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顺应当前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发展,更好地协调国内各领域、各部门的力量,共同服务于国家安全这一重要任务所采取的积极举措
文/胡昊王栋
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藉以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这个决定成为本次全会中关于国家安全领域决策最抢眼的亮点之一。
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动议由来已久,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设立这一机构,是顺应当前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发展,更好地协调国内各领域、各部门的力量,共同服务于国家安全这一重要任务所采取的积极举措。
应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需要
当前,尽管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但是我国的安全形势却显得异常复杂,多方面问题相互交织,预判、处理的难度不断上升。
一是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从内部来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多发期,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社会问题,因利益分配失衡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频发,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从外部来看,随着中国的国家力量不断上升,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戒备心理越来越强,美国利用“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断挑唆一些周边国家捣乱,试图干扰或遏制中国的发展,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外部挑战。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内部的社会稳定和外部的安全挑战近些年来有相互影响、相互联动的趋势,处理和应对这些挑战的难度大大提高。
二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中国有漫长的陆上和海上边界,与个别周边国家仍然存在领土或领海争议,传统安全的隐患并未彻底消除。而除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外,自然灾害、恐怖主义、邪教组织、网络信息安全、太空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经济安全、舆论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多种多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这使得国家安全需要应对的威胁和挑战远远超出了过去的范围,应对难度加大。
三是突发事件和长期隐患交织。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程度的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一体化程度、关联度也随之提高,由于资讯的发达,个别偶然事件和突发事件处理不好就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演变成体系性的问题。
另一方面,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资源,同时也对环境、生态构成较大影响,长期来看,能源问题、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都是国家安全的长期潜在威胁。
因此,国家既要应对突发事件,又要关注长期威胁,对国家的危机管理和风险应对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家安全内涵丰富外延广泛
在当今时代,国家安全这个概念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广泛,涉及到相关领域和具体事务的管理工作,远非外交、国防、安全等几个部门能够应对,而是需要政府多个职能部门、各种社会组织乃至全体国民合力协同解决。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国家安全问题呈现与之前不一样的局面,应对国家安全挑战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难度更大。
原有的按照自身职能“各扫门前雪”、条块分割的政府机构设置在应对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时就显得力不从心,安全事务体系和机制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务需要权威高层决策,多部门配合。
现有的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反恐怖等机构在应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局限性,所能够调动的资源、力量有限,全局性、综合性和多领域的应对手段相对不足,需要一个高站位、跨部门、更具权威性的核心机构去跟踪、分析和协调,制定、协调、监督实施综合性的国家安全战略。
很多国家有类似职能的机构
从全球范围内看,很多国家都设立有国家安全委员会或类似机构,以协调其各部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美国早在1947年就根据《国家安全法》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法国、印度等国也都设立有类似的机构。可见设立统一的国家安全机构来协调各个部门,采取综合手段来处理和应对国家安全问题是各国的惯常做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势在必行。
国家安全顶层战略设计有了明确主体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之下,必须在危机真正到来之前就做好充分准备,包括在体制机制上的准备。国家安全委员会需要应对和处理的事件大致有两方面:
一是在危机出现之前,就对可能出现的隐患,或者重大的长期性威胁作出预判、研究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或战略,并将战略细化为具体的政策措施,贯彻在各个相关职能部门的具体工作当中;
二是在危机发生时,立刻启动应急预案或者制定应对措施,调动相关部门和各方面资源来应对。
这两方面职能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主体机构来领导、协调。作为一个高级别的权威领导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将聚焦高度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综合性和紧迫性的重大国家安全问题,强调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和实施的主动性、及时性和协调性,在最高决策层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成为在中央领导下的国家安全事务决策、协调神经中枢,顶层设计涉及国家安全的各种战略问题。
解决多部门“九龙治水”困局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一直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注重外交创新、策略运筹和顶层设计,这是中国从着眼国家发展到注重国家安全的一个必然过程,是国内外环境发展演进而产生的客观需要。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原有的部门职能划分已经同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手段之间出现了不适应,解决这一体制机制障碍已迫在眉睫。
随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今后中国对于国家安全的管控将逐渐摆脱“内外有别”、“条块分割”的体制机制束缚,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将更加顺畅,多头管理、部门利益、部门局限性和权责不清等体制机制问题将被逐渐化解。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后,国家将能够有效整合各部门、各条块的力量,充分发挥合力,更好地树立国家安全一盘棋的意识,提升外交与安全决策协调性和执行力。
有力应对突发事件、处置相关问题
以应对恐怖事件为例,恐怖主义的根源具有长期性,而恐怖主义的表象则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在恐怖主义袭击或者恐怖事件发生时,需要公安、武警部队、安全部门来处理、防范;但要根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就远远不仅是这些部门的事情,需从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外交等多个方面来协同应对。
同时,恐怖主义活动又具有跨国性和国际性,仅仅依靠一国力量很难单独应对该问题,这又需要外交渠道和国际合作。因此,针对恐怖主义这一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构来调动各方面力量予以应对。
恐怖主义只是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问题之一,其他很多挑战也同样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来应对。比如,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救灾工作也需要大规模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如果没有一套成熟的应对预案和应对机制,就难以很好地应对公共事故,造成灾难扩大化。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有一个机构主体可以迅速调动各方面的资源,整合各部门的力量,统一部署,从而更加高效地、综合性地应对国际安全的相关问题。
可以预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将使得国家能够更好地集中力量,采取综合措施和手段,来处理和应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和危机,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总体战略部署,为防范国家安全威胁和应对危机事件提供一元化的机制保障。□
(作者单位:当代世界研究中心)
国际舆论正面评价三中全会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三中全会彰显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未来确定清晰的航程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世界主要通讯社和众多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相关消息,并围绕全会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内容从多角度展开评论。外媒普遍认为,此次会议为中国未来绘制出清晰的路线图,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彰显道路自信传递改革强音
国际舆论总体上对三中全会的重大意义作出正面评价,认为会议彰显中国共产党的道路自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未来确定清晰的航程,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路透社报道说,会议勾勒了中国未来深化改革的重点和路线图,明确了改革的总方向和基本目标,提出两个“决定性”: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2020年之前,让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在此之前,中国很少为改革确定如此明确的期限,反映出新一届领导层正在推动较以往更具决定性的改革措施。
媒体普遍认为与以往的三中全会以经济议题为主不同,此次会议提出的是一份“全面的”改革纲领,涉及的议题十分广泛。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学者的话解读说,三中全会的基调是“道路自信”,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日本《朝日新闻》说,会议内容反映出改革范围之广,任务之重。相比历届以经济政策为中心的三中全会,此次会议最大特点在于提及政治和社会改革,体现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中长期的改革方案。
媒体还注意到,为了实现改革目标,会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香港《文汇报》刊文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决定最为耀眼。专家表示,中央高层全面统筹改革的领导机构成立,加强改革顶层设计的意味浓厚,标志着中央对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更是系统工程,改革需要打破不同利益集团阻碍,涉及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方方面面,需要更高级别的职能机构。
市场“决定性”作用引热议
外媒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道中,“市场”一词几乎成为各主要媒体标题中的通用关键词。在国际舆论看来,中国改革的核心依然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路透社、埃菲社、《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以往的“基础性”提法改为“决定性作用”,是会议的一大亮点。
路透社播文认为,这不仅表明中国领导层推动改革的决心,也预示着未来各个领域的改革,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
《华尔街日报》网站载文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是一项涉及面广泛的政策纲领,为市场在经济事务中话语权的扩大、农村人口权利的保障等敞开了大门。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公报明确了重视经济增长质量、重视市场作用的方针。中国今后有望通过理顺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向外资开放市场、激发民间企业参与、创造新的就业等方式,进一步搞活经济。
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三中全会公报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表述,反映出当局希望借助市场的信号,为企业提供更公平的竞争平台,同时完善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及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外界对市场化改革的期盼。
同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分析,公报确立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没有改变,表明中国的“市场化会发生,私有化不会发生”。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引关注
多家外媒尤其是日本媒体刊登报道,关注会议中有关“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容。
《朝日新闻》报道称,在面临国内外严峻形势的背景下,确保安全与稳定被置于重中之重,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对国内外安全问题,旨在杜绝社会不稳定因素。有观点称,该机构可能承担制度安全政策的职能,以应对中国推进海洋活动的过程中与周边国家产生的摩擦。
《每日新闻》称,在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背后,可以看到中国加强“双线作战战略”的态势。中国一方面需要应对国内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处理好因东海及南海问题与周边国家出现的紧张关系。
《华尔街日报》说,中国的对外关系和本国国情都变得更加复杂,部门之间需要加大协作,需要在政治层面设立一套更加协调的体系。
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话说,外交政策中涉及太多因素,它们太过分散和缺乏协调对中国的形象不利,现在中国要建立一个集中的机制,对全世界都有好处。□(本组特别报道截稿时间为11月15日18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