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苏联军校里的中国参谋长
《环球》杂志驻莫斯科记者/谢荣
《环球》杂志记者/冯琦
由于知道刘伯承右眼是假眼，苏联教官并没有在射击科目上对他有要求。但刘伯承认为，作为军人，就要有一手好枪法
1927年末，莫斯科市区东部的列弗尔托沃区，苏联高等步兵学校。外面天寒地冻，房间里却温暖如春。
这里是苏联红军培养陆军营、团、旅、师等中上级军官的著名军事学府。为了欢迎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国学员，该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入学致辞中，学校的政治委员介绍：“刘伯承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南昌起义的参谋长，他和一批优秀军官来本校学习，是本校的光荣……”
多年以后，解放战争时期，谈到自己在苏联高等步兵学校时的心情，刘伯承对原新华社刘邓大军前线分社社长李普说：“教官要我学跳舞，我不学。叫我学照相，我也不学。……我说：我不想当武官，我只想为中国老百姓做点事。”
“阿法纳西耶夫”式学习
1927年11月，中国南方的冬天令人感到压抑。刘伯承偕同贺龙、叶剑英、吴玉章等30余人，从上海登上了一艘开往 “海参崴”(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苏联货船。
上岸后，他们住在一家旅馆里，等了约1个星期，之后又乘火车辗转到了莫斯科。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苏联学习。这批干部中，叶剑英、吴玉章等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等10人进入苏联高等步兵学校；还有的被安排到炮兵学校。
在苏联高等步兵学校，为了便于交流，每个中国学员都取了俄文名字。大家称呼刘伯承为“阿法纳西耶夫”，他被编在了第16班，这个班的30多人都是中国学员。
刘伯承生于1892年，当时已经35岁的他为了能够尽快听懂苏联教官的授课、看懂俄文书籍，必须要尽快掌握俄文的33个字母。
在俄语中，颤音“P”的发音很难拿捏，中国学生将其戏称为“打嘟噜”。在刚开始学字母发音时，刘伯承有好几天，从早到晚，一有时间就练习“打嘟噜”。
那个时代的莫斯科，冬季的早晨气温大都在零下15度左右，但当时，刘伯承每天早上都冒着严寒，到操场上朗读俄语。
课余时间他也不浪费，即使在上厕所的时候，刘伯承也要抓紧时间背单词。据刘伯承的儿子刘蒙回忆，直到晚年，刘伯承早晨如厕时，仍会坐在马桶上拿起一本俄文书籍高声朗读。
1916年3月20日，刘伯承曾在与北洋军的战斗中失去右眼，随后手术换了假眼球。留苏学习过程中，由于看书时间很长，右眼中的假眼球难免会把眼眶磨疼。每当这个时候，刘伯承并没有闭上眼睛休息，而是把假眼球摘下，用左眼继续学习。
为了学好俄语，刘伯承将单词记在小本上，一有时间，就会背单词，整理笔记。李普也曾在《一代军事奇才：刘伯承元帅传》一书中记载，刘伯承“把单词写在手掌上，每天学到深夜；为了不影响别人睡觉，便到走廊上去，在路灯下面高声朗读。”
书中还引述刘伯承写给川军旧部王尔常的一封信，谈及这段俄语学习：“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刘伯承在信中如此写道。
在苏联高等步兵学校，刘伯承还学习了一系列军事课程，如战略学、战术学、地形学、射击学等等。
中共早期留学教育史研究学者张泽宇告诉《环球》杂志，由于知道刘伯承右眼是假眼，当时的射击教官并没有在射击科目上对他有要求；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已经作为高级将领的刘伯承并不需要亲自上阵作战，所以，射击科目对于刘伯承来讲，显然不是“必修课”。
“但刘伯承认为，作为军人，就要有一手好枪法。”张泽宇说。
失去右眼之前，刘伯承是右手持枪，用右眼瞄准。在练习实弹射击时，刘伯承必须克服习惯所带来的不便，练习用左眼瞄准。在开始时，连靶子都打不中，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刘伯承用左眼瞄准，进行的手枪、步枪的射击训练，基本可以命中枪靶。
“中国革命同苏联情况不一样”
《环球》杂志记者在莫斯科了解到，1928年暑期，刘伯承以各科优异成绩完成了在苏联高等步兵学校的全部学业，旋即被选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
伏龙芝军事学院创建于“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其前身为有80多年历史的沙皇俄国军队总参谋部军事学院。这里是苏联系统培养高级军事指战员和军事理论人才的重要高等军事学府。
据《朱可夫元帅》一书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军最高副统帅朱可夫，就曾于1929年到1930年春在这所学院的高级军官进修班进修。
二十世纪20到30年代前期，伏龙芝军事学院坐落于莫斯科市中心距离红场不远处。
来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刘伯承首先被一条大标语所吸引：“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
伏龙芝军事学院十分提倡学生自学，一年级听课与自学的时间比例就达到了1:1，之后自学时间所占比重逐年递增，到了三年级时，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自学。
通过实地探访，《环球》杂志记者了解到，当年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主要课程有军事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国内战争史、军事地理等。
张泽宇介绍说，刘伯承在学习期间除了学习战略学、战术学、军事学术、军制学、社会经济学等5门主课外，还自学了《战争哲学》《现代战术》等军事名著。
刘伯承学习军事理论，都认真联系过去参加过的战斗，从中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将所学习的军事理论同当时的国内革命实际情况相联系，力争运用到实际中去。
据张泽宇介绍，有一次，进行图上作业时，教官出题，问道：“派通信兵从山上向山下送信，是该派骑兵还是步兵？”结合过去的战斗经验，刘伯承说：“根据地形，山地陡峭，所以结合实际情况，还是应该派步兵。”得到了教官的肯定。
1929年春，国内来人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人介绍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刘伯承听了感到很受鼓舞。他对同学屈武说，“中国的武装斗争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局面，尽管困难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我真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同志去一起战斗。”他一再向屈武强调：“中国革命同苏联情况不一样，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武装农民；否则，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首译“游击战”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此时正在留苏的刘伯承参加了会议，并结合所学和当时斗争的实际情况作了报告。
报告中，刘伯承提出“在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们的组织，以使在该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他呼吁全党“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世界革命的胜利”。
1930年4月，刘伯承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3个月后回到了上海。
回国后，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是在红军根据地时期，还是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虽然长期担任军队指挥工作，条件艰苦、任务繁重，但刘伯承一直努力翻译介绍苏军军事理论方面的著作，为中国军队的军事理论建设和军队正规化做出巨大贡献。
刘伯承学成归国后先是任军委编译科长，主持苏联等国家的军事理论、条例、条令的翻译工作。他翻译出了中国军队的第一个条例、条令——《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苏军政治工作条令》。刘伯承还将苏军正规化的参谋系统带入中国工农红军。
2009年，刘蒙在“文武之光———刘蒙、蔡昌平书法作品展”期间接受媒体采访回忆父亲时说，有很多军事词汇都是刘伯承首译过来的。比如，把“黑猩猩战”译作“游击战”，就是刘伯承的贡献。
来源：2011年7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3期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