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强中国的条件与路径

　　中国所有和平的期待，为的是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那么，朝鲜战争改变了什么？又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带来了什么呢？

　　实力对比与国家的战后困境，自是是否出兵的重要权衡因素，以当时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操盘人——分管财经的中财委主任陈云的角度，他如何来看待这场战争并应对它呢？这其间还稍有曲折。陈云秘书周太和告诉《陈云传》的编写者：“薄老写《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时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薄老讲：‘陈云不同意出兵。’我说：‘奇怪了，陈云同志回来讲，毛主席定了以后，他很支持，没有说不同意嘛。’1986年，我问过陈云：‘出兵朝鲜你不同意呀？’他说：‘谁说的呀？’我说：‘一波讲的。’他说：‘这有一个过程。’”陈云为什么由不同意到同意呢？陈云问毛主席：“美国飞机会不会越过鸭绿江来轰炸内地，把经济搞乱？”毛主席非常英明，毛主席说：“不会。”陈云说：“那我同意出兵。”

　　人均国民收入不及印度一半，仅有27美元——这就是中国当年的现实，加之战争，陈云将如何掌控并扭转这般局面？精彩之处在于，毛泽东所肯定表示的“美国飞机不会轰炸内地”，对“战时经济”的制定者陈云而言，不是一个定量而是一个变量。在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一周后，陈云、薄一波联名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面报告了对时局的估计与财经问题的对策。对抗美援朝开始后时局的发展，陈、薄提出三种可能：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这三种可能性究竟以哪种可能性作为对策的准备基点呢？在陈、薄的对策报告里指出：“我们的对策，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如时局只变到第一种局势，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时局变到第三种局势，则财经对策需另制。但目前先把基点放在第二种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

　　一个国家战争的应对，资源重组，绝非静态的收支增减。《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描述：“抗美援朝战争是不是会严重影响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这是不少人曾经有过的担心。事实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在国内掀起的抗美援朝运动的热潮，大大激发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它不但没有妨碍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的生产建设。”而战争进行一年，直到最后战争结束，其局势亦确如毛泽东所判断，“美国飞机不会轰炸内地”。

　　结果，有力的运筹与应对，加之全国民众爱国热情所促发的国内生产建设——1951年的经济数据出人意料地大幅增长：财政总收入为133.1亿元，财政总支出122.5亿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04%和80%，达成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的局面。而且应对政策中排第三位的“其他”——经济建设投资和文化事业经费，也大幅度超过上一年的17.5亿元，达到37.6亿元。

　　在战争情况下，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但是，这是那一代中国治国者的“终极目标”？当然不是。因有这般良势，建国初的“三五年恢复”，开始精确化——1951年初，毛泽东提出：“三年恢复，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按此目标，1953年将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那么，编制五年计划成为重要任务。更核心的问题在于，五年计划里的那些启动并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内容，由何而来？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签订的苏联向中国贷款协定规定：苏方向中方提供3亿美元贷款，在5年内分期交付，用来偿付苏联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贷款年利率很低，定为1%。中国政府用这笔贷款从苏联引进大型项目50个。这是新中国尝试利用国际资源工业化的开始。那么，五年计划，重点在那里？周恩来在《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里提出：“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本化学工业。”

　　这显然是深远影响后来，直至现在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初始方向选择。回到历史现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轻工业是中国发展的主体方向，而当大规模经济建设将要全面展开时，重心转向了重工业，为什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对此的解释是：“半殖民地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结构是畸形的：轻工业所占比重极大(当时因为原料和市场等条件的限制，已有设备的利用率还很低)，而重工业的基础却异常薄弱。钢在解放前最高的年产量只有92.3万吨，在1949年只有15.8万吨，而且缺少轧钢设备，以致有限的钢产量产品也不能全部得到利用。煤矿大多是临时性的小斜井，寿命很短。机器工业的生产能力也小得可怜，而且设备落后。至于精密工业、国际尖端和工业技术的水平，更无法同发达国家相比拟。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就根本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可言，没有巩固的国防可言，更没有现代化可言。”最后，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轻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分别为11%与89%。

　　重工业的方向既定，没有苏联的支持，完成它，甚至仅仅是完成计划编制都没有可能。那么，在已经在1950年初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两国关系框架里，苏联的支持没有疑问？历史哪有如此轻易之事。当时中苏两国面临的甚至是“信任”问题，按毛泽东的形象说法，“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

　　朝鲜战争，中国出兵作为决定性因素，解决了中苏双方的信任问题，并促使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直接支持。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协定，1953至1959年，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的50个项目，共141个项目。中国的工业化，富强国家，由此发端。

　　中国最初工业化的启动时期——“一五”计划，“相当成功”，《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如此评价。这由一系列重要增长数据构成：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农业产出和工业产出每年分别以3.8%和18.7%的速度递增。由于人口年增长率为2.4%，而人均产出增长率为6.5%，这意味着每隔11年国民收入就要翻一番。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比较——当时产出增长速度仅和人口增长速度相当(1%)——第一个五年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就是同上世纪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这本通史解释说：“苏联提供的技术帮助和资本物资，其重要性不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一场战争，从领袖的角度看，它解决了中苏的“信任”问题；而从国家的发展战略角度观察，它构成了中国工业化的条件，并因此形成基本路径。如果我们只将视角局限于战争本身，我们将很可能对此视而不见。但是，战争的价值与意义，又怎能忽视这样的结果呢？

　　中国立场

　　像朝鲜战争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受限于利益、知识格局以及资料来源种种，多数分析的局限性当然可以被理解。但超越这种种之上，这场战争的独特性尤其是传统的思维逻辑，却需要被重新认识。传统的朝鲜战争分析框架，其主流系中苏联盟对抗美国集团，亦即社会主义集团对抗资本主义集团——在冷战框架之内。这当然是一种有价值的方法论，但是中国人民的“独立与富强”期待，以及由此而做出的种种选择，在此种框架之内，却是传之不远，易被遮蔽。因此也形成论者歧义多重之局面。

　　讨论朝鲜战争的中国价值，确定中国本位与立场，才是关键。自此出发，这场战争的中苏/美国的“冷战”结构，或者改由中国/苏联，中国/美国以及苏联/美国三角框架的方法论，才是破解之道。幸运之处在于，随着苏联档案材料的解密，我们已有机会重建中国立场。

　　那个细节，价值重大。当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向中朝双方发出电报：放弃北朝鲜……这时候，曾经的讨论相对都集中于如果中国不出兵，在中国/美国结构里，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很自然，不出兵，其危险一如彭德怀所言：“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而且，中国城市已遭美国军队轰炸。

　　那么，在中国/苏联的结构里，中国会面临什么格局？

　　苏联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是斯大林的一个承诺。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初期，斯大林希望中国军队能够介入，已解密的材料表明，他在通过苏联大使罗申转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称：“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决定部署9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做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出一个喷气式歼击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杨奎松在其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里还综合解密材料：斯大林甚至慷慨表示，一旦中国的飞行人员掌握了这些飞机，这个飞行师以及已经在上海担任防空任务的另外一个飞行师的所有装备，都可以移交给中国方面。这是斯大林请求中国出兵提供的前提条件。

　　中国出兵与否的军事讨论部分，有无空军的支援甚为关键。中美双方在此项对比上，最为悬殊——正如麦克阿瑟所言：“我们的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如果没有空军支援，中国进兵，甚或国内亦将难保。

　　对苏联解密材料占有最多的研究者沈志华教授分析：“中国是否同意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是中苏结成同盟以后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发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对中苏同盟的第一次重大考验。”这个考验最后戏剧性集中于苏联是否提供空军支援。那一时刻，周恩来与林彪赶赴苏联，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希望斯大林能够实现诺言，提供空军支援。其结果，研究者李海文和张希描述：会谈结束后，斯大林与周恩来于当晚(1950年10月11日19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了会谈结果，因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故决定中苏均暂不出兵。其主要根据是：苏联空军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可出动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作战。

　　这个结果当然令人震惊。要理解其间曲折，则须回到中苏关系的历史逻辑结构之中。

　　“二战”后苏联在亚洲利益的保障是《雅尔塔协定》，因此利益所系，沈志华在其《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里描述当年的关系结构：“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则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问题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最后取得了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建立了新中国。这时候，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长春铁路和旅顺口、大连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面临调整。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在长达两个月艰苦的谈判后，终于将其权益归还中国。《毛泽东传(1949～1976)》甚至评论两国为此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意味着：“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那么，在失去了中国利益后，斯大林如何考虑苏联在亚洲的利益呢？沈志华分析：“斯大林改变了以往在亚洲保持沉默和守势的立场，决定在远离欧洲这一‘冷战’中心的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完成朝鲜统一，从而扩大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同时，这个决定也是为了迎合金日成统一朝鲜民族的革命要求。”由此，作为内战的朝鲜战争爆发无可避免。但是，美国政府迅速介入战争，使之扩大……而这并不在斯大林的预判里面。

　　这时候，中国是否出兵至为关键；而这个关键问题的解决，最后又集中到了苏联是否出动空军支援。斯大林决定放弃。这是一个单纯甚至是无可奈何的退让？并非如此。

　　在中国/苏联关系结构观察，沈志华推演这个时刻可能的演变：“中国出兵朝鲜虽然不是为了满足斯大林要求，但毛泽东不可能不考虑到苏联因素……斯大林通知中共中央，要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这样，一旦战争扩大，中国东北就会成为中美之战的战场。毛泽东当然会考虑到，如果美国跨入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中国东北援助中国作战。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毛泽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中苏新条约规定苏联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是‘虎口夺食’逼出来的。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这一地区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就是说，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

　　毛泽东如何破局？这当然需要站在中华民族利益的高度来思考与决策。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中国/苏联关系结构，中国的国家利益都已到最为紧要时刻。

　　在接到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电报后，毛泽东致电高岗、彭德怀来京讨论，结论是维持出兵不变；这一决定传至苏联后，斯大林再次表示：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这时，毛泽东再次电告彭德怀与高岗，要求他们回到北京再次讨论，结果仍是：出兵！

　　所有困局，因此破解。之后，战争结束，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工业化之道路，由此确立。

　　破局的勇气当然会带来事先并未估计的结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并打响第一战役后，苏联空军不仅立即投入了朝鲜的空战，而且不久又把作战半径从鸭绿江上空推进到清川和大同江一线……历史的趣味在于，斯大林所顾虑的是苏联空军参战暴露后会激化美苏矛盾，而反过来看，华盛顿也有同样的顾虑。沈志华描述美国空军知晓其对手是苏联空军后，“美国决策机构认为必须保持沉默并封锁消息，以免刺激舆论迫使政府采取报复行动，从而导致战争升级。正是华盛顿与莫斯科的这种默契，使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历史沉寂了40年”。

　　历史，一个永无停歇的演进过程。昨天果，今日因；今日果，又为明日因……

　　1958年，中苏关系交恶；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中国与苏联、美国的关系，至此完成了新一轮的演进与转换。那么，曾经划时代事件的朝鲜战争，还有可能面目清晰吗？后世阅史，当然是智力挑战。只是，关键在于，我们认真回到历史现场之际，有无基本的价值归依，即：中国立场。非此，何以立论？

　　(部分材料得到实习记者张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