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寻找了解中国的钥匙
《环球》杂志记者/易萱 驻柏林记者/刘向
驻德公使魏宸组对留学生的游行活动恨之入骨，他要求德国政府驱逐相关留学生。朱德的名字赫然列在第一名
牢房里，被逮捕者分别隔离关押，阴暗中，每个人都焦虑不安。
突然间一个声音大喊起来：“我抗议！你们逮捕中国留学生是非法的！”“我要见你们警官！”“我要见中国公使！”
这一声控诉撕裂了沉寂，紧接着，抗议声此起彼伏。那个声音，夹杂着愤怒，随即又带领大家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看守的警察们日夜不敢放松警惕，整个警局都知道，带头的是“朱将军”。
数十个小时前，1925年6月18日晚，德国共产党正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组织演讲会，以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时值上海“五卅惨案”已掀起新一波全国性的反帝怒潮，朱德带领着在柏林的一部分留学生应邀参加集会。
突然间，大批德国警察闯进会场，35名外国与会者全部被逮捕。
3天后，迫于民众反对和舆论压力，柏林当局悄悄释放了朱德及其友人，没有任何解释。
7月4日，朱德乘船离开德国前往苏联。
又如这位将军三年前所言：“吾将为国而上下求索！”
四“最”留学生
1922年是朱德人生的一个转折点。9月初，36岁的朱德乘坐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离开吴淞口，开始了自己的欧洲留学之旅。
航行中，朱德和老友孙炳文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如房师亮、章伯钧、夏秀峰和李毓九等。为了消磨时间，一行人常常聚在甲板上“摆龙门阵”。朱德向大家诉说自己的经历，有人问：“玉阶兄(朱德字玉阶)，已过而立之年，放着将军不当，漂洋过海，不远万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何必曰利。吾将为国而上下求索！”朱德用幽默嬉戏的腔调，文绉绉地回答。
“年龄大点，有啥子要紧。我听说勤工俭学的先行者蔡和森的妈妈葛健豪是54岁时举家赴法，去勤工俭学；徐特立是43岁，黄齐生是40岁才出国留学的……你们说，他们哪个比我小呀！”
朱德在那一批海外留洋学子中年龄的确是最大的。同时，曾担任过旅长的他也是职位最高的留学生。出国之前，朱德已经念了22年书，是留学生中学历最高的。朱德的家庭经济条件优越，在其名下有两院23间房，地租9份，月入2000大洋，所以也是当时最富有的俭学者。
“朱德的留学身兼四个‘最’。”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研究朱德30余年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刘学民认为，这种背景的留学非常“特别”。
“三顾茅庐”
经过40多天的航行，“安吉尔斯”号终于在法国南部港口马赛靠岸。朱德和孙炳文随后换乘火车前往巴黎。
“一路上的见闻让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朱德惊叹不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研究员庹平介绍说，虽然欧陆风光无限，但朱德同时也看到了外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黑人劳工的悲惨命运，那个理想中“外国的无产阶级比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好”的印象完全错了。朱德发现，在资本家的压榨下，很多欧洲人同样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房子住。
在巴黎停留期间，朱德和孙炳文住在一位中国商人家中。二人听说中国留法学生中已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旅法组织，主要组织者名叫“周恩来”，后来又得知周恩来已前往德国，便马不停蹄地转战柏林。
其实在出国之前，1922年7月底，朱德曾经为了入党事宜专门拜见过陈独秀。当时陈独秀谨慎地看着这位军阀出身的旅长，以入党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组织的考验为由婉拒了他。但朱德入党的决心没有动摇。
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一书如此描写了周恩来和朱德第一次见面的情况：
到达柏林后，朱德和孙炳文从几家四川餐馆老板那里打听到周恩来住在坎特大街。他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了周恩来的宿舍门。
开门的是一位身材瘦削的青年，正是比朱德小12岁的周恩来。朱德和孙炳文被请进屋，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到欧洲来的过程。
面对周恩来和善的态度，朱德很放心，在谈话最后他含蓄地说：“我们希望进步。”孙炳文说得更直接些：“我们都希望能够参加党的组织。”周恩来略加思忖，抬起头来，“你们还没有吃饭吧？如果没有，我们先一起吃饭再说。”
就这样，在几次深入交谈之后，经周恩来推荐，朱德走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成为了旅欧共产党组织的一部分。
4年之后，朱德在上海再次出现在陈独秀面前，陈独秀已对他刮目相看了，不仅热情接待了他，还委以重任。
在刘学民看来，“经历了‘三顾茅庐’，朱德终于真真正正地被共产党接受了。”
专攻军事和哲学
德国中部小城哥廷根，听起来没有柏林、科隆、法兰克福那么著名，但在很多德国人心目中，这座小城因其优秀的教育环境而备受推崇。44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此学习、任教或从事研究；在这个城市，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大学生。
城东普朗克街是一条幽静的街道，两边是一排排的独栋小楼。普朗克街3号是一幢红色的三层楼房，正面红墙上挂着一块精致的大理石纪念牌，上面用德语醒目地镌刻着：“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3~1924”。
中国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朱德传》记载，朱德在哥廷根生活了一年半时间，当时这幢楼房的主人是一个曾在德皇军队中担任过将军的男爵。据庹平介绍，朱德选择住在这里就是为了可以请男爵向他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战法。
其实朱德找到党组织后，虽然松了一口气，但语言不通的痛苦一直困扰着他。朱德最初不懂德语，既不能直接同德国人会话，又无法阅读德文书籍，而当地所能看到的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多是德文版的。于是，年近不惑之年的朱德下决心要攻克语言关。
对于学德语，朱德并不是死背书。他喜欢拿着地图出去走走，在一路见闻之中学习语言。朱德后来回忆，自己因为语言不通不敢搭乘电车，就拿着张地图到处转沿路遇到的博物馆、学校、画廊、啤酒店、餐馆，或是准许他进去的工厂。他访问议会，游览公园，参观教堂，走访普通人的家庭。他还去看歌剧，听音乐会。这样几个月下来，朱德的德文学得很快，认识街道也快。
当1923年5月朱德移居到哥廷根时，他的德文程度已经可以买东西、旅行、坐车了。阅读德文书籍比掌握一般会话更困难一些，但他借助字典，慢慢地也能读了。
“他很重视自学，潜心研究国外的军事历史，买了许多德文的军事书籍来读”，庹平告诉记者，其中包括一套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报纸汇编，共一二十本。
在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史料顾问乌尔里希·洪格尔博士向《环球》杂志记者展示了一张朱德当年的学生注册卡，以及一本厚厚的1923年学生注册簿，注册簿其中一页最下面的一栏，是朱德当年亲笔填写的报名信息：姓名朱德，来自中国四川省，哲学系……
上世纪20年代，哲学系的社会学专业刚刚在哥廷根大学设立。洪格尔介绍说，当时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选择学医、化学或者自然科学。哥廷根大学1924年共有2382名学生，哲学系有235名学生，其中仅有12名外国学生。
“朱德作为中国学生选择社会学很不寻常。”刘学民解释说：他的目标很明确，当时的社会学为他提供了学习海德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机会，这让他对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追求超越了盲目的一腔热血。
1986年12月1日朱德诞辰100周年之际，哥廷根档案馆前馆长库恩女士写了一篇题为《哥廷根的中国客人》的总结文章。文章提及，朱德在哥廷根期间更多地是与当地中国同胞讨论政治和军事话题，而不是依赖在大学里学习。
哥廷根市档案馆馆长恩斯特·伯梅博士说，中国当年正是动乱年代，保守战乱之苦，战争不断。许多留学生抱着“西学东渐”“实务救国”的想法到海外留学。朱德在德学习时间很短，但却扩展了视野，了解感受了不同的文化，从中吸取了有用的东西带回中国。
名字赫然列在第一名
在哥廷根期间，朱德最为得益的是党小组的活动。参加每周三举行的党小组会是朱德此间的一项重要活动。党小组的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等。
那一时期，德国社会正处于一战战败后的动荡期，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容易得到。
朱德等人学习、讨论的内容，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梅林的《唯物史观》、以及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同时，他们还学习《向导》《国际通讯》等刊物上登载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
他们讨论的问题，有的是理论问题，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制度具体是怎样的。有时，他们在一起分析国际形势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并且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是同国际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旅欧学生组织集会声援中国人民的斗争。
朱德等在《明星》杂志上写文章批评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他组织中国留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国内，发表演说，散发传单……
当时的驻德公使魏宸组对留学生的这种游行活动恨之入骨，他要求德国政府驱逐相关留学生。朱德的名字赫然列在第一名。
军事战术他了解最深刻
正在这时，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执行委员会批准朱德赴苏联学习。国际红色救济会帮了他很大的忙，替他办理了护照，并买了船票。1925年7月4日，朱德和李大章等一起乘船前往苏联。
朱德在自传中回忆，留德的经历使自己的脑筋思想都大大改变了。他说，“在哥廷根，我读过了很多马列方面的书籍，在这段休养和重新准备的时期里，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
来到苏联，朱德发现自己从流亡学生一下成了社会主义的贵宾，到处都能感受到友善、热烈的气氛。在列宁格勒，朱德和他的同伴们被邀请到工厂、机关、学校去演讲，参观。
在俄罗斯东方大学学习时，朱德系统学习了辩证法、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军事学，还有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等。
《朱德传》中还提到，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朱德又与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在这里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由于朱德本身有军事实战经验，对于当时的军事战术教学他了解最深刻，懂得也多。
当时苏联内战刚刚结束，国内经济还没完全恢复，物质条件也很匮乏。很多人对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但朱德说：“在列宁格勒，可就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每日节省了多少钱，做了多少事！经济困难，那是因为刚在激烈内战之后。社会主义是正在一点点搞起来。”“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其他的研究和经验，我就找到了了解中国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
来源：2011年7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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