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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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初冬的北京，中国再度举世瞩目。
11月12日，为期4天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十多位研究者看来，全会高度评价了35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成功实践，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基本经验，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六个领域设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
“更加关注各项改革之间的相互呼应，既注重整体性、系统性，也注重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参与决定起草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介绍，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2万字左右，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每一句话的内涵十分丰富，落实下去都会使该领域的体制机制发生重大变化。
不仅如此，还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把改革的时间目标定位在2020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相一致，改革的进程可检查、可评估。由此，在重要的历史关口，以明确的目标、清晰的主线、扩容的空间、准确的时间表、可检验的尺度，为中国改革指明了“向何处去”的新方向、新路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这是2020年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纲领，体现了党中央推进改革的巨大勇气与智慧，对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攻坚克难，有着重大意义。”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大感兴奋，“与全会前的各方猜测与期待相比，全会有出乎意料之感，传递出很多令人惊喜之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更是向本刊记者一口气列举出四大方向性研判，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改革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改革将从单一领域走向全面综合；将从零敲碎打走向主线清晰；从解决相对容易的表层性问题转为深入攻坚“啃硬骨头”、拿顽瘴痼疾来开刀；将从“摸着石头过河”进入到把“摸石头”与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更好地结合起来、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全新阶段。
“全会精神表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空前的改革决心和勇气，体现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有胆有识、敢于碰硬、勇于担当的气魄。”面对本刊记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的振奋之情溢于言表，改革正在从强调权力、强调利益转向强调责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形成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使得全面深化改革的条件和动力不断准备并日趋成熟，正是促动改革进入将要取得实质性重大突破的历史时刻。”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全会用连续排比的“紧紧围绕”，提到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表示改革的这六个要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同时，又由于中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根本上说还是发展问题，因此，全会将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发挥其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火车头”牵引作用，15个改革领域中，6个是经济。
“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将成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纲领性文件。”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告诉本刊记者，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部署不仅覆盖面宽，而且亮点频显，“在重要的历史关口，以推进改革的方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从而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的基础。”
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此，十多位长期从事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领域研究的学者专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都将其视为此次全会的一大亮点。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所言，“总目标的提出回答了改革‘将向何处去’的方向和路径，也明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手段。”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曾说过，“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现在，令人振奋又紧迫的是，全会已明确提出时间表：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7年攻坚“决定性”制度完善
“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落脚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富有创意地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次重大创新。”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认为，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让体制机制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更加适应、更加吻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具活力，并能够与时俱进。
采访中，多位研究者回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其正是源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改革实践。2011年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首次写入报告，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进程已经步入全新境界。
多位受访研究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抽象的，不是笼统的，而是具体的，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具体来看，我国已在政治领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在经济领域，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建立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白钢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出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中国经验’、‘中国速度’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只有一个模式、一条道路、一种现代化路径；社会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多样化发展，造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奇迹。”
“制度建设是个渐进过程，与中国的历史、基本国情、发展道路、现实挑战等紧密结合”，张立群认为，全会已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本特征勾画清晰，即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未来7年正是这一制度走向成熟和定型的关键阶段。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韩保江向本刊记者解释说，所谓成熟和定型就意味着，制度体系在横向上，就是五大建设的制度体系要配套；在纵向上，就是从上层的国家治理制度，到中层的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制度，再到基层的企业、私人的各种产权制度，三个层次的制度建设要相互协调。
尤令张立群感慨的是，全会已将制度成熟、定型后的前景进行了描述：即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全面升级
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综合多位受访专家意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龚维斌等多位研究者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进一步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治理者能力、水平的高低，体制机制是否科学合理，都将直接决定着改革目标的实现与否”，只有国家治理体系稳定健全，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才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改革整体推进的思考定位之上，摆脱了过去分项改革的局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定位非常高，提出了宏观大战略。”按照刘春的理解，这标志着，改革阶段的变化也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国家治理水平也将是检验社会制度是否完善、是否定型的重要标志。
许耀桐补充说，治理与管理不同，国家治理，一是从过去的单一主体变为多主体，国家管理者、人民群众、各组织、各单位，都将是参加国家治理的主体；二是渠道多元，治理既有从上到下，也有从下到上，甚至可以从中间向上、向下延伸开来、铺展开来，国家治理标志着方式方法上的变化，例如全会明确了协商民主的若干形式；三是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能力将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同时也要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胡鞍钢认为，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理念，使我们对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有了新的认识，这有助于使改革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我们不仅需要物质的现代化，而且更需要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这就如同提供新鲜空气。有了‘新鲜空气’，所有人都将受益，没有这样一个新鲜空气，所有人都会受损。”
“当国家治理体系建立起以后，就要求包括政府、企业等在内的市场经济主体拥有现代化的治理能力，能够跟得上现代社会的发展。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简言之就是不能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揽一切的低水平、低效率上”，严书翰说。
从“基础”到“决定”的重大创新
引人注目的是，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过去的表述是基础性作用。从表述的重要细节的变化，到多达22次的高频率出现，“市场”一词，在公报发布的第一时间就引发热议。
从“基础”到“决定”，两个字的改变，意义十分重大，是此次全会最大亮点和重大理论创新，杨伟民认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在多位受访研究者看来，市场“决定性”的提出，将助推中国经济从旧有的要素投入模式转向效率驱动模式，为经济增长找到新的动力。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说，全会传递的信息显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有三个主体，企业是自主经营，消费者是自由选择，商品和要素是自由流通，这背后反映的是如何调节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经济活动中体现人的主体地位，如何清除市场壁垒，其中最关键的便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环节。
“全会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既要沿着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前行，毫不动摇；更重要的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把配置资源的权力交给市场”，韩保江说，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赋予市场，这也意味着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
杨伟民也指出，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财税金融、土地制度、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为标尺，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也有了原则和检验尺度。
观察全会传递的信息，聂高民强调，由市场“决定性”作用引发和“牵动”的一系列改革，将激活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并使之竞相迸发。例如，刘春分析说，全会中提出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要往回缩，腾出更多空间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
“应该看到，对‘活力’的激发，全会既提出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也强调‘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向本刊记者分析说，而提出建设统一的市场体系，则是为了激活要素的自由流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按照全会给出的时间表，常修泽认为，未来7年的发展改革将双线并行，一条是生产力发展线，即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另一条是制度变革线，即到2020年重要领域、关键环节该攻的堡垒都要攻下来，“在这攻坚克难的7年间，已到了必须主要依靠改革红利释放活力、实现发展的阶段。”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乃时代要求
全会提出来“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刘春看来，这个提法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到新的阶段。此次全会对改革的定位，也与过去有所不同。
回顾35年来的历次三中全会，虽然大多都是围绕改革推进，但其侧重点都各有不同。如，十二届三中全会重在推动城市改革，再如，十四届三中全会重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而今，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已由过去35年分项目、分阶段进入到全方位立体式改革的新阶段。
刘春说，按全会要求，对改革没有再像过去那样小单元式的逐步推进，而是从相互关联、互相促进、总体整合的大宏观角度出发，“这也意味着过去时常会提出的某项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或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一观点已经过时。”
“突破口’的思路是希望从单一角度发力而收获全局功效，这与过去分阶段、分项目改革阶段相适应，但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他说，这也说明今后的改革单靠某一批人、某几支团队已是不可能了。
在全面推进改革的背景下，中央研究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
谢春涛认为，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决心。这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是空前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更具权威性，能够保证改革的设计、协调、推进和监督每一个环节的落实，有助于确保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改革的高度重视，也充分表明了中央的改革决心”。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为本刊记者解读说，领导小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组织保障，有助于在改革攻坚阶段打破利益藩篱，也能够加强顶层设计，在更高的层面上推动改革进程。
许耀桐分析，顶层设计就是要统筹规划、通盘考虑，加强各方面的协调。改革进入深水区，矛盾盘根错节，要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协调推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恰逢其时，“三中全会不仅总体部署，提出系列改革任务，而且注重在落实方面下功夫，提出任务、提出目标，得有一个机构去抓落实、去领导，组织保障非常关键。”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占斌向本刊记者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起步甚至势如破竹，很大程度上因为有体改委，协调能力很强，但随着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市场经济，体改委就逐步淡化，统筹各方面的改革主要由国家发改委来承担。
在他看来，如今，改革已到深水区和利益深度调整阶段，如果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协调，议而不决，决而不定，互相争吵，讨价还价，那改革就很难实现全局性重大进展，“而今，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有助于快刀斩乱麻，看准了就干，到2020年只有六七年时间了，破解改革的利刃需要下到恰到好处才行。”□(执笔/《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袁元；采访/《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李绍飞杨琳实习生唐朵朵于萍谢舒陈迪申唯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