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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上海静安区胶州路火灾事故现场，爬上脚手架等待救援的居民

吴国略

　　58个生命警示了什么

　　谁的城市？

　　主笔◎李伟

　　11月21日，从清晨到夜晚，黑压压的人群默默地走着。他们走过陆家嘴和黄浦江，走过苏州河、外滩和静安寺，走出地铁7号线的车厢。怀里抱着白色菊花的人流，走出高楼和弄堂，汇入常德路、昌平路、余姚路，来到胶州路口。

　　下午，阴霾的天空飘下零零落落的秋雨。老人与孩子，丈夫与妻子，中国人和外国人，排成一条长队，缓慢而有序地走过隔离通道，站到那座被烧得黢黑的大楼前。他们默默地放下鲜花，鞠躬，拥抱，然后相携而去。悲伤如同河流，被人潮裹挟着，从大大小小的街道涌出，在这个路口汇合、释放。

　　鲜花铺路，烛火摇曳。这一天，上海再无白菊可售。

　　一场大火，4个小时，58个生命。

　　11月15日下午，一个由电焊枪溅出的火花，飘落在一种名为“聚氨酯”的保温材料上，导致这种贴在楼体上的白色发泡状物体迅速燃烧，借助着四五级的风势蔓延开来，并释放出有毒的烟雾。大楼随即被烈焰和滚滚浓烟包围，随后，吞噬了许多个家庭本来的美满与幸福。

　　7天后，数万上海市民为这些遇难者自发祭奠。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主人：官员与市民、生者与死者，农民工和卖花的小贩。城市因人而聚集，为人而存在。城市为每一个生命的诞生而鼓掌，为每一个生命的逝去而叹息。人本是城市的中心和主角，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才会让生活更美好。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了一倍。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它是创造财富的永动机，是现代生活的舞台。而上海则成为中国城市化运动中的先锋和旗手，最引人注目的是城市建设的高歌猛进，城市高度在不断被刷新。

　　1994到2010年，浦东最高的十大建筑榜单不断变化，不断有新大楼取代旧建筑，前前后后共有41幢大楼进出这份榜单。如果将每年最高的十大建筑的高度取一个平均数，1994年浦东新区的十大高楼的平均高度是117米，到了2000年则是222米，而截止到2010年4月，这一数值达到了304米，是1994年的2.6倍。

　　如果以GDP和摩天楼为衡量标准，上海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城市。到2014年，它将拥有世界第二高的摩天楼——632米的上海中心。2009年上海城市GDP总量已经超过了香港，至2009年底，上海已经拥有至少6000幢高层建筑(24米以上的高度)，而纽约高层建筑数量是4000幢。在某种意义上，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上海已经成为世界上高层建筑最多的城市。

　　但另一方面，短期内城市高度的不断刷新并不等于城市质量的同比提升。我们用20年时间完成了一座城市的现代化、国际化，但建造这座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建筑工人，却多数是刚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农民工；他们建设这座城市，使用的可能是并非符合现代化、国际化标准的建筑材料。更重要的是，我们来不及跟随高速发展，随即建立符合现代化、国际化的高效城市管理网络及紧急事故处理的安全反应体系，却在继续扩展城市容量，继续突破城市高度。以速度为目标，超越自身能力获取城市的增长，往往会付出不可预料的代价。也许，“11·15”胶州路教师公寓的大火即是一例。

　　质量低下的建筑、无证的电焊工、非法转包的工程商、混乱的工序、危险的保温材料、老化的社区消防设施、居住与施工彼此制约的环境、缺乏防灾教育的居民……共同导演了这出本不该出现的悲剧。甚至，这场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谁也没想到，这场火就会在众目睽睽和麻痹大意之下，迅速全面燃烧成无法控制，而且无可救药！

　　问题是，在这样一起付出了沉重生命代价的悲剧发生后，我们该从中获得什么？既然“以人为本”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口号，那么，我们是否该回到这个最本质的基础，来审视我们这20年骄人的业绩，思考以后的发展？城市是人居住的，城市是为人服务的，那么，如何尊重人居住，如何保障人居住的安全，如何使城市更有居住的温暖与舒适，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谋求发展最重要的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不仅应该保证有足够的绿地和越来越被改善的空气，还应该保证每一个居民集居地都能有安全通道、安全的空间，毕竟，生命保障是城市之本。

　　城市为人民，也许这个口号没人怀疑。但我们往往太多追求光鲜的外表，太少认真细致，真正关怀这城市里生活着的千差万别的人最真实的生活。在追求城市形象与GDP的背后，我们实在有太多的盲点需要填补——城市管理者是否能将目光转移到对每个市民特别具体的关怀，关注他们的安全、公平和发展？城市的每项制度是否都经过了充分讨论和考量？每一项投资是否真是对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达到了效能？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大量细节，往往决定着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城市建设中最恐惧的是被不良资本绑架，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就应该警惕财富可能带来的隐患与灾难——在工程建设中，每一项工程是否被腐蚀？每一项材料是否真正安全？每一项工程的每一工序是否万无一失？每个操作者是否得到了很好的培训与适当的报酬？基层社区的组织是否依然有效？谁来对社区安全设施做日常的维护？这些如果不能真正制度化，人民利益依然得不到保障。

　　我们正在以巨大的雄心改变全国各地的城市，越来越多的小城市正在变成大城市，越来越多的大城市正在变为超级城市。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不可逆转的前提下，但愿这场大火能推动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城市为谁而生，更深入地理解以人为本。这或许才是生者对于死者最大的告慰。

　　上海拟将11月15日设为城市公共安全日，但愿从此警钟长鸣。

　　从11月15日赶到火场采访，数日内我们见到了无数大楼里的居民，他们有的目睹自己家被大火慢慢吞噬；有的失去了亲人；有的很幸运，全家都从火场中逃生。对于他们，灾难还没有完结，现在一闭上眼睛，他们就能看到大火在眼前燃烧。

　　除了他们，我们还尽力采访了大火中逃生的农民工，感谢一些不愿意署名的朋友的帮助，我们终于在截稿前一天，找到了“无证电焊工”——江苏建湖县25岁的吴国略的家属。除了大楼居民，这些农民工同样是这场火灾的受害者。

　　堆满了胶州路周边的花朵，似乎给这场火灾带来了唯一的一点安慰，按照一位逝者家属的话：“他们在天上的灵魂会看到的。”

　　主笔◎王恺  记者◎杨璐

　　“无证电焊工”吴国略的11月15日

　　“我在八楼脚手架上，风很大，不和你说话了，晚上我们再打电话吧。”11月15日，上海高空大风凛冽，胶州路728号的高空建筑工地上，终日寒冷。这天中午12点多，现在已经被拘留的“无证电焊工”——江苏建湖县25岁的吴国略，和他的妻子薛敏通了这些天以来的最后一个电话。随后，大火，逃生，躲藏，和几名同伴一起被拘留，现在，他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处，指代他的，还是“无证电焊工”。

　　在建湖县找到了吴国略的家人，昨天拘留通知书刚寄到，一家人正在发愣，完全不知所措。薛敏清秀、简单，和吴国略结婚5年，两人还是每天都通一个很长的电话。“说的就是夫妻的话，关于孩子啊，家里房子怎么样啊。”两人是5年前在上海认识的，当时吴国略也在工地上当电焊工。按薛敏的说法：“他是技校毕业，在盐城一家技工学校学的电焊，职业等级证总是随身带着，因为找工作要用。”而她在服装厂工作，虽然两人在上海认识，可打工者的生活简单而机械，加上在一个地方待不上多久就会离开，上海的繁华地段她没去过，这次大火发生地点胶州路一带，薛敏完全没有印象。

　　10月15日，正好一个月前，吴国略离开了小夫妻当时打工的浙江平湖，去上海胶州路工地。因为那里工钱高，“每天有130元”。而在平湖，两人月收入刚过2000元，完全攒不下钱。薛敏告诉本刊记者，吴国略心细，也爱干净，每天早上起床就把平湖那间8平方米的出租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临走时，还帮薛敏加装了几把锁，每天电话里都叮嘱她注意安全，防火防盗。薛敏完全不能相信，丈夫是不小心引起火灾，然后就撒手逃跑的那种人。她说：“他的心比我还细。”

　　小镇上这个家庭的贫困一望可知，两层小楼没有装修，吴国略的父亲在底楼开了一个电器修理铺。他和薛敏一样，当天都不知道吴国略就在出事的工地上。薛敏说：“15日晚上再打电话就没有人接了，我没看电视，也不知道他的工地具体在哪里，每次打电话给他，说的最多的是让他添衣服、吃饱饭。”

　　这几年，吴国略在各个工地换来换去，情况很少和家里说，只告诉家里人，当下这个工地还不错，是让家里放心的意思。电焊工每天要工作9～9个半小时，薛敏说，他刚找到胶州路工地的时候，说很累，不过挣钱多一点，所以还高兴。这就是关于他的工地生活的一切信息。

　　因为他不愿意薛敏过多干预他的生活，所以他被谁介绍去的工地，在上海住在哪里，家里一概不知道，现在拘留书来了，家里甚至无法去找和他一起在工地上的朋友问情况，这些朋友的联系方式也没有。

　　薛敏告诉本刊记者，当晚联系不上后，她很惊慌，但是她还不知道上海工地大火的消息，第二天，她回到建湖老家，看电视后，全家人一起有了不祥的预感，不知道吴国略生命是不是安全，还是全然没想到他会被抓。

　　从另外的渠道我们获知，吴国略和他的几个电焊工朋友一起租了一间廉价的房子住，因为工地狭窄，没有住的地方，而他们被抓住也是在这间小而破败的出租房里。寄往家中的拘留通知书上，写了抓捕时间，11月17日凌晨，零点18分，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现在被关押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薛敏她们想去上海看看他，可是，全家人连第二看守所在哪里都不知道，上海又没有熟人可以查询，拘留书上的信息非常有限。

　　9月20日，胶州路工地开始施工，无数农民工来到这里。所谓的层层转包，已经是中国工地的一个基本现实，而转包链末端的农民工，也很清楚这个现实，有工地了，他们就会聚拢而去，并非一般人设想的有个包工头带队。当然，一些灵通的工头，手中也会有多个熟练工的电话，哪个工地找人，他就能召集到尽量多的人，不仅4名“无证电焊工”如此，包括各个工种都是如此。按照11月15日16点多才从楼顶逃生下来的重庆农民工颜高义的话来说：“你给我钱，我就帮你做。”

　　老颜50多岁，他告诉本刊记者，当天16点多，从楼顶逃生下来后，他没敢与老婆通电话。“她会生气。”因为老家的小女儿和69岁的老母亲，包括妻子，都靠他和儿子在上海工地的工钱为生，妻子屡次告诫他，不要做危险的工作。可是，除了工地，“我还能找到什么工作？”

　　老颜的脸上、手上还有脖子上都有火星烧到的痕迹，不大，可是密密麻麻，极为醒目。

　　2006年，颜高义来到上海工地做架子工，没有公司，没有工头，甚至也没有常伴左右的工友，哪里要人，得到信息后他就赶到哪里。他自己花了500元租了工地附近的一间民房住，是上海老式弄堂房的小阁楼，屋子一点点大，里面有水池，堆满了他全部家当——扳手、简陋的头盔，还有若干双解放鞋。所谓架子工，就是搭脚手架的工人，所有的工具就是一把拧螺丝的扳手。“在这个工地待了一个多月，一天工作9个半小时，算下来，已经有了4000多元的收入，可是找谁要去？”这些农民工不签合同，做一天算一天收入，有专门的统计，一般小工地，老颜只能干上五六天，这次算长的，所以他顾不上火场逃生后的头晕和四肢无力，只惦记这工资能不能拿到。

　　提及认不认识被抓的几名工友，老颜根本没有印象。11月15日从火场逃生后，晚上又去现场凭吊，结果被公安人员调查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放出来。老颜于是对提及工友的话题都很回避。其实，我们往往忽略了：他们也是受害者。

　　老颜联系的工地工头电话终日不通，再往上，承包商上海佳艺建筑工程装饰公司已经人去楼空，老颜去了几次，都没有结果。而总承包者静安区建设总公司的大门在哪里，老颜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