迥异的战争

　　主笔 李菁

　　“朝鲜战争完全是一场现代化战争，美国人除了原子弹没使以外，所有技术兵器都用到了朝鲜战场。”杨凤安说。

　　“打解放战争，国民党也没有强大的空军，基本上我们不用怕。可是到了朝鲜，美军天天轰炸，白天我们基本不敢活动，躲在潮湿的洞里，到朝鲜没一周，身上就长满了虱子。白花花的，用手一拨就下来，浑身刺痒得难受。没有好办法，大家就用开水烫衣服。解放战争时，每天的饭基本是可以保证的，但是在这里，吃饭都是问题。大家在出太阳前就得把饭吃完，等太阳落山后才能吃上下一顿。为什么呢？因为美军飞机一发现哪里有烟升起来，马上就来轰炸。”

　　杨凤安说，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话：蒋介石是咱们的运输大队长。“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武器炸药，我们都缴获了可以用。”可是在朝鲜战场，情况完全不同。因为技术人员不够，“缴获的战利品有个别的可以用上，但大部分不能用”。杨老回忆，敌人逃跑后丢掉了很多武器装备，“有时候甚至丢掉上千辆汽车，都很新的。但是我们没带那么多司机，有汽车也开不出来，一小时以后，飞机来了，把这些汽车全炸了”。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经常说‘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走到哪儿有哪儿的人民支援。所以军队可以就地补给，到哪个地方就可以就地筹划粮食。抗美援朝可不一样，一切物资都靠国内运过去。”此外，异国作战，兵员补充也是个问题，“不能取之于敌——抓到的敌人俘虏不能补充自己，也不能就地动员朝鲜青年参加志愿军”。

　　杨凤安说，对于跨出国门作战的志愿军来说，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后勤补给。“美军在朝鲜战场一共投入了1100多架飞机，志愿军入朝时一共有1300多辆运输车，第一个星期就损失了1/6，其中82.5%是被炸毁的。”第四次战役开始时，美军的参战飞机由1100架增加到了1700架，由对后方的普遍轰炸转到重点破坏我们的运输线，所以志愿军的车辆和物资损失更为严重。

　　“在东线作战的是来自华东的部队，他们穿的是南方的棉衣，1斤半棉花做的，北方的棉衣是3斤半棉花，他们还没来得及换装，戴着大檐帽就进朝鲜了，一下子就是零下三四十度的温度。在雪地里推进的速度很快，出一身汗，然后在雪地里趴下隐蔽，一躺一身冰，躺下就起不来了，甚至有的整个一个连趴那就没起来。我们去看，他们还保持着一个战斗队形……”说起来，杨凤安有些哽咽，“那次战役伤亡了4万人，其中冻伤的就将近2万人。”因为冻伤，不少人的腿不得不被锯掉，所以从朝鲜战场下来的残疾军人也非常多。

　　杨老说，1951年4月8日，美军轰炸了三登车站，“一下子炸掉了我们40万套单衣；国内补给又供不上，结果东线作战的部队到了6月份还穿着棉衣，怎么穿呢，就把棉花掏出来穿‘壳’，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有这样的经历”。

　　“当时几十万志愿军既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得不到新鲜蔬菜，断炊经常发生，指战员靠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营养不良，体力下降，许多人得了夜盲症。本来我们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强的，但是供应不上，影响了战役的发展。我们行军都是带着干粮带着炒面，也只能吃7天，所以打到第四天，都得考虑怎样往回收，再继续发展，弹药都打尽了，也没有吃的了。如果我们供应条件好，每次战役的胜利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抗美援朝跟解放战争大不一样，部队打得非常艰苦，有的战士牺牲时还咬着敌人的耳朵，有的拿手榴弹把敌人砸得脑浆迸裂，还有的战士和敌人抱在一起，后来打扫战场的时候，手都扒不开，现在想起来，我心里一直都挺难过的……”88岁的老人红了眼圈。

　　“我只是战争的幸存者”

　　72岁的彭钢不但外形与伯父彭德怀相像，连性格、脾气都继承了伯父的正直和刚烈。当年，彭钢从一名技术骨干转入政工，曾先后出任总后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总政纪检部副部长、部长，一直到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1991年6月27日，彭钢被授予少将军衔，由此成为建国后人民解放军第9位女将军。

　　彭钢是彭德怀最宠爱的侄女，也是与他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孩子。尽管对于伯父抗美援朝的记忆，彭钢是零散而模糊的；但是那些碎片背后，依然映照出其伯父坦荡、无私、无畏的伟大人格。

　　主笔◎李菁

　　出征前的团聚

　　1950年10月初的一天，正在华北小学读书的彭钢得到通知：伯父彭德怀到北京出差了，要她到北京饭店见一面。

　　“那时伯父还在西北工作，北京没有家，就住在北京饭店。”彭钢回忆，那一天，彭钢和哥哥、姐姐们都聚在一起，把本来宽敞的房间挤得热热闹闹的。彭德怀看见这些活泼的孩子们，非常高兴。“他问我们要什么东西，我说：‘不要，学校里有，什么都发。’伯父说：也许我很长时间都不会过来，我说反正你总要来开会的，我也不需要什么东西。后来伯父就给我们买了铅笔、本子之类的东西。”

　　彭钢还记得那天是星期六，3个哥哥还要回学校。“学校有活动，他们要表演叠罗汉，所以我和两个堂姐就住在了北京饭店。”

　　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告诉孩子们，自己要去西郊机场，可以顺路把她们送到学校。彭钢于是坐上了伯父的车。到了校门口，女孩子们下了车。彭德怀挥了挥手，简单说了句：“那你们回学校吧，我有事走了。”

　　12岁的彭钢那时并不知道，刚刚告别戎马生涯的伯父，马上要奔赴另一个特殊的战场。过了一段时间，彭钢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的字眼，才恍然明白了伯父此次告别的目的。“但是也没有其他什么特殊的感觉，因为我们同学大部分都是类似身份，也都习以为常，没什么稀罕”。少年彭钢更多的想法，只是觉得读书的机会难得，所以在学习上很用功。因为伯父就是她心目中的家长，所以每年学校的成绩单，她也寄到了战火纷飞的朝鲜。

　　彭钢记得，抗美援朝中，伯父回来了一次，又把几个孩子接到了他暂住的北京饭店。“我记得伯父塞给了我一点钱，虽然不多，但我也没地方放，所以就交给我的老师保管。”几天后，学校校长在路上碰到彭钢，问：“你伯父是不是回来了？”彭钢矢口否认。校长又问：“那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彭钢说是自己原来就有的。“伯父回来时，虽然没有完全嘱咐我什么，只是说他有事回来，不要跟同学讲，但我心中有一个概念：就是要保密。”

　　彭钢是彭氏家族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1940年8月20日，彭钢的父亲、彭德怀的三弟彭荣华在家乡被国民党杀害。“父亲牺牲时，我不到3岁，所以对父亲没有印象。”不久，彭德怀的二弟彭金华也被害。彭钢有记忆的是以后东躲西藏、颠沛流离的生活。“情况危急的时候，也不敢去老百姓家，怕连累人家，我和姐姐有时候还会在坟地里过夜。从小，我妈就对我说，千万不能说自己姓彭。我们周围姓胡的人很多，所以我们就说自己姓胡。”

　　“1949年，当时湖南还没有完全解放，武汉市委书记吴德峰是伯父的老部下，他把我们从湖南接了出来。当时时局太乱，也走不了，我们就先在部队里待着。”为了安全起见，彭家的孩子也被告知，不要说湖南话，免得被人听出来。周围的人都以为他们是福建人，也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1950年寒假，彭钢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转到北京，彭钢随后就读华北小学。

　　其实也就是赴朝作战的半年前，彭德怀才与他的侄子侄女们相见。

　　“我记得是1950年的4月，伯父来北京开会，把我们也接到北京饭店。我们去的时候他不在，我们刚从乡下出来，觉得什么都新鲜，坐电梯，还傻乎乎地说，怎么一下子就上来了？在房间里我看见沙发旁边有一个按钮就老是摁，后来服务生过来问我有什么事，说没事别按那个叫人的按钮……”彭钢微笑着回忆。

　　当晚，彭德怀留彭钢等侄子侄女住在北京饭店。为了节省开支，彭德怀在他的房间里打地铺。“除我之外，还有我一个堂姐、一个堂哥，加上我二姐、二哥、三哥，一共6个人，在地上睡成一排。”早上起来，彭钢却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被抱到了床上睡觉。

　　那一天，彭德怀还招待这些孩子们吃了顿西式早餐，说给他们开开“洋荤”。但是大家好像并不领情，“过了好些年我还对伯父说，你请我吃的什么东西？这半生不熟的鸡蛋就给我们吃？！”

　　虽然这是彭钢第一次见到彭德怀，但是她对自己这位赫赫有名的伯父并不陌生。“从我懂事起，家里的祖坟被挖过好几次，一次是1928年平江起义以后，一次是我父亲牺牲后。我渐渐知道，我们家的很多事情，都跟我伯父有关系，所以在我心目中伯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

　　战争记忆

　　1952年，彭德怀前额左眉上方长了一个肉瘤。毛泽东和周恩来要他尽快回国治疗，不久，彭德怀回到国内，以“农业大学王校长”的名义住进北京医院做手术。出院后，彭德怀要求尽快返回朝鲜前线，但是中央要他留下休养一段时间。中央办公厅安排他住进中南海永福堂，之后彭德怀在那里有了难得安定的7年。

　　“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伯父去板门店签字了，我后来也一直从报纸的新闻上关注着他的行踪。”1953年8月11日上午9点，彭德怀的专列缓缓驶入位于前门的北京火车站。站台上悬挂着红色的大字横幅：“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胜利归国。”“那天气氛特别好，我坐在车里看见了他，给他做了个鬼脸。”彭钢笑着回忆。

　　回到北京后，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随后任国防部长。彭钢在当年也进入师大女附中读书。因为彭德怀的爱人浦安修经常出差，家里有些冷清，彭德怀就让彭钢每天走读，住在他身边。

　　彭钢说，自己的父亲彭荣华是彭德怀从小带大的，感情比较深，而母亲是童养媳，很早就嫁到彭家，又生了孩子，彭德怀经常打趣说：大孩子抱着小孩子，所以彭德怀对彭钢这个最小的侄女也格外宠爱。

　　随着跟伯父的交往多起来，彭钢说她也随便了许多。有一次谈起抗美援朝。彭钢问伯父：“当初派你去抗美援朝打美国，你有把握吗？”彭德怀说：“谁有把握啊？当时没跟美国接触过，什么都不知道，知己知彼才行啊。打了第一场遭遇战之后，我心里才有底。”

　　还有一次，彭钢好奇地问伯父：“人家说在朝鲜战场上，一个师的指挥调动，都得经过毛主席，是不是这样的？”彭德怀有些不解地看着她说：“你怎么提这种问题？”彭钢说：“我听说的呀！”彭德怀说：“你自己动动脑子想一想，前线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都请示完了以后再指挥，我这个仗怎么打？”

　　因为工作关系，彭钢后来和洪学智接触较多。洪学智是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的老搭档，他告诉彭钢，自己当年怎样救了彭德怀一命的故事。“他说有一次刚把大伯‘揪’出去，敌机就来扫射，他的帽子和行军床都被敌人打了很多洞。”

　　洪学智还给彭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五次战役前一天，洪学智等几个副司令和彭德怀一起吃饭。这时彭德怀收到60军发来的一封电报，说是有些部队已断粮，有的部队在用毛巾和其他日用品换朝鲜当地老百姓的小鸡、酸菜吃。

　　彭德怀看完电报，脸色变了，把筷子一摔，饭也不吃了，说：“老洪，你怎么搞的，这个仗还怎么打？部队战士没饭吃，饿肚子，我们这个饭还吃得下去吗？”负责后勤的洪学智说：“前几天才给60军运了几十吨粮过去，现在起码还有几吨粮，够三到五天的。”彭德怀不信，非要派人到60军亲自调查核实，一顿饭就这样不欢而散。

　　原来60军还有几天的粮食，但是到了驻地后，有战士用毛巾之类的日用品换老百姓的小鸡、酸菜吃，政委袁子钦怕违反纪律，所以才起草了这份电报汇报。结果没把问题说清楚，白惹得彭老总发了顿火。知道真实情况后，第二天早上吃饭时候，彭德怀对洪学智说：“老洪啊，还是你了解情况，昨天我发脾气，我不对。”

　　洪学智告诉彭钢：“老总不是随便发脾气的，他是担心战士吃不上饭才发火的；而且敢于承认错误。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我们特别佩服彭老总这一点。”

　　“五次战役打得不好，他对下面的人说：‘我没有完全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们本应该取得比这个大得多的胜利，但是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有勇气、有胸怀承认自己的不足甚至错误，非常坦荡。”在彭钢眼里，生活中的伯父亦是如此。

　　有一天，彭钢同伯父聊起李世民的话题，她直截了当地问：“李世民倒是不错，能够听不同人的意见。人家能闻过则喜、接受批评，你能不能做到？”彭德怀认真思考了一会儿说：“‘闻过则喜’我还做不到，但我可以‘闻过不怒’。如果我知道自己错了，我就会不吭气，默默改正的。”

　　后来，彭德怀还真为了一件小事向侄女道歉。“有一次，我妈来看我，伯父跟我妈妈说小兔花钱多了。我很生气。我跟他说：‘你不是说过批评人要当面吗？有什么说什么，你怎么跟我妈说，不跟我说呢？’后来我告诉他我买了什么东西，我一分钱也没有乱花。好几天我也不理他。最后伯父说，那我不了解情况，我错了还不行？你不能不理我。”想起这段往事，彭钢也有点内疚：“我那时虽然有20多岁了，其实也不懂事，再加上从小他们惯着我，后来我也后悔，我当初干吗那样，在那种环境下让他那么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