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被监视的小留学生
《环球》杂志记者/易萱 驻巴黎记者/江珍妮 应强
尽管邓小平没有被逮捕和驱逐，但当时法国当局一直持续地监视他的活动。如今，邓小平的研究资料非常丰富，很大程度上获益于此
克鲁梭，法国南部重工业城市。施耐德工厂总裁办公室的墙壁上，至今仍用镜框裱着邓小平当年在这里做工的工卡。
工卡上“邓希贤”(邓小平曾用名)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工种，轧钢车间的轧钢工；进厂注册日期，1921年4月2日；编号，07396。
工卡注册日期，距邓小平抵达法兰西不到半年。
本来是怀着美好愿望赴法求学，却因费用耗尽被迫离开学校，沦为资本主义工厂的“人肉机器”。
几十年后，回忆起自己在法国的经历，邓小平不止一次自嘲道：“我个子不高的原因就是在法国工厂做工时候活太累、吃不饱。”
变卖家产去留学
1920年10月，法国马赛港，一位警官在他的花名册上仔细登记着88位乘“盎特莱蓬”号邮轮赴法的中国留学生。
在《小马赛人报》记者的眼中，“他们年龄在15~25岁之间，穿着西式和美式服装，戴着宽边帽，穿着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
警官记录下一位名叫邓希贤的少年的名字。他圆圆的脸庞，梳着背头，在人群中头最小。这就是刚满16岁的邓小平首次踏上法兰西土地的时刻。
邓小平的留学与父亲邓绍昌密不可分。
专攻邓小平的传记作家余玮向《环球》杂志介绍，邓绍昌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清末从成都政法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外工作，在村里以见识广博著称。邓小平出生后，邓家的家境已逐渐衰落，只能靠邓绍昌的工资度日。那时邓绍昌最大的希望就是长子邓小平能建功立业，让家族重新繁荣。父亲对于当地教育的封闭陈腐非常不满，希望送儿子出国接受高级教育。
“留学的费用无疑是个不小的负担。”余玮说，同时母亲也竭力反对，舍不得年幼的邓小平只身生活在异国。
但在父亲的坚持下，邓小平最终在1920年9月怀揣着300大洋踏上了求学征程。其中的200大洋靠变卖家产凑得，另100大洋则由当时留法预备学校资助。
上世纪20年代，留学生赴法只能乘坐邮轮，邓小平和同伴在海上漂泊了39天。
“出发之时上海暴雨如注。”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就在倾盆大雨之中，小留学生们看着祖国的土地一点点地消失在海平面，很多人都留下了不舍的泪水。”
“盎特莱蓬”号航行中途径香港、西贡、新加坡，穿过了阿拉伯海、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最后路过意大利，从地中海来到马赛港。
俭学不成，沦为劳工
1920年10月，从马赛辗转至欧洲“花都”巴黎，眼前是繁华、气派、异国他乡的艺术气息，身后是贫穷、落后、腐化不堪的旧中国，中国留学生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而邓小平，当时就是带着这一刻的“美好印象”开始了勤工俭学。
他和舅舅邓绍圣就读于距离巴黎市区200多公里的巴约公学。由于出国前曾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习，具有一定的法语基础，邓小平很快进入了学习状态。那时候他们整天生活在法国同学圈子里，时间不长语言能力就迅速提高。
不过好景不长，巴约公学虽然以学费低廉著称，但每月200多法郎的膳食费还是让邓小平吃不消。即使生活上很节约，他仍然发现带来的盘缠日益减少。仅仅5个月，邓小平就花尽了所有费用，被迫离开学校。
这就是邓小平赴法学习的尾声。在法国生活5年零2个月，学习的时间只有5个月。
迫于生计，邓小平于1921年4月来到了位于克鲁梭的施耐德钢铁总厂，当了一名轧钢工。
“那时，邓小平每天都要在40度以上高温的厂房内工作。他必须在被钢水映红了的热气中使用长把铁钳将数十斤、甚至上百斤的烧红钢板拖走。”邓榕说：“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每周必须持续50个小时。”
17岁的邓小平时常昼夜颠倒、饮食无常。1921年4月23日，他辞去了这份工作，离开了克鲁梭。
看着自己拼死劳动换来的只是每天12-14法郎的微薄薪酬，邓小平原先“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的理想都化作了泡影。
“邓小平当时生活在法国社会的最底层。”余玮说：他亲身见证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凶狠剥削，很多和他一起赴法留学的学生纷纷沦为劳工，有人留学不成郁郁寡欢后竟然自杀。邓小平内心很受触动，他了解到了资本主义美丽外衣下面隐藏着的辛酸。
“但是在法国，做工的劳苦和监工的指责谩骂，也使邓小平在青年时期就培养了百折不挠的意志和能够不计得失、忍辱负重的坚持。之后他的人生三起三落，被人称为‘打不倒的小个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余玮如是说。
不打算回家
离开克鲁梭，邓小平曾辗转于法国多个城市打零工。1922年，他来到巴黎以南110公里处蒙塔日附近的小城夏特莱。
1853年，美国人伊瀚·哈金森在此创建了“哈金森”橡胶制品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厂雇用了许多外籍劳工。1920年至1927年间，200多名中国青年曾经在此工作，其中就包括邓小平。
1922年2月14日至10月17日，1923年2月2日至3月7日，为了维持生计，邓小平曾两度以邓希贤的名字注册，在这家橡胶厂的制鞋车间艰苦劳作。如今，哈金森工厂仍在生产橡胶，两个烟囱有一个依然伫立在工厂中间，但制鞋车间早已不在。
第一批进厂的中国青年的劳动强度和环境都极为艰苦。他们每周工作6天54小时，每天只能挣十五六法郎。晚上，他们在工厂对面专为中国工人搭建的简陋工棚里过夜，40多个铺位挤在一起。《夏莱特移民史》同时指出，这些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法文原文为“工人学生”)还要利用晚上的时间学习法文、数学、科技等知识。
在哈金森工厂工作期间，邓小平常与赵世炎、王若飞等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散步谈心，讨论世界和中国，还到蒙塔日公学认识了在这里俭学的蔡和森等人。《红舞台下的凡人邓小平》一书还提到，邓小平经常去蔡和森家吃饭，还在火车站附近的“光荣”饭店里学会了跳舞。
他们为邓小平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而在法国艰苦求学和做工经历，也使邓小平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开始探索新的个人出路。
1922年夏，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也是最年轻的成员。
此后，邓小平在巴黎认识了周恩来。在周的帮助下，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认识迅速成长。1924年下半年，邓小平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个求知青年成为爱国革命者。
“邓小平的留洋初衷非常简朴，为了学点本事光宗耀祖。在法国，加入旅欧共产支部对邓小平来说是新的奋斗目标。”余玮介绍，由于早年留学法国，邓小平对资本主义国家有身临其境的感性认识，比其他人更能客观地分析资本主义的文明、进步和腐朽。“后来，他写信给父亲说自己不打算回家，要专心在法国搞革命。父亲邓绍昌见信潸然泪下。”
就这样，为了革命邓小平再没回过故乡。离开中国赴法求学时，母亲哭着叮嘱他速速学成返家的场景，成了邓小平和母亲此生的诀别。
油印博士与中华豆腐
1975年5月，时隔半个世纪，邓小平以国宾身份再次踏上法兰西国土。就在快要结束访问时，邓小平突然决定要到巴黎的商店购买大量法国面包。他的举动使很多人感到震惊。
这些面包，是邓小平打算带给当年一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聂荣臻及李富春夫妇的，他希望自己能和大家一起重温当年的经历。
1924年，旅欧的共产组织刊物《少年》改名为《赤光》，邓小平也加入编辑部成为年龄最小的成员。那时，他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直接帮助和指点，主要负责期刊的刻写和油印。他的字黑大肥圆，工整娟秀，印刷清晰，因此广受大家称赞。
当时，邓小平一面坚持在工厂做工赚钱，一面利用夜晚休息时间为《赤光》服务。一个个夜晚，他和周恩来为了出版杂志，挤在狭小的房间中工作。周恩来完成一篇稿件，邓小平马上抄写印刷一篇。很多时候，为了工作他们只是以牛角面包充饥。
匈牙利作家巴拉奇·代内什所著的《邓小平》一书中还介绍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清晨，周恩来走进工作间，看到邓小平正一手捏着面包，一手进行印刷，脸上还沾着面包屑和油墨。周恩来不禁大笑：“小邓！你可真是个油印博士啊！”于是，邓小平的“博士”之名就此传开了。
余玮说：“邓小平搞革命活动不仅要靠勇气，还要利用头脑。”当时旅欧支部的活动经费一直不够。于是邓小平和周恩来一起提议开家“中华豆腐坊”，卖豆腐支持革命。大家轮流摇起了磨杵，制作豆腐。为了向法国人介绍这种独特的东方美食，邓小平到餐馆用豆腐炒菜，向食客介绍营养价值。
“吃过的客人个个啧啧称道，经过口口相传，中华豆腐名震巴黎，供不应求，为旅欧支部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很多经费。”余玮介绍说。
1925年上半年，邓小平被特派到里昂，负责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这年夏天，邓小平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其他同志共同领导旅法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掀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浪潮，组织旅法华人示威。
6月21日，旅欧华人分乘20多辆汽车向位于巴黎巴比伦街57号的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大家喊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抗议口号。旅法华人的斗争震动了法国。法国当局惶恐不安，派出大批警察，四处检查搜索，掀起了一场逮捕和遣返的浪潮。
声援活动结束后，尽管邓小平没有被逮捕和驱逐，但是同样受到了法国巴黎警察局的跟踪和监视。
“当时法国当局一直持续地监视邓小平的活动。”余玮说，现在，邓小平的研究资料非常丰富很大程度上获益于此。监视的记录如此细致，所以才使邓小平在法国的活动能够生动地呈现出来。“看过后，人们觉得他更加富有魅力了。”
莫斯科的“小钢炮”
1926年1月7日，邓小平和傅钟、李卓然、邓绍圣等20人结束了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活，前往向往已久的列宁故乡。在莫斯科，邓小平经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推荐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5年10月，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之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的学校，这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国共两党均派遣很多党员在此学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与蒋经国同在一班学习。据邓小平的同学回忆，蒋经国晚饭后总爱跟随邓小平等人到学校附近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边散步边聊天，尤其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余玮介绍说，有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为什么老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邓小平回答，在法国留学时他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一天能挣足一周的开销，而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蒋经国意识到邓小平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对他非常钦佩。
在苏联，邓小平的生活与在法国时期那种居无定所、为温饱奔波劳碌、参加革命活动被警察监视的情况有天壤之别。在苏联，邓小平有机会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各种思想讨论中，邓小平都以出色的口才和扎实的理论基础力压众人，因此被同学们称作“小钢炮”。
1926年底，邓小平和20多位同志被选拔回国到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就此结束了在中山大学的学习。
余玮总结说，“邓小平的留学经历可以用‘苦、乐、险’三个字来形容。如果他没有留洋，那么人生境遇一定截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的经历也会是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