卫员，让我们把彭总的铺盖卷、行军床，连同毛笔、墨盒、电报稿纸这些办公用品一起拿到洞里。”这个自然洞离作战室不到200米，只能容纳三四个人。邓华副司令早已等在那里，3个人就地在防空洞里研究起了战况。

　　“过了两个小时左右，已经9点多了，彭总着急啊，他想知道第二次战役前面情况怎么样了。我说我去看一看，我就朝办公室那个方向走。我走到还没有进办公室门，我就看见两架B-26轰炸机，朝着办公室上空由西南向东北稍偏办公室上空飞过。我以为它们是轰炸完新义州要回去了。”

　　杨凤安进了办公室，里面有4个人：成普、徐亩元、毛岸英和高瑞欣。

　　到了朝鲜战场后，毛岸英的正式身份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的秘书兼翻译。志愿军总部成立党小组时，毛岸英被推举为党小组长。杨凤安说，平时大家都非常关照毛岸英，“他没有作战任务，平时我们也不叫他值班”，只有苏联的拉佐瓦耶夫来的时候，他帮助做些俄文翻译。但是毛岸英非常积极，经常和参谋一起研究敌我情况，发表意见。毛岸英的级别不够，没有呢子大衣，杨凤安说他还把自己的军大衣给了毛岸英。毛岸英牺牲的时候，穿的就是杨凤安的这件大衣。

　　一件小事，则使毛岸英给刘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机关办公室在山上，伙房在山下，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用品、饭菜都由警卫和司机从山下往山上送。“用水也是，我们从一里外的河沟里两人一桶往山上抬，走在坡陡石头多的小路上左摇右晃，满满的一桶水到了山上也基本上只剩下半桶了。”十几人抬一趟水，也只够大家洗脸刷牙勉强使用一早晨。“别人洗漱提桶就倒一大盆，洗完脸咣当一下子倒掉，他呢，每次用牙缸从水桶里舀出来，用一点倒毛巾上擦脸，再用剩下的水刷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就觉得，毛翻译这人不错，真体贴人。”

　　高瑞欣是西北人，19日才到的朝鲜战场。“刚来的时候没让他参加工作，先让他熟悉情况，25日那天他刚刚开始做准备工作。”杨凤安说，“山上有个大洞，是志愿军政治部的地方，我们和毛岸英本来是作战部门的，为了安全，也到那去睡觉。我们一般都是太阳出来之前吃早饭。他们昨天睡得晚了，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们还没过来，等到了9点多钟到办公室来，饭菜早凉了，所以他们俩就围着火炉热饭吃。”

　　杨凤安问正在作战室值班的成普和徐亩元，有什么情况，两人说没什么变化。“我问了问情况，说了句：‘你们注意防空啊！’然后准备回去再向彭总汇报。一开房门，我一看敌人飞机又飞回来了，好几架，我就大叫一声：‘不好，快跑！飞机来了！’”

　　此时，几十枚汽油弹已经离开机舱向下坠落。“解放战争时我从没看见过这东西，我心说这是什么呀？”初到朝鲜战场的杨凤安对这种武器还很陌生，而对19岁的刘祥来说，头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好奇多于恐惧，他非要出去看看飞机轰炸的情景。眼前的景象让他终身难忘：“地下天上全是火啊，没有不烧着的房子。连铁路的轨道全都是火。我说这是啥家伙呀？后来说是个凝固汽油弹。”

　　此时，彭德怀办公室及其周围已是一片火海。成普、徐亩元以及两个警卫员从火海里跑了出来，成普面部受了轻伤，可是离房门较远的毛岸英和高瑞欣却没跑出来。

　　杨凤安急速跑到彭德怀身边说：“办公室的人员，除了岸英和高瑞欣同志没跑出外，其他同志都已安全脱离，看来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杨凤安回忆，彭德怀听后就站立不稳，久久一言不发，许久才喃喃地说：“岸英和瑞欣同志牺牲了，牺牲了……”说着，他走出防空洞，缓缓来到出事现场。两具遗体已完全被烧焦，无法辨认。最终凭着一个手表和一支手枪(毛岸英回国时由斯大林赠送的)才确认出毛岸英。

　　“中午饭大家都没有吃。他后来说：‘这事要报告毛主席他老人家。’他亲拟了一份电报，发回国内。”傍晚，他与工作人员来到毛岸英墓前哀悼。他缓缓地说：“毛岸英同志是向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是一个好苗子。”又说，“岸英同志牺牲了，我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大家都黯然落泪。

　　“这天晚上，所有工作人员都搬到山洞里去了。彭总也没吃晚饭，不说话，一宿都在山洞里面走来走去。”

　　1951年2月，彭德怀从朝鲜回京述职时，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对毛岸英的死做了检讨。毛泽东说：战场上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当彭德怀问及岸英的遗体是否运回国内，没等彭总说完，毛泽东摆手说：在朝鲜战场上牺牲那么多英雄儿女，不要因为岸英是我的儿子就特殊，岸英与在朝鲜战场牺牲的千百万英雄儿女一起埋在朝鲜的国土上。杨凤安说，毛岸英原来牺牲的时候，把他已烧得焦黑的遗体用木板钉起来，“大榆洞北边有个自然洞，就把他放在那儿了”。1954年，毛岸英安葬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中，他也永远地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

　　志愿军总部搬了几次家，先是在大榆洞，后来又到德川以南的北仓里，接着又转移到君子里，又从君子里前移到上甘岭。后来为了安全考虑，又从上甘岭往北撤到伊川以北的空司洞，包括最后的桧仓，杨凤安解释说，朝鲜的金矿洞非常多。因为这里好防空，所以志愿军总部进到朝鲜以后，都是住的金矿洞。

　　可是就在搬往空司洞的当天，彭德怀和志愿军司令部的人，又有了一次生死历险。“那一天黄昏，两架敌机发现了有人在山下往山上洞里来来回回地搬桌凳，它们就俯冲扫射，又投下两枚炸弹，盘旋了两圈后才离开。”

　　毫无疑问，志愿军领导机关目标已经暴露。总部首长判断敌机明天早上肯定还会来轰炸，于是趁天亮之前把办公室的人员都叫了起来，但是没惊动凌晨2点才休息的彭德怀，想让他再多睡一会。

　　不一会儿，就听到敌机的隆隆声向这个方向飞来。杨凤安大叫一声：“警卫员，赶快叫彭总起床！”这时第一架敌机已经俯冲扫射，杨凤安说他跑进屋，伸手把彭德怀拉了起来。彭德怀刚离开，他睡的行军床就被打了几个洞——这个行军床后来被送到国内，还在军事博物馆展览过。彭德怀刚一出门，第二架敌机又俯冲过来。杨凤安说他用半边身子把彭德怀掩在底下，所幸两人毫发未伤。可是彭德怀住的地方已几处起火。

　　杨凤安说，当天原本安排邓华靠近彭德怀办公室住，因为邓华在下半夜才到，怕惊动彭老总，就搬了张行军床，和洪学智挤在一个朝鲜老百姓的屋里住下。当敌机飞来的时候，洪学智被惊醒了，他朝邓华大吼一声：“飞机朝这边来了！”可是邓华还在熟睡中。洪学智一下子把他的行军床掀翻了，拉着邓华就往外跑。洪学智的腿被撞肿了，邓华和警卫员搀扶着他，跑到屋旁的一条小山沟里。刚进山沟，敌机的火箭弹就发射了，之后又超低空飞来，扫射一阵扬长而去。

　　敌机走后，大家看到彭德怀房子已被打坏，而他躲进去的防空洞门口的草袋子上面，竟然有70多个子弹眼！再看洪学智和邓华的房子，邓华的行军床也有好几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