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留洋”观
祝彦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
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过留洋经历，如周恩来、朱德、陈毅、邓小平等，这是时代原因促成的，但毛泽东没有。
其实，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样渴望过一回“出洋”瘾。早在1917年他就表达过这种想法，打算“毕业之后，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不仅有“出洋求学”的计划，而且也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组织者。1918年8月，他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人一同奔赴北京，与蔡元培、李石曾等组建的华法教育会联系，积极促成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事。
1919年春，就在这些青年结束了半年预备班学习准备启程之际，毛泽东却婉拒了同伴们的邀请，选择留在国内。有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是因为语言和经费问题没有出国。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或许确有这些顾虑，但语言障碍和经费短缺是大部分留学生普遍要面对的问题，以毛的个性，只要他下定决心，这些都不算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始终没有走上赴法求学的道路呢？
1920年3月14日，他在致爱国民主人士周世钊的一封信中给出了自己的原因。毛泽东说，在国内研究有三种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这不仅不影响吸收西方知识，还有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
在北京逗留期间的经历，使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尤其是杨昌济、胡适等人，更是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杨昌济认为，留学出国前要对本国语言、文化有很好的基础，否则回国以后，就俨然一个外国人了。他更反对以留学为镀金，进而进行钻营的人。杨昌济的现身说法，对毛泽东留学观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毛泽东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太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胡适字适之)和黎绍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毛泽东认为留学的目的是探求革命的道路，改革中国社会。因此，只有充分了解了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之后，才能去考虑对外国理论和经验的汲取，否则，不顾国情，囫囵吞枣带来的外国经验，只能造成僵化。当然，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就反对出国了，他只是反对盲目出国，在这封信中他特别提到，“以上是说暂不出洋在国内研究的话。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
毛泽东始终是主张出洋，吸收西方知识的。不仅是五四时期他有过赴法留学的计划，早在新民学会成立时，他就计划到日本去。1921年9月，他还计划在国内做三四年的准备，然后“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但这些设想，因为随后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政治事件接踵而至，吸引着他投身其中，始终未能实现。
然而，尽管身处国内，却并不影响他对革命的探索。此后，他积极参与党的创建，组织工人运动，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大量阅读书刊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并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中国道路”的世界背景
孙代尧
在“创党一代”后，中共领导精英经历了“延安一代”“留苏一代”和“留美一代”等世代更替，以及从“革命精英”和“军事精英”到技术精英、再到社会科学精英的流动过程，但中共与生俱来的国际视野和开放性特质，并没有发生改变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两条“道路”上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一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到新中国成立，使中国摆脱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长期危机，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本的前提；二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开辟了中国通向繁荣富强的现代国家之路。
90年是一段漫长的历史，但“中国道路”上诸多“奇迹”的答案，似乎又可以“简而化之”：顺应时代潮流，保持先进性和开放性，不断自我转型，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
“中国道路”在未来能否越走越宽广？这要看中国能否把走自己的路与走人类文明的大道有机统一起来，把走自己的路与走人类历史的必由之路有机结合起来。
与生俱来的国际视野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就是一个具有鲜明现代化取向的政党，以民族复兴即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和实现国富民强为使命。
中共的现代性和先进性特质是由她的一群创党精英带来的。政党是整合精英的组织，组织内领导人的视野和取向，对这个精英群体的走向有重要影响。身处要位的领导精英，他们的视野、理念和选择，往往是决定历史走向的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变量。
中国共产党创党时的领导成员，是一批为救国救民而追求真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出席1921年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就其社会成分而言都属于知识分子，除邓恩铭毕业于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外，其余9人具有大学学历，3人具有高师或中师学历。他们所代表的全国50多名党员也都是知识分子。
这批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国际视野，他们大都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留学地主要有日本、西欧和苏联。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董必武、周佛海等6位中共一大代表曾留学日本；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赵世炎、李立三、陈延年、蔡和森、陈毅、王若飞、李富春、蔡畅、聂荣臻等在欧洲求学；1921年8月后，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刘伯承、左权、叶剑英、吴玉章等人陆续到苏联学习，朱德、邓小平、聂荣臻等人也从欧洲加入留苏队伍。
他们在异国都经历了艰苦生活的磨练，接受了诞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并藉以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他们在人生最能吸纳人类文明精髓的年龄段到国外求知，亲身体验西欧资本主义文明和日本、苏联的崛起之道，耳濡目染形成开放性的思维和世界视野是必然的。对于工农党员占多数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优秀基因是非常宝贵的。
在“创党一代”后，中共领导精英经历了“延安一代”、建国初期的“留苏一代”(其中包括江泽民、李鹏、邹家华、钱其琛等)和改革开放后的“留美一代”等世代更替，以及从“革命精英”和“军事精英”到技术精英、再到社会科学精英的流动过程，党员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共与生俱来的国际视野和开放性特质，以及对知识化和专业主义的追求，并没有发生改变。
改革开放的“主观条件”
在中共极具开放性的领袖群体中，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杰出的代表。邓小平曾对美籍华人学者李政道教授说：“我从青年时就有了这样的理想，一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二是爱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把我们民族发展起来。”
青年时代游学欧陆的经历对邓小平的影响显而易见。政治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形成于其人生经历和经验，并体现在其思想、性格和行为上。青年时代的经历和思想积淀，塑造了邓小平爱国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勇于创新和敢开风气之先的优秀品格。邓小平之所以能在中国面临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扮演决定性角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造性地提出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新理论，是与他的上述经历和品质分不开的。
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中国之所以率先成功地改革，客观上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危机，从主观条件来说，最根本的是因为中国有以邓小平为首的坚强的、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美国学者丹尼尔·耶金说，“正是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邓小平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果断地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从旧体制中解脱出来，并融入世界经济。”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到过法国、日本、美国等国家访问，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带给邓小平的震动，比青年时的体验来得更大。1978年10月邓小平在日本神奈川县参观日产汽车制造厂时，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比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厂高出几十倍，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1979年1~2月邓小平访美期间，专门考察了福特汽车公司、林登·约翰逊航天中心、波音747飞机装配厂等高科技企业，他说：美国实现了工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中国人民在争取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中，有许多方面要向创造先进的工业文明的美国人民请教。”
同一时期，中央频繁派出各种考察团赴发达国家和地区考察。据统计，自1977年7月至1980年6月，除中央领导出国访问外，国务院各部委办派出的代表团达360次，科教经贸代表团达472次。这些出访，大大扩展了国人的视野，坚定了中共领导阶层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决心。
曾参加1978年5~6月中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赴西欧五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考察的钱正英后来回忆说：“我们这次五国之行，至少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提供了我们自己的基调：一个是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一个是一定要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从我们亲身的对比得出的结论，感觉到必须急起直追，再不能耽误时间了。”
邓小平这个时期也有一些讲话：“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
对战后东亚的崛起，邓小平也有亲身体验和清醒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到过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访问，此后他一直关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和经验，对“四小龙”取得的经济绩效给予高度评价。
1978年5月，邓小平说：“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得那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
1978年11月邓小平在新加坡说：“大家要开动脑筋，有的人总认为自己好，要比就要跟国际上比，不要与国内的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印发了一份重要的参考文件，题目就是《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
为了回应东亚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邓小平及时地做出在邻近港澳台的地区实行对外开放的决策，沿海地区的经济开放推动了内地的逐步开放和制度创新的展开，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东亚崛起之日，正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强劲发展之时，为了回应这种挑战，需要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加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方的合作。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富有想像力的思路，而且勾画了未来中国独特的发展图式，这就是：在一国版图内，在两种制度下，通过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大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香港澳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台湾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四方紧密合作走向现代化。这是当今世界最独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它不仅反映了“一国两制”的中国特色，因为这是中国独有的；而且反映了“一国两制”的时代特色，因为它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赶上时代潮流。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道路”，本质上就是一种吸纳了人类文明中具有普适性的制度文明和发展模式并结合中国国情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至今生命力不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行进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上，能以开放的姿态汲取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来充实和发展自己。例如，现代市场经济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在经济制度方面创造的最大文明成果之一，中国大胆吸取和借鉴这一重大文明成果，并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坚决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
中共理念再调整
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苏联模式失败促发的危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确立执政党意识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认为：“‘三个代表’的目的是通过提供一个包容的、有效的和反应迅速的政治领导层，从而把共产党塑造成能够无限地维持当前党政体制的执政党。”
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共领导人从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教训中受到了启发，“中国对造成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条件进行了自己的非常认真的分析。这种分析的结果是中国国内政策、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以及中共的一些意识形态提法都开始得到了一定的纠正。1991~1992年中国切实深化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而同时又保持了国家对经济领域各种变化的有效控制。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还加速了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培养和更新体制的形成。”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仍快速发展，但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如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区域和城乡发展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消极腐败现象滋长等。
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好快结合和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既符合当今世界对发展进行反省后形成的主流发展观，又具体化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的“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或执政理念，也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朝向建构具有普适意义的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和创新。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至少现在，中共还不能当“先生”
肖贵清
向世界学习，当然要注意科学的方法。方法不对头，不仅学不到东西，反而还要吃苦头，摔跟头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的成功被一些发展中国家视为可以效仿的榜样，甚至一些西方学者也提出要借鉴“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个潜心向世界学习的“学生”似乎完成了华丽转身，成了一个为其他国家提供成功经验的“老师”。
不过，冷静下来，面对未来，依然可以发现，一个学习型政党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至少现在，还不能当“先生”。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更意味着如今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它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经验都值得中国共产党认真学习。
第一，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企业界一直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一流的企业做标准。”掌握“标准”，意味着站在产业链的最高端；而只能生产产品，则意味着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
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工厂”，恰恰说明中国的企业还处于“三流”水平，而“一流”的企业大多都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制定标准，就在于他们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等一些高新技术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反观中国，每年生产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笔记本电脑，却没有一颗真正属于自己的“中国芯”；中国对外出口8亿件衬衫，其利润却很难换回一架空客A380型飞机。
中国要改变为发达国家“打工”的身份，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就必须在科学技术方面学习、赶超发达国家。改革开放起步之时，邓小平就指出，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可以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同样也可以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二，学习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经验。
西方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经验是值得学习的。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治国方略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几百年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西方国家的民主监督机制、权力制衡机制等内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西方国家比较娴熟的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也值得学习。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市场在配置资源和激发经济活力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非常突出的问题。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从“菜贱伤农”到“菜贵伤民”，屡屡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蔬菜价格的剧烈波动，凸显出中国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亟待提高，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完善的市场监督和监管机制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社会管理方面，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面临着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其中一些问题，是发达国家过去曾经面临但现在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他们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或教训都值得学习借鉴。
第三，学习参与全球化的本领。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特征，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化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必由之路。但是，作为全球化的后来者，中国仍缺乏经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初，面对西方国家的反倾销诉讼，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甚至没有应诉的能力。近几年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中国在其定价方面仍然没有任何话语权，在与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等铁矿石巨头的谈判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今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贸易第一大国，中国依然很少能够参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
所以，中国一方面应学习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法规和其他国际规则，利用这些规则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也应向发达国家学习如何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争取在参与全球竞争中掌握更多主动权。
第四，学习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途径。
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在纽约时报广场、CNN投放中国国家形象广告，以及在国外开办孔子学院等，都表明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强烈愿望。但目前，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与其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并不协调。在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创办多种形式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传播平台，以扩大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
向世界学习，当然要注意科学的方法。方法不对头，不仅学不到东西，反而还要吃苦头，摔跟头。
学习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做到“洋为中用”，在这一过程中切忌囫囵吞枣、全盘拿来、照抄照搬，要注重在学习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切勿把腐朽当神奇，把痈疽当宝贝。向西方学习要具有批判的态度，西方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值得学习，也有腐朽没落的东西需要警惕。
最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向资本主义学习，学的是方法、手段，不是指导思想、更不是其根本制度。学习资本主义国家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是学习其完全的市场化；学习西方国家的民主监督机制，不是要采纳其多党制或三权分立制度。绝对不能像解体的原苏联一样，在学习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这是必须记取的沉痛教训。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2011年7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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