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也算取了经”
《环球》杂志驻莫斯科记者/谢荣
《环球》杂志记者/谢樱 冯琦
从未演过戏的刘少奇等人表演了一个反映中国军阀和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的节目，刘少奇扮演了工人。巧合的是，后来填写调查表时，他所填的志愿就是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1920年6月，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后，刘少奇仍一心梦想着远赴那个世界劳农革命的策源地。
然而一战结束后，经济凋敝的法兰西此时已经开始限制留学生的名额，那里只接受资金充裕的学生。刘少奇出身贫寒，无法筹措到昂贵的出国经费。
一筹莫展的刘少奇于1920年8月底回到了家乡长沙，却偶然在《大公报》上读到了一则消息：“俄罗斯研究会”正组织湖南青年赴俄勤工俭学！
正是这一则消息，改变了刘少奇的人生轨迹。
有生以来未曾想到的
当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已经逐渐为中国进步青年所了解，马克思主义也已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俄罗斯研究会”就是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人在长沙组织的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
新形势下，到俄国去学习同样令中国青年非常向往。而此前，刘少奇已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对“十月革命”也有初步的了解。
看到《大公报》的消息，刘少奇立即决定改赴法为赴俄。他说服了家人，加入了长沙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去学习俄文。研究会成员贺明范将刘少奇介绍给了具体负责赴俄留学事宜的上海外国语学社领导人杨明斋。
据《刘少奇青少年时代》一书记载，1921年春，刘少奇与任弼时、肖劲光等人一起，从上海搭乘邮轮，踏上了赴俄求学的旅程。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邮轮刚到达海参崴(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批从上海来的年轻人就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领事馆发现了。
领事馆认定他们是孙中山的南方军政府派往苏俄的代表，跟踪不放，还把刘少奇和另外几人抓了去。
“这一红白交界地段非常危险。”被捕中，刘少奇突然想起了出国之前前辈的叮嘱：“在敌人面前万万不可暴露身份和丢失秘密介绍信，否则就会丧命。”
被带到领事馆大厅时，面对手持刀枪的卫兵和厉声审问，刘少奇表现得很沉着。因为当时南方人到东北边境做工匠生意的人比较多，刘少奇还急中生智，坚称自己是“做裁缝的”。其他人见刘少奇不慌不忙地应付了过去，也都说自己是做手艺的。领事馆的人看刘少奇长得高瘦文静，的确也像个“裁缝师傅”，而且刘少奇讲的一口湖南话又很难听懂，问来问去，没问出什么结果，只能把他们全放了。
离开海参崴，众人小心翼翼坐上火车，一路西行，停停走走，终于在1921年7月抵达莫斯科。完成这段艰难的旅程，整整历时3个月。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正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刘少奇和他的同学刚刚抵达，就被邀请出席旁听。
这批中国学生幸运地与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们坐在一起，讨论世界革命的问题，这是他们有生以来未曾想到的。
列宁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要适应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低潮的形势，共产国际要转变策略，由直接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转为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创造对资本主义最后进攻的必要条件。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列宁还提出了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新经济政策。
“这两个方面的政策改变，对刘少奇影响很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王双梅告诉《环球》杂志，日后刘少奇回国工作时，特别注意争取群众大多数，后来在建国前夕，他还特别注意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巧合的志愿
1921年8月，刘少奇等中国学生被安排到位于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10月，东方大学正式开学。
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刘少奇党建经济思想研究会理事黄祖琳告诉《环球》杂志，当时学校为中国班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政治经济学、国际工人运动史等。中国学生俄文听说能力参差不齐，为了学习，由时任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的记者瞿秋白以及李宗武等人做他们的翻译。
在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非常艰苦。当时苏维埃俄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和其他一些生活资料非常匮乏，饥饿随处可见。政府不得不实行战时政策，生活必需品按人头分配，只对红军、儿童和高级干部有所照顾。
东方大学学生的生活和红军战士一样，这在当时算是最高待遇了：每人每天只分到一块2两多的黑面包，每餐切下一部分，但不能多切，切多了，下顿就没有了。中午食堂只供应1碗加几片土豆和萝卜的清汤。
肖劲光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像我们这样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那个时候上个4层楼真困难呀，一步一步慢慢往上挪，中间还得休息几次。”
对多数中国学员来说，另一个困难是不太适应俄罗斯的饮食习惯。学校当时提供的主要食品是黑面包，其一半成分是麦糠与面粉混合的。《环球》杂志记者通过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乌索夫了解到，当时有很多中国学员经常拉肚子。
学员们的住宿条件也不是很好，在一个大房间里，要同时住10多个人。而俄罗斯漫长的冬天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苏俄留学的刘少奇经历了“十月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但那里工农大众不受压迫，当家作主人的社会环境对刘少奇感染很大。
王双梅向《环球》杂志讲述了一个故事：
在1922年的春节晚会上，一向严肃、从未演过戏的刘少奇和肖劲光等人表演了一个反映中国军阀和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的节目，刘少奇在这个节目中扮演了工人的角色。巧合的是，之后在填写愿意参加何种运动的调查表时，刘少奇填的就是愿意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人的命都不要了，其他就好说了”
在东方大学，《国家与革命》《资本论》《反杜林论》《共产主义ABC》等著作深深吸引着刘少奇。他夜以继日地阅读着这些著作，有的是俄文原版书，他就边看边查字典，虽然速度不快，但他都会对照世界革命和中国的具体实际反复思考。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刘少奇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激动。他主动与东方大学负责中国班思想工作的政治教导员谈心，谈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愿望。
终于，1921年冬天，刘少奇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与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一起，成为第一批在东方大学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学员。据王双梅介绍，几个人还组成了党支部，刘少奇担任了支部委员。
解放后，刘少奇经常用自己在莫斯科艰苦条件下求学和入党的经历教育下一代。据刘少奇的侄孙女刘维孔回忆，有一次，她因为遇到升学和参加农业生产的矛盾去请教叔祖父。
刘维孔问：“每当我遇到要牺牲个人利益的事情时，思想上总要斗争许久，总想不通，您也有过这样的事吗？”
刘少奇很有兴致地回忆起自己入党的过程。他说：“有过，有这么一次，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不像你们现在这样，一本书过目一下，有一知半解就过去了。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人的命都不要了，其他就好说了。”
1922年夏初，由于中国共产党急需开展革命活动的骨干力量，刘少奇被通知提前回国工作。得到消息后，他又在短时间内学习了《国际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以及俄文等课程。
王双梅介绍，后来，刘少奇对这八个月的留学生活做了一个总结：“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东方大学学了八个月，跑回来了，也算取了经，当时我们学的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懂得组织上的一些东西，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服从党，这些东西，我脑子里种得很深。”
来源：2011年7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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