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共产党发起人的海外取经经历
环球杂志201113期封面
杨奎松
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即准备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际，曾经发表过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把这篇文章看成是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的一份经验总结。文章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和成功的内外原因及其背景，其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说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这句话，其实也概括出了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社会变革的一个最本质的思想根源，即西方的思想影响。
他写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就一直在向西方寻求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等都不行，还必须要靠共产党，就是因为那些早先适合于欧美日的西方真理对中国都不管用，直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其实，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各种改良的或革命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党派，乃至今天所使用的大量政治语言，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只不过，有些人学的，是毛泽东讲的那种在中国行不大通的西方真理。共产党人学的，是被俄国人证明了的，最适合于落后国家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要学西方，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走出去，一是传进来。
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毛泽东本人，没有留过学，他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知识，主要是从俄国人介绍到中国来的各种文本中获得的。但是，相对于早期中共的发起人或参加者来说，没有出国留学经历的青年人会受到很多局限。比如，毛泽东因为“五四”时期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在长沙这样的内地城市中，并且不懂外文，所以相比起他的留法同学蔡和森，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乃至于和毛差不多同龄的李达、李汉俊这些留过学、懂外文的人，毛泽东所接触和接受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的影响，就明显地比较晚。
中共发起人中，陈独秀、李大钊等都赶上了毛泽东所说的较早的那拨留学热潮。他们也因此很早就成了著名报人或教授，有了相当的影响社会与影响思想的能力。而和毛泽东同代的年轻学生或刚毕业不久的青年人，很多也赶上了留法和留俄的热潮。
当年中国的青年学子出国留学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考官派生；一是进清华这样的留美学校；一是自己或家里有钱。对于大多数家境或学习程度达不到考官派或进清华的各地普通青年学生来说，他们唯一的留学机会只有就近去日本读书。但是，日本路费虽然便宜，学费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五四”时期所以会出现留法和留俄的集体留学热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去法国可以边打工边读书，即“勤工俭学”；去俄国，则只要凑足路费，到了那边就没有学费的问题了，甚至连生活费俄国人也都负担了。
自从科举废除后，留学一直是青年学子在学业和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一条捷径。又加上“五四”时期西方思想传播极其活跃，俄国革命又极具吸引力，因此，这两方面的作用就促成了这一时期新的留学热潮的出现。事实上，即使是留法或留欧的青年学生，相当一部分后来也都转到俄国去了。而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也为培养干部，马上成立了外国语学校，稍加语言训练，即派送留俄。这些都扩大了中共早期组织中留学生的数量。正是这些留学生构成了中共二三十年代党的骨干力量。如蔡和森、邓小平、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王一飞、朱德、聂荣臻、李立三，也包括再晚一些留俄的俞秀松、周达文、张闻天、杨尚昆、秦邦宪……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独秀：五赴东洋求救国
《环球》杂志记者/刘娟娟
在日本，陈独秀与苏曼殊翻译《悲惨世界》时，译文从第七回起突然增加了原著中没有的一个故事：男主角“立志要铲除人间一切不平”……
“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
在《说国家》一文中，陈独秀本来说要“去到各国，查看一番”，事实上，他一生只去过一个海外国家——日本。
1901年至1914年，为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曾先后五次东渡日本。虽然每次时间都很短暂，但综观陈独秀的一生，赴日是他思想启蒙的重要历程。
自学外文用心之深
1897年7月，18岁的陈独秀第一次离开家乡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他目睹了甲午战争之后南京的满目疮痍，希冀变法图强。但随着康梁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沙俄出兵侵占东北三省，陈独秀猛然惊醒，不再相信变法维新，转而决定到先进的国家去探索强国富民之路。
关于陈独秀赴日求学，《陈独秀传》的作者唐宝林对《环球》杂志分析说，除了经济和方便之外，当时有关各国先进学说的图书，在日本都可以读到。而且日本本身是一个由落后迅速转变为强盛的样板。在这里，已经可以满足陈独秀寻求救国之路的愿望了。
与清政府的派遣留学生不同，陈独秀是自费留学日本的。陈独秀五次留学日本，没有留下系统的资料。学什么科目、成绩如何，经过中日学者几十年的考查，都不甚清楚。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进入某一所日本学校，都是象征性的，除学一点日、英、法等外文外，主要是找原著或日人译介的西方社会科学图书进行自学，不为学校的规定所拘束。”唐宝林说，“这是他从小养成的性格，追求独立自由发展。他是自学成才的典型。所以，他后来推行教育革命时，特别强调学生的自学精神，重视社会教育和图书馆事业。”
去日本留学前，陈独秀一点日语也不懂，更不要说英语和法语了。因此，他在日本十分注重外语的学习。
1901年10月，他第一次赴日本，先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补习日语，后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1907年春，他第四次赴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专攻英语，随后又到早稻田大学学习西欧文化；1914年7月，他第五次赴日本，在东京雅典娜法语学院进修法语。
“以陈独秀的天赋和他力求创新的学习、研究方法，不论哪门学问，只要被他用心关注，必然成绩优异而且总有独到见解。”唐宝林介绍说，1910年，陈独秀在国内时，竟然为当时著名的群益书社编辑出版了一部《模范英文教本》(四册)，“可见他英文学习用心之深。”
其实在日本期间，陈独秀不只英文学得好，后来对法文的学习也颇为用心。他于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的封面上，就使用了法文“LA JEUNESSE”(青年)字样。
与苏曼殊“乱译”《悲惨世界》
苏曼殊与陈独秀翻译英文版的法国名著《悲惨世界》时，中文译文从第七回起突然增加了原著中没有的一个故事：
主人公姓明名白，字男德(取“难得糊涂”之意)；配角是“范桶”(饭桶)“吴齿”(无耻)“满洲苟”(影射汉族官僚)等。这些人物的冲突故事中，男德是一个“立志要铲除人间一切不平的有志青年”，他声称，“我想教这个人间苦难的责任，都在我一人身上……”
关于苏、陈二人“乱译”《悲惨世界》，在唐宝林看来，他们并不把这件事当作一件纯文学的工作来做，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载体。“男主角说出许多宣传革命的话，自然表现了译者(实为添加故事的作者)自己的志向。”
苏曼殊的父亲是旅日侨商，母亲是日本人(另一说他母亲是中国人黄氏，日本人非其生母)，1884年生于横滨，6岁时回归原籍广东香山，1898年因家道中落，重返日本。
“苏曼殊一生漂泊，没有父母的疼爱。有人说苏曼殊与陈独秀因此有共同的‘仇父情结’。”唐宝林解释道，因为婚姻、爱情与革命，陈独秀与嗣父决裂，最后还“拒认家产”。苏曼殊则在1904年父亲病重、去世时拒不探望、拒奔父丧。
苏曼殊还曾深爱过一个日本女子，但未成功。陈独秀的第一次婚姻也不幸福。因此这方面两人也是同病相怜。
“这些都是使二人成为莫逆之交的重要因素。”唐宝林说。1906年暑假，陈独秀还曾陪苏曼殊回日本省亲，二人一同旅游。
而二人的相识是在1902年，当时恰逢陈独秀第二次赴日求学，苏、陈等人共同发起过“青年会”。
苏曼殊绝顶聪明，通英文、日文和梵文，但汉文根基不好。他很喜欢雨果的《悲惨世界》，决定将其翻译成中文，并连载于上海的《国民日日报》上。连载时，书名译为《惨社会》，作者译为“嚣俄”。
由于当时苏曼殊汉文根基很差，陈独秀常字字句句地为苏曼殊指点。柳亚子在《苏曼殊全集》中称，“曼殊就因独秀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文人了。”后来，苏曼殊因《国民日日报》停刊而去了香港，陈独秀就把《惨社会》从第十一回下半回续译到第十四回，书名改为《惨世界》。
唐宝林说，陈独秀在日本比较深刻地接受了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特别是法兰西的“天赋人权”学说，即人人应有“独立自主的人权，自由平等的权利”，也就是民主思想。这是他后来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基础。
教训学监姚文甫
1901年，陈独秀第一次到日本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留日学生进步组织“励志会”。
当时的励志会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以曹汝霖、章宗祥为代表的鼓吹君主立宪的稳健派；另一派是以张继、秦力山为代表的倾向于民主革命的激进派。激进派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理论武器，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陈独秀深受其影响。唐宝林说，“这是陈独秀后来发起新文化运动最早的启蒙。”
后来，由于两派斗争激烈，陈独秀与张继退出励志会。
陈独秀于1902年3月回国，与热血青年何春台、潘赞化、葛温仲、张伯寅、柏文蔚等人一起，在安庆姚家口北的藏书楼发起演说会，拉开了安徽省近代革命的序幕。他们模仿东京留学生的做法，在张伯寅家组织了一个“青年励志学社”。
社员每周聚会一次，展示读书笔记，交流读书心得体会，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他们还每周进行一次军事训练，由张伯寅的弟弟张仲寅用英语呼喊排操口号。陈独秀还准备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
一系列的反帝爱国活动，使陈独秀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1902年9月，陈独秀被迫二次东渡日本，进入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学军事的热门学校——成城学校陆军科。此间他结识了一大批激进的革命志士，如章太炎、邹容、蒋百里、苏曼殊、刘季平、汤尔和等，与他们一起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成为“日本留学生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
当时，清政府所派湖北留日学生的监督姚文甫，无理压制学生正当权利，并阻挠学生学习军事。
1903年3月31日，陈独秀与张继、邹容、翁浩、王孝慎等人一起，以姚文甫生活腐化堕落，强占老师之妾，败坏中国人的声誉，有损国格人格为由，闯入姚家，说要砍掉姚的脑袋。姚求饶。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以抒发“割发代首”之恨。他们警告姚文甫：“你赶快回国，别留在这里给留学生丢人，你要不走，我们总会要你的命。”然后他们还把姚的辫子挂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屋梁上，上书“禽兽姚文甫之辫”，使姚威信扫地。
姚文甫作为朝廷命官当然不服，他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随后蔡照会了日本外务部。于是，陈、张、邹等人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甲寅》激战
“他们一回到上海，便立即投入到更加广大和激烈的革命风暴之中。”唐宝林说，“就这样，陈独秀完成了从‘康梁党’到‘革命党’的转变。”
1907年春，陈独秀因进行革命活动再次被迫逃到日本，进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这一次，陈独秀在日本曾与“同盟会”成员章太炎、张继、刘师培过往密切，但他一直没有参加“同盟会”，而是参加了由章太炎、陶冶公等中国人、幸德秋水等日本人、保什等印度人发起的“亚洲和亲会”。该会明确宣布：“本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但是该组织成立后没有什么活动。
陈独秀这次在日本时间较长，约有两年半，除了在校学习外，主要是与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等人切磋中西学问。
1909年九十月间，陈独秀因兄长在沈阳病逝回国料理丧事。
回国后，辛亥革命期间，陈独秀参加了浙江和安徽的革命运动。1913年孙中山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流亡上海。1914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东渡日本。
这段时间里，他在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期间自己也写了不少诗文，总结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并探讨新的救国之路。
其实，陈独秀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而“独秀”是他的笔名。1914年11月10日，他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在《甲寅》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
文中，他批评了当时国人只有传统的盲目的“爱国心”，没有建立近代国家的“自觉心”。近代国家观是“为国人共谋幸福的团体”，而当时的袁世凯政府，对外屈膝卖国，对内残害人民。这样的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中国人当时只知侈谈爱国，没有建设近代国家观的自觉性，这种素质，必然导致亡国灭种。
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很快有十几封信投向《甲寅》，斥诘陈独秀是“狂徒”“不知爱国，宁复为人”。
《甲寅》创刊以来，从未受到如此大的冲击。章士钊要求陈独秀亲自作答，陈却不予理睬。但是，数月以后，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事件的发生，惊醒了国人。包括梁启超和李大钊在内的许多人对于陈独秀的观点，由原来的谴责、抗议，转变为接受和推崇了。
1915年5月，《甲寅》移至中国国内编辑出版，同时，陈独秀妻子高君曼在上海发病，数函催返。陈独秀于6月中旬回国。
《甲寅》激战过后，陈独秀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也找到了提高国民“自觉心”的具体办法。他对挚友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于是，更有了1915年的《青年杂志》。从此，人们不再知道他叫“陈仲甫，陈乾生”，只知道他叫“陈独秀”。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祝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