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

　　钟吉章  诚实之魅

　　实习记者  林珊珊 发自广州 图/本刊记者  大食

　　两个多月前，他在网上发帖揭露自己所在的单位配合广州地铁3号线北延段的施工单位作假，使一段联络通道在混凝土抗压强度不合格的情况下被验收，引起舆论轰动

　　孤独

　　运动场上一片喧闹。激昂的音乐声和着加油声、欢呼声，欢乐洋溢着在每一个人的脸上。看上去，举办运动会的单位，和谐而富有朝气。

　　68岁的钟吉章站在人群中，没人和他搭话。他微微憨笑着，举着相机，将热闹录下。年轻员工在拔河，呐喊之声此起彼伏。他倚在铁丝网边，随着大伙拍掌。单位里，大多同事不再和他打招呼，“一把手”迎面而来，彼此也假装不相识。他如同隐形人。

　　两个多月前，他在网上发帖揭露自己所在的单位配合广州地铁3号线北延段的施工单位作假，使北延段联络通道在混凝土抗压强度不合格的情况下被验收，引起舆论轰动。

　　记者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聚光灯下，他是英雄、勇敢的斗士，他戳破了皇帝新装的谎言。一时激起汹涌民意、群情激愤。

　　……

　　运动场的另一端，他转过身来，远远望着我。我透过铁丝网看到他的身影他的脸，阳光刺目，干冷的风拂过。在他背后，拔河赛仍热火朝天。那场景分外孤寂。

　　谁能自外于他人的评价呢？他将曝光地铁事件以来收到的短信，一条条抄录在本子上，赞美的，以及少数的质疑甚至辱骂。这些都是他珍贵的礼物，也许还将像他从前的许多记忆一样，被小心地锁进柜里。他抄录那些质疑，是因为他觉得，“做人就得实事求是”，只保存美好的信息，那简直是在“自我欺骗”，还因为：

　　“我想分析别人是怎么想的，想知道我做得对不对。”

　　“对不对自己不能判断么？”

　　“不能全凭自己的主观想法啊。要从别人眼里，反观自己。”

　　这一位钟吉章先生，他是诚恳的，朴实的，认真的，较劲的，又是容易满足的。运动会上，经过几番申请，他得以参加夹乒乓球接力赛和懒人单车比赛，他跑去看榜单，回来高兴地说：“得了一枚团体金牌和个人银牌，要是我练习过，一定得冠军！”

　　领奖会上，“一把手”为冠军颁奖，钟吉章站在对面。两人目不转睛，谁也不看谁。

　　不安

　　钟吉章的不安，从2009年10月的一次饭局开始。

　　那时单位的一把手刚来不久。部长举办晚宴，要我们部的员工去为他贺一贺。现场我和一把手打对面坐着。吃饭时，他接到一个电话。我听到是施工方打来的，对方要我们退报告。退报告就是要我们造假。项目是我负责的，我立刻紧张起来，急着说，不能退回去！他就说，对方是某某领导的关系。打完电话后，他要其他人先回去，叫我和毛吉化留下来处理。我又急了，马上表态不能退！要按规定办事！反复讲了几次。结果，对方碰灰不敢来。

　　“对方”是广州地铁3号线北延段的施工单位——北京长城贝尔芬格伯格建筑有限公司。当时，钟吉章所在单位广州穗监工程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受施工方委托，检测工程质量。作为广州穗监检测组副组长，钟吉章负责派工检测此项工程。

　　此前，3号通道在两次检测中，混凝土强度均无法达到C30的国家标准。 本来，若不合格，就必须进入第三次检查——全面检测。钟吉章的任务却以那次饭局而告终。

　　他担心报告已经被篡改了，于是让一名工程师打电话到工地询问，“结果对方说，不用检了，你们部长给我搞定啦！”

　　此后，钟吉章被彻底排挤出工程。他不断被劝辞职，却坚持不走。2009年11月，他被调离了检测组，可内心仍然忐忑。他害怕这么重大的工程，变成了“豆腐渣”，于是偷偷复印检测报告，收集证据。

　　结果让他大吃一惊——两次检测的结果被做成了4份报告，“本来同一次做的检测应该只形成一份报告，但现在分成两份，合格与不合格的被分开了。”他还发现了可疑报告编号——其中一次晚做的检测比早做的编号还靠前，他怀疑：在两次检测形成两次报告后某一天，其中的一半内容被剪切出来，形成另外两份。这样就有了4份报告。这样合格与不合格就能分开，不合格就能隐瞒，就能假装2号和3号通道都是第一次抽查就合格了。

　　接下来的日子，钟吉章在不安中度过。想把真相曝光，却不知从何下手。二十余年的上访经历告诉他这一途径的无效性，“去到北京还得被人抓回来。”他向媒体报料，却石沉大海。直到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地铁3号线北延段就要开通了，他着急，“再不说出来，就不了了之了，良心将永远不得安宁。”

　　可该怎么办呢？他不会打字，也不懂得发帖，那时他还一筹莫展。

　　抗争

　　10月，哥哥钟陆章在报纸上看到钟吉章揭发地铁问题的报道，立刻拨通了弟弟的电话。

　　“你有证据吗？”

　　“我当然有了。”

　　“你怕不怕别人报复？”

　　“我一不偷二不抢。咱游击战都打过，怕什么？”

　　82岁的钟陆章放心地挂了电话。他相信弟弟，弟弟是一个多么吃苦耐劳的老实人啊。1948年，钟家16人在父亲的带领下，上山打游击，还建立了枪械修理所，还是孩子的钟吉章经常帮忙搬枪，放哨。有一次，眼看着擦枪走火事故正要发生，他急忙推走坐在前方的小侄儿，用自己的小腿截住了子弹。钟陆章记得，直到弟弟上了交通大学，子弹才被取出来。可哥哥“从没听他叫一声苦”。

　　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启，钟吉章一家的灾难从此拉开序幕，父亲在“万人大会”批斗会上，因暴晒饥渴死去；钟陆章和另一位哥哥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武装偷渡”分子，被判“死缓”，入狱十余年……

　　1965年，钟吉章大学毕业后，和另一名富农分子被分配到黑龙江阿城。

　　5年后，钟吉章调到广州。

　　1984年，还是靠着父亲从前领导的关系，他找到了当时的省长，最终才为家庭翻了案。一平反，他便申请项目，出国考察学习。

　　然而，当钟吉章回首大半生，他仍然感到郁郁不得志。他发现，即使是在专业的领域，也是行政指挥一切。“这就产生一个后果，谁会拍马屁就能往上爬，拍马屁的人当了道又没能力，就嫉妒打击有能力的人。”

　　经历过文革折磨的他，最看不得“小人当道”。1990年代初期，单位一领导挪用了5000元公款购买股票，财务悄悄把证据给了他，他就带头到市纪委处举报。

　　对于个人权益，他总要据理力争。他曾为分房不公平和人拍桌子。另外一次，他一人设计了3个变电站，没得到一分奖金，却发现领导将其外包给别人做，每人6000千元。盛怒之下他在大会上提出了质疑。“结果领导说，你不开心你就走。我10分钟后就打了报告。”就这样，1995年，他提前退休了。

　　耿直的性格，让他处处吃亏。“1988年，我考高级工程师，专业第一名，英语93分。可是领导不批我，因为我喜欢提建议。我去找市领导说理，他说，你打个报告给我，我给你批。可我想不要，免得让人讲，我凭关系评的高工。”

　　在4年之后的考核中，他终于评上了，“因为我的工作很好，顺理成章。谁也讲不过我。”钟吉章说自己嫉恶如仇，不愿讨好领导，又渴望上进。于是不断表现能力，认真做事，吃苦耐劳，学而不怠。他学电气出身，却也精通施工设计、桥梁检测，还学会在电脑上画施工图。他甚至读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自学法律。

　　他四处应聘打工。高峰期同时在3个单位兼职，还曾骑摩托车去东莞上班。2006年，他来到了广州穗监。

　　在人生的不断抗争与不妥协之中，“自己的棱角越磨越尖”。4年之后，他选择把领导、把单位、把行业的腐败作假行为，公之于众。

　　勇敢与恐慌

　　“到网上举报吧！”朋友建议。钟吉章欣然接受了新事物。那位朋友帮他修改举报书，收集政府、媒体、领导人、人大代表的邮箱地址以及各大论坛网址，还教会他上网。

　　2010年8月30日，钟吉章在博客发表了《通往广州亚运会的死亡之路》，披露地铁检测内幕，揭发单位领导的腐败行为。还公开了自己的各种证件、相片、电话号码。然后疯狂地发送电邮。起初，他一封一封地发，从中央领导到省市领导，再到各人大代表。可邮件大多都被退回。

　　邮箱举报失败后，钟吉章尝试公开发帖。9月25日早上，事情终于有了回响。那时他出去上班，走到地铁站时，接到朋友来电，“他说，你成名人啦，临督站都知道这事了。事情报了建委，还要再调查，但领导可能会很不高兴。我说我才不管领导高不高兴，我关心怎么处理。” 

　　钟吉章高兴起来，他又到政府网站进行投诉。然而，几经查询，均是“查无此案”。

　　国庆节整整7天里，他每天7点钟起床，吃过早饭后便对着电脑注册帐号，发帖。一天工作十来个小时。这终于引来了媒体的关注。

　　在媒体追问下，地铁等各方都声称受到施工方的欺骗与蒙蔽。穗监工程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则否认钟吉章的举报，试图与施工单位撇清关系。

　　在钟吉章与地铁质量安全部副经理苏振宇的通话录音里，苏振宇透露国庆期间重新做了检查，虽然还是不达标，但仍是安全的。他说去年并不知道不合格，“要是知道，就验收不了了。”

　　然而，地铁官方面对媒体时，又正式表示，虽然施工方没有提交所有检测报告，但他们早在去年就进行了两次检测，早就知道存在“偏差”。

　　随后，广州建委邀请了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在内的独立专家团对联络通道的质量问题进行评估和复核，专家一致认定满足安全要求，工程不需要加强或重做。

　　——现在安全以后安不安全呢？为什么闭口不谈耐久性呢、耐用呢？

　　——地铁是百年大计！混凝土强度不能低于C30！全世界地铁都没这么低的！

　　——责任呢？要怎么追究？问题只出在施工队身上么？

　　钟吉章不折不挠。好长一段时间，他将“不合格”报告、“国家标准”材料装在环保袋，每天拎着它出门，对一拨又一拨的记者，一遍又一遍地讲解。

　　他接到了威胁电话，可他反复强调自己一点也不怕，他甚至捋起衣袖秀出肌肉，“一般人不是我的对手”，“我一怕苦，二不怕死！”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然而，他还是有所惧怕的。“以公权力之名，进行莫须有的陷害。公权力是没法抵抗的。”再说了，“一个人面临的潜在危险，比起公众的安全，又算得了什么呢？”

　　奋斗

　　在朋友鲁嘉琪眼里，钟吉章是个简朴的正直人。相识二十几年，他一如既往愤世嫉俗，“对许多现象、许多人都看不惯”。第一次去钟吉章的家，这位朋友惊呆了：像狗窝一样。“活得一点也不像个高工！”

　　在他那独自居住的小房屋里，冰箱和洗衣机早就坏了，藤椅的靠背几乎已经脱光，空出一个大大的窟窿。

　　哥哥说，“他从不上茶楼吃饭，自己不舍得花钱，可对家人很大方”。他每月只花几百块钱，两件工作服轮换着穿，钱包是一个用了多年的餐巾纸袋，还印着女子医院的广告。每天出门拎着的紫色环保袋，图案早已掉光，仅剩一些发黑的白点，四五个破洞被钟吉章用白线细密地缝补起来。

　　书横七竖八地放着，有机械学、电器学、建筑学、法学、风水，还有男子风采大全之类的生活指南。每个晚上，他做完50个俯卧撑、几十次哑铃，就开始看书学习。

　　本子从封面到封底，密密麻麻地写满笔记。他最近理清了公权与私权的边界，思考了道德和法治的关系，还将单位领导的事例当作案例进行分析。

　　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满意。他说豪华的房子全是污染，山珍海味也没有营养。他想起一位朋友，每次去看他，朋友都把自己收藏的古董一件一件拿出来炫耀。“可惜几年前就走了。人与人总是攀比，比不上把自己搞得很自卑，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些年，他感觉自己越活越年轻，还可以再大干几十年。然而，到了岁末，与广州穗监的合同就到期了，他想，闹出这样的事，单位是不会要他了。不久前，他又尝试联系另一家公司，让对方到网上看他简历，“人家一搜，便没了回音”。

　　往后的人生该如何度过？对于精力充沛的钟吉章来说，这是一个问题。“要不我在家画油画吧”，他想了想，突然问我，一个比他小43岁的青年人，“你对我有什么建议？为什么我总感觉浑身力气，却无处可发挥呢？”

　　眼前的钟吉章，前额光秃，眼睛圆而澄亮，总是一副坚定执着的神情，此时却有些迷茫。

　　大学同学发来短信，告诉他一名好友逝世的噩耗。他陷入悲伤。对方安慰：好好享受人生最后一段旅程。活着的人，抓紧享受吧。

　　沉默了一会，他回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其乐无穷。

　　钟吉章先生重新打起了精神。

　　雪弗兰魅力人物点评

　　这位终其一生都在与命运抗争的老人，具有一种中国人罕见的人格特质：对真实的热爱，对虚伪和造假毫不掩饰的厌恶。这使得他在年近古稀时，因揭露丑恶的勇敢之举，而广为人知。这也让他的行为有了一丝堂吉诃德式的尴尬，但他仍抱有梦想——直到对真相的追问，变成阳光照耀下的公开与透明。

　　张正祥 冲冠之魅

　　他以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执着坚韧，守望着五百里滇池。为了保住那一池碧绿，他以一介布衣之身，匹夫之怒，告倒过至少160 家向滇池排污的企业，还有近40家采石场。

　　这几年，他又将精力对准了新兴的度假地产开发商。一个距离滇池不到10米、计划投资5 个亿、欲建顶级奢华休闲之所的项目，在他的“ 上蹿下跳”

　　后，被勒令停工。当然，不出人意料的是，他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恐吓、买凶、投毒、车祸，接踵而至，他也落得骨碎身残，差点右眼失明。

　　越战老兵  铁血之魅

　　25年前，他们远赴几千里外的中越边境，在湿泞的热带雨林和轰隆不绝的枪炮地雷中，为祖国而战。随行战地记者李玉谦用手中的摄像机纪录下他们的生活和一场25分钟牺牲了16人的“122”战斗。

　　25年后，曾经年轻稚嫩的面孔已经爬上皱纹，越战老兵成了刻进骨子里的身份。

　　当年的副连长孙兆群一直以儿子的名义照顾16位牺牲战友的父母家属；在战场上失去左脚的高俊忠拿了几十块全国残疾人运动会金牌，虽然他戴着的低档假肢经常在运动场上断掉；下了岗的一等功臣马军从给自己维权开始，渐渐帮别人维权，在网上开了小有名气的维权博客……念念不忘那场战争的李玉谦，离开原来的工作，再次拿起摄像机对准当年的战士们，拍摄纪录片。

　　直到战争的硝烟，变成睡梦中逝去战友的笑脸，变成身体里永远取不出来的弹片。李玉谦想：“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

　　谢朝平 良知之魅

　　作为今年最知名的文字冤案的当事人，谢朝平经历了许多屈辱的“第一次”：第一次被手铐铐上；第一次被剃光头——刚进看守所时，按照“牢头”对“新兵”的规矩，55岁的他得趴在地上，将身体撅成90度角，来回擦地13遍。这一切遭遇，都源于他写了一本纪录三门峡移民50年迁移史的著作《大迁徙》。

　　“库区的移民，很苦很穷很可怜，渭南的个别官吏，很贪婪很可恨很腐败。”身为记者的他在偶然了解到这段历史后，用了4年时间，多次自费深入渭南移民内部采访调查，最后写出了这本书。然而，由于该书揭露了陕西渭南官员克扣移民款项的恶行，以及移民们数十年的悲惨遭遇，遭到了来自公权力的打击报复。

　　谢朝平说：“写这本书，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但他这本书，迄今还无法和更多的读者见面。

　　梁从诫 仁爱之魅

　　关于梁从诫为什么会放弃专业，投身环保，他的夫人方晶有一个非常平实的解释：“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梁从诫曾经问我，‘你看到一个玻璃杯搁在桌边，大半个杯身露在外面，你会不会伸手把它往里推一推？’”

　　梁从诫“往里推一推”的方式，是在60岁以后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他不认为一个NGO能使中国环保状况出现什么戏剧性的变化，但是他确信，每一个呼吁，每一次宣传，都会在一些人心里留下回音，总有一天，这些回音将引起巨大的社会共鸣。

　　十多年以后，这个杯子仍然在桌边，但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伸出手来，把它往里再推一推，而所有这么想这么做的人，都可以从梁从诫的身上汲取到力量。

　　蔡岫勍 梦想之魅

　　“达人秀，凡人梦。”在2010年《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在演唱之前脱掉了自己拥有的第一双高跟鞋，她对评委说：“没有高跟鞋，我一样可以很漂亮。”台上的小姑娘就是蔡岫勍，网友们可爱地称她为“蔡胖妞”。

　　脱掉高跟鞋后，蔡岫勍演唱了一首英文歌曲《when you believe》，所有人都被她美丽的声音所打动。在《中国达人秀》的总决赛上，蔡岫勍放弃擅长的英文歌，选择了一首中文歌曲《海阔天空》，她说，“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她的人”。其实，这首歌更应该送给她自己。小时候，蔡岫勍有一个关于唱歌的梦想——站在宽广的舞台上，面向全世界歌唱。现在，她把梦想变成了现实。

　　曹敏 惊艳之魅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上海

　　由他主导设计的概念车在上海车展全球首发，被评论称为“惊艳”。一个国际品牌的全球概念车，由中国人来做，“是中国汽车设计史上的第一次”

　　“设计师出黑板报”的时代

　　什么是汽车设计？

　　从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突破1364万辆开始，中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消费国，这似乎已不再是个问题——满大街川流不息的车流、欧美日三大车系构成的各类车型，让人眼花缭乱。

　　可中国是个汽车强国、有经典的车型设计吗？

　　让我们来看一组画面：

　　汽车在道路上疾驰，两旁的田野如飞退去，一张父亲抱着孩子、驾驶拖拉机的老照片逐渐显现，画外音响起：“我热爱汽车，从坐上爸爸的拖拉机开始，我的梦想，就是设计出中国人喜欢的汽车。”

　　镜头很快切换成汽车设计(绘图)：“虽然，这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但我庆幸，人生中的每一天，都在接近儿时的那个目标，它在我的心里，坚定而美好，我的热爱能走多远，直到中国制造，变成，为中国而造……”

　　这个广泛传播的故事，泛亚汽车技术中心(1997年上海通用汽车(中国)公司与上汽集团合资组建，下简称泛亚)的前期首席设计师曹敏说，“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因为，这几乎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梦想。

　　出生于70年代初的曹敏记得，小时候，坐在爸爸的膝盖上，看着他画汽车、画火车——“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画了三种车子：一种叫拖拉机、一种叫解放牌(卡车)，一种叫火车，就这么三种车子。”

　　后来，曹敏喜欢上了绘画。而爸爸画汽车的原因，这也只能归结于时代——19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拖拉机专业的曹敏父母，因为“文革”，被分配到县城，无法再从事本专业工作，只能将热爱诉诸笔端。

　　“他指着画好的车告诉我，这个叫保险杆，这个叫翼子板，这个叫油箱，这个是传动轴……后来，我父亲又回到汽车行业，作为新能源动力系统方面的专家，像世博会里面新能源公交车这个项目，他也有参与的。”

　　1991年，等到曹敏参加高考的时候，爸爸帮助他决定了人生中另一件重要的事情：专业——“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对孩子兴趣有多元化培养。我喜欢画图，但功课是不可能放弃的。高考时，数理化成绩不错。父亲说，你既然画图，我最近去了一次交大，有一个叫工业造型设计的还不错。”

　　就这样，曹敏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工业造型设计专业学习，“第二年，才搞清楚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大学三年级后分专业方向，曹敏选择了产品设计，其实，在那时候，另外两个方向平面设计和环艺设计更好找工作一些，“也比较能挣钱”。

　　“但我喜欢产品，所以就搞了。”曹敏说，到毕业的时候，他发现，要想找一个地方能够发挥所学，“真的是挺少的”，因为，产品设计师在当时的企业中定位并不清晰，很多企业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职位的价值。

　　他的一个同学，学的也是产品设计，到了一家生产家电的工厂，设计电熨斗等东西，可由于产品更新太慢，很大一部分时间没事情做，“厂里请他出黑板报”。

　　曹敏去了一所大学。他对汽车依然能保持兴趣。上学时，他画了很多车子。“就是很喜欢。看到好的车子，我都感觉很有激情，感觉自己也一定要搞。”

　　3年后，当“教书匠”的曹敏，变身为“汽车设计师”，招他进去的外国总监依然在慨叹，汽车设计教育在中国，“几乎就是零，没有这个产业，没有需求，也不知道培养什么。”

　　那一年，中国汽车销量最好的上海大众，只卖出20多万辆汽车，主打车型桑塔纳已进入中国十多年，是国人心中“老三样”的代表之一，很少人知道，中国汽车业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了。

　　中国人也能设计出全球品牌概念车

　　现在，时隔十多年以后，曹敏依然记得他进入泛亚时的面试题目：你是一位中国设计师，假如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设计一款低成本的、大家都用得起的车子，你会有什么样的概念？

　　一个礼拜的时间，曹敏泡在上海图书管，查资料，“想了很多东西”，和他的父亲讨论，最后，他画了整整一本设计图。“现在看，是幼稚了，绝对不敢拿出来”，但当时，他就那么交上去了。

　　进入泛亚后，他才知道，这个题目，就是后来中国第一款概念车——“麒麟”的雏形。而这款由他参与主导设计的概念车，比世界公认的最早概念车——诞生于1938年的通用Y-Job，晚了61年！

　　这当然是两个国家汽车工业起步的距离。

　　后来，人们这样评价“麒麟”：“虽然这款概念车没有投产，但它的本土化设计思路还是颇具开创性。它是中国设计师根据国内消费者需求和市场环境设计的一款家用轿车。”此后，每隔两年，泛亚便会推出一款概念车。

　　也因为“麒麟”，曹敏得到了一个到通用设计总部的培训机会，导师分给他们这批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任务：打造9辆概念车，大家各提设想，看哪个设想适合哪一种品牌，再分开去做。

　　那时的曹敏没有驾照，刚造完第一辆概念车，“对汽车的了解还很浅薄”，多年的应试教育使得他英语磕磕巴巴。更重要的是，那批来自发达国家的同学都是在车轮上长大的，而他与国内多数同龄人都在和自行车、公交车打交道。

　　于是，一同培训的同学在外面玩的时候，曹敏闷在屋里画图——“对他们(一同实习的外国同学)来说无所谓，因为仅仅是一个暑假实习而已。但对我来说，必须要做好这个东西，如果做不好，就感觉对不起谁一样。这样的培训机会很宝贵。”

　　最终，导师给了曹敏作品“很高的评价”。这给了他莫大的信心。当时他还不到30岁，从未出国开过眼界，忽然站在国际舞台上和人同台竞技，而且受到了好评，确实是让人开心的事。

　　回国之后，曹敏参与了上海通用一款畅销车的全新改款，作为汽车前期设计师，他开始思考“到底这个车卖给谁，客户的需要到底是什么，用途是什么，在意这个车子哪些方面，是外型设计还是内饰设计”等问题。

　　与此同时，国内汽车市场也呈井喷之势，大街上早已不是“老三样”的天下，各大品牌争奇斗艳——2000年，中国汽车产销量200多万辆；2003年，已升至400多万辆；至2006年，中国汽车销量超过720万辆，第一次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新车销售市场，占世界总销量的1/10。

　　也是那时，已经是泛亚设计骨干的曹敏接到了一项新任务，为GM设计一辆能引领未来的全球性概念车。

　　曹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历史溯源——“回溯历史上GM的很多经典车型，最后锁定Riviera。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是能够挖到这个精髓，然后再去把它阐述出来，等于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

　　这一次，他又大获成功——由他主导设计的别克未来(Buick Riviera)概念车在2007年的上海车展全球首发，备受关注——一个国际品牌的全球概念车，由中国人来做，“是中国(汽车)设计史上的第一次”。

　　在美国展出期间，很多Riviera迷们跑过来看这款概念车，指着车身上Riviera旁的中国字，问曹敏是什么意思，曹敏给他们解释：“Riviera发音听起来有一点像未来，所以起中文名未来。”

　　“能够从事自己喜爱的汽车设计工作，能有机会参与那么多带有‘第一’的伟大项目，很幸运——作为本土设计师，没有必要觉得自己比别人什么地方差，差的可能就是一个机会。”曹敏说。

　　热爱我的热爱

　　人物周刊：作为本土培养的国际级汽车设计师，看得出你很自信，我们想问的是，你是如何建立自己的信心的？

　　曹敏：我觉得就是一个机会。机会有很多形式。比如，没有汽车工业，就不会有汽车设计教育。几十年造同一款车子，需求单一，所以，不需要设计。一下子打开国门，可能有人会一下迷失，容易失掉信心。但通过一系列锻炼的机会，你会发现，自己还不差，进步速度好像还蛮快的，而且你只要真正全身心去做，努力去做，你是一定能够做出很好东西来的，甚至可能比别人还要好。

　　这十几年来，我其实都是憋着一股劲来做，就是不服气，就是要证明我们中国设计师也能搞出最优秀的设计。

　　人物周刊：会不会遇到很多挫折？

　　曹敏：会碰到。因为设计师有一个毛病，就是永远不会觉得满意，直到产品定型了，还觉得能不能再给我一个礼拜(修改)。即便这样努力，也有可能通不过评审，因为有可能市场调查中会发现有问题，市场调查通过了，有可能没有满足成本要求，或者管理层评审发现某个问题，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被卡住。

　　人物周刊：怎样调节这种挫败感？

　　曹敏：一上来，实际上是接受不了的。比如，市场调查，有一个你心目中认为最好的方案，然后偏偏表现不好，觉得难以接受，或者你觉得这个方案很好，团队其他人可能觉得不好。当你碰到这样挑战的时候，你就想不通。

　　一开始，我们会说客户懂什么，他们又不是搞专业设计的。但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大家眼睛都是亮的，说到底，车子不是给你自己设计的，车也不是一个人设计的，是一群人为一群客户设计。每一个人心里都有尺子。随着自己的成长、成熟，你将学会更多思考别人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纠结别人说了些什么。

　　人物周刊：能否这样理解，即便一个天才汽车设计师有很好的idea，但距离量产还是要过千山万水，随时可能夭折？

　　曹敏：对。一开始，(设计师)发愁没有好的idea，终于找到一个你认为可能的，结果，却可能在某个关口被打回重来。所以它是非常曲折的一个过程，必须要有很高的热情，才能够坚持到底。

　　这个工作还有几个特性，首先就是时间，你得考虑四五年以后的东西，下一代车型出来后，再卖四五年，就是十年。十年以后，这个车子能够看上去足够美观并不失新颖，挑战很大。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坚持的？

　　曹敏：有一点说不清，喜欢吧。比如，我看到一台很漂亮的车子或一张很棒的设计图，会不由自主感到激动。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可能在别人看来有一点傻，可在我看来就是觉得很有意思。进入这个状态以后，你觉得设计的过程，是很开心愉快的，而时间仿佛过得很快。

　　人物周刊：谈谈你设计的通用的未来全球概念车，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来设计全球品牌的车。2008年到北美展出的时候，你内心是否很忐忑？

　　曹敏：是呀。总的来说，我觉得出乎意料的顺利。是在底特律的Max Fisher音乐厅做的北美首发，有非常多记者来采访。我比较惊讶的是，你不用去讲什么，大家从概念车里会读到很多东西，车子本身会说话。

　　人物周刊：作为本土汽车设计师的代表人物，你怎么看国内的汽车设计行业？

　　曹敏：汽车设计这个行业，建国后有几十年时间应该是断代的。最早一批就是新红旗那个时候，我们的前辈设计师还有机会开发车型，那一代设计师也都是充满激情，是真正的激情，但没有机会。

　　到了改革开放后，出来了两批人，一批人像我这种在国内求学，然后逐步在国内的企业走上设计岗位；另外一批，是在国内读书然后到海外留学，进入海外一些设计公司工作。

　　今天，中国汽车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成为汽车设计师最伟大的舞台和竞技场。同时，我们也正在面临传统汽车设计向全新动力方式转变的历史转折点。这为我们中国设计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自己的成长路径？

　　曹敏：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对设计师的成长来说，我始终认为泛亚是个得天独厚的平台，又正好赶上(中国汽车)高速发展大环境。

　　人物周刊：媒体报道，今年上海通用的汽车销量可能会超过100万辆，国内第一，当你看到自己的心血化为满大街的汽车时，什么感觉？

　　曹敏：我时常会觉得很神奇。几年前，设计构思还停留在几张纸上，现在车子已经在开了，非常神奇的感觉。好像带孩子，把孩子拉扯大后，回想起那段艰苦时光，你会感觉到一种幸福。

　　人物周刊：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比如直到设计某一款车变成全球畅销的经典车，就满意了？

　　曹敏：作为设计师，我当然追求越做越好，我希望自己能够说“我最好的设计是下一款”。这其实挺难的。我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我们整个设计团队，都能够进入一种境界，在设计当中找到激情与乐趣，找到成长的方向，让创造成为习惯，成为乐事。

　　雪弗兰魅力人物点评

　　在中国正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从步行的民族向开车的民族转换的时代背景下，以70后曹敏为代表的这一代人，可谓是应运而生。从幼年时坐上父亲的拖拉机就已爱上汽车开始，曹敏的梦想是，作为第一代本土汽车设计师，设计出中国人喜欢的汽车，直到中国制造，变成为中国而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