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策》解读十二五

　　即将到来的“十二五”被寄予了“民富”的美好愿景，本报特推出16个版的特刊，解读未来5年北京的“民富”路径。

　　民富论

　　十二五规划草案尽显“富民强市”之意，这种“民富优先”战略和国家的富民战略是一脉相承的，都将要把增加百姓收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和加大民生投入作为重要任务。

　　本市十二五规划被视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二次转型，是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市民收入导向。其核心是全社会成员公平分享经济增长提供的机会和成果，其基本理念一是要民富优先，二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三是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公共服务的再分配功能。

　　民富优先居民增收拉动消费

　　北京社科院管理所所长张耘表示，社会各界意识到，原来以投资、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太容易受到外来经济的干扰和影响。只有把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断增长的基础上，社会的经济发展才更加健康稳定和可持续。那么摆在政府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百姓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已成为政府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众所周知，过去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出口和消费，消费排在末位。同样，我国尽管人口基数很大，但是消费水平很弱。这是因为，政府长期以来比较注重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相对滞后，保障体系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所以尽管老百姓兜里有点钱但是不敢花，以备将来养老、医疗不时之需。 

　　在此种种考虑之下，北京市十二五规划提出“民富优先”战略，并摆在重要位置。

　　收入分配

　　做好蛋糕分好蛋糕

　　张耘表示，当务之急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城市、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与此同时，不断克服固有的城乡差距，通过政府有形的手，在社会服务保障建立方面，有力向农村倾斜。使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快速增长，使城乡之间差距缩小。以此来真正解决人民生存发展的后顾之忧。同时，通过建立生存基本保障线，并且是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下的保障线，进而提高百姓消费的能力，在可靠的保障之下，居民有了收入之后，便敢于消费，也就能促使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北京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弘认为，“不仅要做好蛋糕，还要分好蛋糕”，十二五规划的重点提及民富的各项目标，这传达出政府有能力改变收入分配结构。目前北京财政实力雄厚，有能力向低保群体多发补贴，并增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

　　公共服务

　　均等化是政府承诺

　　张耘认为，北京市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进社会保障，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和保障水平，经过研究认为，北京市走在全国前列。 

　　“尽管现在完全整齐划一的服务同质化还没有做到，但是均等化仍是政府向老百姓提供服务的重要承诺。”张耘认为，尤其是在建立社会保障的建设方面，均等化更应该是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 

　　张耘认为，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提出均等化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已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使城乡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在不断缩小保障差距的同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也就是说基本的保障水平还将进一步提高。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孙乾

　　北京十二五规划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提低，扩中，限高”。

　　市人大常委会预算监督顾问梅松表示，过去在切蛋糕的时候，政府通过税收形成财政收入，企业通过利润形成收入，切来切去唯有老百姓剩得最少。收入分配的调节就是为了给老百姓多切一点。

　　民富论

　　过去在切收入蛋糕的时候，政府通过税收形成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通过利润形成自己的收入，切来切去唯有老百姓剩得最少。收入分配的调节就是为了给老百姓多切一点。

　　■要点

　　保证最低工资正常增长

　　关于提低

　　通过社区服务业保障城镇低收入家庭，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梅松表示，最低工资标准保障是为了调整企业的收入过高，避免企业自身的红利过高形成自身的资产，反而职工收入不涨的状况。在我国拿工资的不仅仅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还有企业的职工。通过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方法保证企业职工收入，每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对于老百姓收入提高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梅松强调，这一方法是一把双刃剑，一定要把握好度，不能因为幅度太高而影响企业的积极性。本次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中，特别提出要采取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平等协商确定、政府监督指导的原则。企业职工的工资增长，既要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也要考虑企业经济效益。

　　由“哑铃形”到“橄榄形”

　　关于扩中

　　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增加收入，橄榄形收入结构不能靠“劫富济贫”。

　　梅松表示，目前对于北京的中等收入没有明确界定。过去分配结构是哑铃形的，高收入和低收入多，中等收入最少。这种收入分配结构，社会不稳定。目前的政策目标取向是“提低”和“限高”，扩大中等收入家庭的比重，形成橄榄形收入格局。

　　梅松指出，目前应该看到一个趋向，就是如果“限高”政策过猛，高收入者会形成财产转移。因此他认为“限高”可以循序渐进，“提低”是当务之急，不能简单采取“劫富济贫”的方法。

　　垄断行业限薪不见踪迹

　　关于限高

　　垄断行业和国企高管限薪未明确纳入规划。

　　记者注意到，此前呼声很高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以及加强对企业高管人员收入监管政策，并未纳入最终规划。

　　就此，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众表示，这两个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于企业高管人员收入监管，魏众表示，目前不要说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早已存在的管理层，特别是企业高管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就是在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内部，管理层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收入也在扩大。

　　■对话·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众

　　工资增长率应跑赢GDP

　　京华时报：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以及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形势意味着什么？

　　魏众：从相对状况来看，意味着只有少数的高收入群体才可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而大量的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群在经济增长中获得的份额不断下降。尽管针对城乡低收入群体实施的一系列保障制度大大减缓了城乡人口贫困发生率，但以贫困人群为目标的社会政策对扭转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甚微。因此，在收入分配方面需要从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双重任务中寻找对策。

　　京华时报：在低收入人群中我们该着重关注哪些人？

　　魏众：大学毕业生。虽然他们所占比重不算很高，从统计上看对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大，但作为被压低工资群体中的精英分子，他们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容小视，并且随着大学毕业生越来越难以进入正规部门，他们对收入差距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京华时报：完善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有什么意义？

　　魏众：如果仔细观察近几年的工资增长率变动情况，我们不难发现，工资增长率呈现较为明显的波动现象，与GDP增长率的相对稳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以国有经济为主的正规部门，需要建立稳定的工资增长机制，稳定劳动者的收入预期，同时也为有效解决劳动者报酬比重偏低问题做出贡献。与此同时，国有企事业单位工资稳定增长机制的建立将可以对非国有部门的薪酬制度建立产生影响。

　　京华时报：根据您的研究，对目前收入分配改革有哪些建议？

　　魏众：应该在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中明确提出劳动者报酬增长率要快于人均GDP增长率。适度调减生产环节税收，为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做出表率。同时严格控制国有垄断企业和权力机构的收费和利润转化为收入的比例。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京华时报：垄断性行业监管难在什么地方？

　　魏众：这方面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的结合，使相关垄断行业以合理或不合理手段、市场与非市场手段、合法与不合法手段牟取部门利益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同时，这些行业中的垄断企业还是市场上的价格制定者，能够借助自己的销售价格方便地转嫁其运营成本，并在此基础上获得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高津贴和高额奖金。

　　■“我的五年”

　　“奔放姐”北漂

　　过了元旦，宁子在北京漂满五年。

　　五年换了八九个工作，都是私企，宁子说自己换工作像换衣服一样频繁。

　　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家服装公司做设计。公司在远郊区县，月工资1500。第二份工作是在一个设计工作室，月薪2000。此后大半年，宁子在忙碌的北京晃来晃去，没有工作。

　　宁子说自己那时能力水平确实有问题，但也是在后来才知道，部分小公司就是利用试用期满即辞退员工的方式降低用工成本。

　　她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日子开始渐渐好起来。2009年宁子的月薪涨到3500。她依然换工作。不过从被辞退变成主动跳槽。现在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有6000多。

　　再也不用吃馒头，宁子从地下室转战出租房。她却有了新的烦恼，高强度的加班让她甚至怀念起那些失业中摇摇晃晃的日子。

　　加班部分的报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领加班费，一种是用加班换倒休。今年北京最热的时候，宁子有天加班到凌晨4点，回家睡到中午，省了午饭赶着去上班，结果晕倒在地铁里。

　　宁子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和奖金构成。能否得到奖金，需要主管一系列的评定。宁子评价自己是没心没肺，尽管对加班和奖金不满，总体挺知足。晕倒后想想生命就是一口气，真这么过去了委实很冤。但狠心买了两件名牌T恤，瞬间又满足了。

　　说起未来，宁子的愿望多到爆棚。她希望在专业领域摆脱单纯的设计，往产品体验方向发展，做产品经理。可以正常八小时工作，这样的好处有两个，一是有时间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并且闪婚；二是利用业余时间开个淘宝店卖袜子。宁子说五年那么久，产品体验和卖袜子加起来，月薪怎么也要过两万的，然后大大咧咧地笑着秀她双肩背包带上的挂牌。

　　牌子上有行醒目的字：姐长期奔放，找不到矜持的方向。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张然

　　有专家说，经济增长的果实并没有让更多的国民分享到。也有专家说，经济增速和居民收入增速步调不太一致。

　　十二五期间，两个“增速”将趋近同步。GDP增速较十一五降低一个点，居民收入增速增加一个点。“国富”的大蛋糕将通过多种途径分摊给国民。

　　民富论

　　经济一直高速增长并非好现象，8%其实已经很高。在发达国家，GDP增速3%就可以。过高的GDP会带来大量原材料的消耗和产能的浪费，也不会让老百姓的收入相应增长。

　　■要点

　　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8%

　　规划内容

　　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8%，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GDP增速较十一五降低一个点，居民收入增速增加一个点，首先是理念上一个特别积极的变化。”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副主任林明金说。

　　林明金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居民收入是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增长速度的。十二五规划可以说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力求通过规划指标的变化，实现中央提出来的“共享发展成果”这个理念。所以在规划中，调高居民收入增速、调低经济发展速度，使二者处于均衡发展的状态，符合目前经济发展的理念。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梅松认为，GDP增速下降也是中央的要求。过去30年，我们主要靠经济增速，也就是“量”的扩张来取胜，现在已经到了需要靠“质”取胜的阶段。

　　对于居民收入是否应该与GDP增速一致，梅松说，因为二者概念不是完全一致的，经济增长8%，居民收入增加7%也可以，二者只要接近就行。

　　价格调整联动低收入者保障

　　规划内容

　　完善价格调整与财政补贴、低收入群体利益保障等相关政策的联动机制。

　　在物价调控方面，梅松表示，未来北京老百姓感受到价格高可能最大的还是来源于房价。房价首先是受宏观政策的影响，近几年国家对于房价调控力度比较大，但百姓可能感觉还是没有达到预期。其实房价调控目标并不是把价格降下来，而是把涨幅降下来。如果房价大幅跳水说明整个经济体都出了问题，反而更麻烦。

　　除了控制房价，北京稳定物价的预警监测机制也很重要。比如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的预测，这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还应增加政府储备，在低价时政府专项资金买进储备，高价时再卖出，平抑市场价格。他认为CPI的波动肯定是要有的，没有反而不正常，老百姓要有心理准备。关键问题是政府如何调控。

　　市发改委发展规划处处长李素芳表示，本市每年低保调整都会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比如今年年初调整的低保，就是考虑到过去几个月物价涨幅比较高。北京另有应急救助的机制，是直接与物价联动的。比如，针对低收入群众人均生活费用标准，按照大家消费的产品，比如粮油肉蛋菜每天消费多少斤，连续监测几个月达到一个什么涨幅，就会调整这个标准，民政方便有具体政策。

　　■对话·市发改委发展规划处处长李素芳

　　CPI未列入规划因“没意义”

　　京华时报：规划草案中将GDP增速和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均定为8%，是出于何种考虑？

　　李素芳：这个首先是落实中央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跟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长跟劳动生产力同步。其实居民收入增长跟经济增长同步难度非常大。我们统计了从北京“六五”以来，经济增长跟居民收入增长的变化，咱们的居民收入增长确实一直低于经济增长率。什么原因呢？我们也一直向国家反映，就是对一个城市来讲，居民收入是人均的概念，而GDP是个总量的概念，一个总量指标与一个人均指标相比较，不是很严谨。对地方来讲，每年有大量的人口流入，十一五期间北京的人口年均增速是3.4%，经济增长年均是11%。在十二五规划制定中，这个指标一直在讨论，到底要不要将GDP增速和居民收入增速都定位8%。最后考虑到全国的政策是要更多地向百姓个人倾斜，经过领导决策，最终还是按同步制定。

　　京华时报：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实现这个目标难度大么？

　　李素芳：在后续的政策实施中，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前面我解释了，人均经济增长和收入人均增长比较可能有更大的意义。从北京情况看，这几年人均收入的增长与人均GDP的增长比较吻合，差距在全国各省市中应该最小。若拿GDP总量比，与人均收入差两个百分点左右，十一五期间，GDP是9%，人均收入增长是6%，差不多就是这个差距。

　　京华时报：与十一五规划比，十二五规划的指标不仅由39个压缩到25个，百姓非常关心的，同样也很敏感的CPI却悄然消失。是否因为去年物价涨幅过高，政府对于稳定物价没有信心？

　　李素芳：并非因为政府对调控物价没有把握，而是研究后认为，在一个五年计划中列入CPI的调控目标，没有太多意义。

　　她说，关于居民价格消费指数的问题，在规划初期的确是有这项，因为当时认为，十一五规划中有这一项，且价格也是经济调节的重要方面，一定要列入。但后来研究发现，国家规划纲要中，从未出现过价格的调控目标。于是向国家发改委的人员请教。他们认为，价格虽然是经济调节的重要方面，但它的年度波动较大，列五年的平均目标没意义，列每年的目标，又有很多不可预测因素，导致物价指数波动幅度会特别大。回头看过去几年，也的确是这样。

　　征求很多专家意见后，也向领导转达了收集来的这些信息，决定在五年规划中，就不列入价格指数。

　　■“我的五年”

　　希望儿子找到一份好工作

　　孙老师过去五年有三大收获：还清了第二套房子的贷款、家里买了车、儿子考上了大学。

　　孙老师是大兴区一所高中的教师，从教20余载。

　　早在21世纪初期，孙老师为改善居住条件，在贷款买房还不是很流行时，很“前卫”地买了一套两室八十几平米的商品房，一家三口从住了十几年的60平米小两居中搬了出来。她说，当时贷款了20万，每月还款将近2000元，对于拿死工资的孙老师夫妇，压力着实不小。“那会儿好多同事都特佩服我，说我有魄力贷款，那会儿可没人像现在这么想得开，都不愿意欠钱过日子”。随后房价一路飙升，自己买的房子也从3000元每平米涨到了现在一万左右。

　　“幸亏当时买了，要不靠这点儿工资，真就只能在原来那个小黑屋养老了。”孙老师说，想想也挺不容易的，2006年冬天，公公突然脑溢血住院，需要拿5万元钱治病。这可难倒了她，当初买房所有的钱都投里面了，每个月除了生活和还贷款外所剩无几，家里存款当时只有不到2万元钱，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从未向人开过口借钱的她向朋友借了5万元钱，替公公看病。

　　2007年，孙老师公公病情好转，钱只用了一半，儿子顺利地考上大学，丈夫得到单位提拔，她成为学校语文教研组骨干，收入比以前增加不少。在这一年中，孙老师还清了5万元借款，日子开始好过起来。

　　去年，她终于提前还完了所有贷款，并且还买了家用轿车。问她对未来有什么心愿，她说，儿子马上毕业，希望他能找个好工作，自己有能力替儿子付一套房子的首付款。多年的辛劳使自己和丈夫身体都不是特好，希望家里老人和自己都别有毛病，特别是别得“烧钱”的病。此外，还希望自己的学生都能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别给家里增加负担，她也是一直这么向学生灌输的。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