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很美

　　看上去很美

　　刘天昭 自由撰稿人

　　《孔雀》在北京试映的时候，我姐去看了。我问她，好看么？她说，就是那种，往嘴里扒饭的声音都弄挺大的，关门开门撂筷子的声音听着都有点惊心；还有比如一个老头坐在一个门洞口，跟前摆了点啥，几个人从那儿走过去，然后一个人走过去再走回来，也没台词，寂寞得要命的样子；然后很多独奏的背景音乐，还有有些画面绿油油的，另外有一些冬天的小城街道什么的。最后我姐说，挺好看的，去看吧。

　　我姐姐的描述让我想起了我看过的不多的几部文艺片，《童年往事》、《恋恋风尘》、《一一》、还有《站台》。我记得一些构图宁静的长镜头，并且记得自己在那长镜头里忍不住跳出来想，太长了，它当我的情绪是橡皮糖么，想伸多长就伸多长？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灵日益粗糙，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我都没有勇气没有力气再看一部凝神静气的文艺片。

　　但是前两天我去看了这名声极盛的《孔雀》，和想象中的没啥差别，没有想象中的累，但是也没有想象中的好。或者说好得很稳妥，好得没有惊喜，没有意外。我不是说情节上没有意外，情节上的意外不是艺术片的追求。我是说它的好没能突破渴望。这电影妥帖得体、平稳完整，那点小意思表达得准确、克制、动人，然而它带给人的情绪却始终都不能有高潮。

　　元宵节的时候，我深夜回家，遇着小区门口的广场上烟花放得热闹。我去便利店买酸奶，走出来长吁了两口气，在广场前等班车的绿塑料椅子上空坐了一会儿。我看着不远处的那几棵树，烟花绽开的时候它们被照得亮晃晃的，我觉得很好看，好像也有点想要抒情，然后也并没有抒，就停在那里了，过了很久想到，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那天在烟花喧闹的天空下，我想起了《孔雀》里一个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的场面。哥哥去学校给弟弟送雨伞，学校里老师正在朗诵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念了挺长的一段。那一段景色描写是要求背诵的，当时我背的时候烦得要命，觉得这个作家好在哪里啊，几朵荷花打这么多比方，越扯越远越说越不像了。可是看电影的那天，我听着那个老师念那段课文，好像就有点感觉到了作者彼时的心情。荷花无心，观者有情啊。

　　大概就是世上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吧，电影自然是要发现美的，而且也有点强迫人去发现银幕上的美。不过其实大约气定神闲感知万物才是最难得的艺术，而消费艺术品实际上总是在消费自己的耐心和感受力。像《孔雀》这样的电影，人要吃饱了、睡足了，心里没有烦事，眼前没有不安生的人，万物屏息、万籁俱寂，然后才能看下去。其实在那样的耐心里，以那样的目光看过去，整个世界都一件艺术品，万物静静敛着向内的光芒——现实世界本身可能还要更好看一些。

　　证书主义：当下的文化病症

　　文化讲习所·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亮出我年轻的护照”是十多年前“红孩儿”的一首流行歌曲，颂扬年少不羁的自由精神。那时的孩子今天已经长大，在每一个人生关口，“青春”不是什么通行无阻的护照，而是要“亮出你考级的证书”！你的英语不错吗？那么亮出你的“六级证书”或者“中级口译证书”；你很会电脑吗？那么请出示“微软认证书”或者“IBM认证书”。甚至，说你会弹钢琴，那一定考过了八级吧？或者能玩围棋，那你有业余六段的证书吗？证书主义的盛行是由于标准化考试能提供一套普适可比的评价尺度，但还不仅如此。

　　在一个失去诚信的时代，每个人自称的任何能力都需要某种“凭据”来佐证。但反讽也恰恰在于，正是由于缺乏诚信，所有的证书都可能作假，都可能涉嫌伪证。几个月前在英语六级考试的一个考场上，身份核查人员突袭检查，大约有一半“考生”夺路而逃，因为他们都是受雇代考的“枪手”。于是，这是一个崇尚证书的时代，也是一个伪证泛滥的时代。而且越是崇尚证书，伪证越是泛滥成灾。没有力量能够轻易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因为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出自人们的“理性选择”。

　　证书主义如同一个无人操作的庞大机器，人人都受到它的压迫，都是其“牺牲品”，但同时又都是这个机器上的“零件”，都是其“共谋者”。聘用者必须根据可信的凭证与标准的尺度来判断应聘人的能力，这样的淘汰选拔才是理性的。在人才市场供求逻辑的压力下，学生必须获取更多、更高级的证书来增强自己的资本，这是理性的竞争策略。而就业市场上还有一大批难以应对标准化考试的“非标准”人群，他们的理性又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如果要洁身自好，那么就退出竞争、自甘清贫，主动选择“另类生活”。

　　但时下标榜的所有另类生活都与金钱捆绑，如果离开了体面的职业和收入，“另类群体”不过是“弱势群体”的代名词而已。雇佣“枪手”、伪造证书当然不是道德的作为，但就成本效益而言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何况，有多少从“克莱登大学”留学毕业的“海归”？又有多少老总和高官轻巧地拿了博士学位？只因为一点道德恐惧就自甘弱势，不是有点失去理智？供求关系的逻辑是需求创造供给，考题泄密者、“枪手”供应商和伪证制作者，他们不都是按照市场逻辑做了自己的理性选择吗？

　　每个局部环节的个体行动都是出自理性的选择，却在整体上合成了集体性的疯狂。每个人都在抱怨却又都无可奈何，因为我们找不出真正的罪魁祸首，无法在整体上追究任何一个机构或个人的责任。现代文化离不开标准化考试和市场理性，但如果所有的人性价值与人才品质都被囚禁在单一的标准化制度之内，如果诚信与正直的道德价值都在市场理性的独霸之下沦丧，这样的“现代”是病态的。就此而言，证书主义的疯狂是我们时代的文化病症。

　　饮冰上海

　　海上旧闻录·陆士衡 大学教师，现居上海

　　现在过情人节，除了送花，还得请吃哈根达斯冰淇淋。这都是哈根达斯的那句广告“爱她就请她吃哈根达斯”惹的祸。

　　请吃哈根达斯，不仅可表达爱意，也还有证明身份和趣味的功用，毕竟30元一个冰淇淋球的消费水平不是什么人都能承受的。而到淮海路吃哈根达斯也一度是上海的时尚女性的一个标签。

　　上海女孩喜欢吃冰淇淋是出了名的，而且有传统，这表现在良好的吃相上。据说上海的女孩在街上捧着纸包的冰淇淋边走边舔，能吃得快而不忙、滴水不漏，连口红都不会破坏。这种功夫确实令人佩服。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吃纸包冰砖的时候，总是搞得滴滴答答的，狼狈不堪。这大概是因为我们那座城市不像上海那样有着近百年冰淇淋文化的熏陶吧。

　　冰淇淋作为一种舶来食品何时进入上海，如今已很难考证。鉴于上海最早的制冰厂创建于1880年，估计大概不会早于19世纪80年代吧。最初做冰淇淋的办法是用一个大木桶，里面放上冰和盐，冰中间再放一个盛有淀粉浆(稀藕粉)、鸡蛋、牛奶、白糖以及香料或者果汁的马口铁桶，铁桶盖上有孔，有轴齿带动四周叶片，手摇旋转，把桶内的东西打匀搅和，半小时左右就会凝冻成冰淇淋了。这种冰淇淋价甚低廉，在马路上花3个铜元就能买到一杯。但它也就是一般人用来解馋的，时髦人士自然对之不屑一顾，他们是要坐在南京路、静安寺路和霞飞路上的饮冰室里享受吃冰淇淋的乐趣的。

　　上海资格最老的饮冰室是沙利文，总店在南京路上，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和霞飞路(今淮海路)上也有其分店。沙利文的冰淇淋品种最多，价格也不算太贵，总在五角到一元之间。沙利文最香艳的一款冰淇淋叫“花旗大姐姐”，上面放一颗猩红的樱桃，象征着女人的樱口，两条鸡蛋饼干或许是比作了女人的腿膀，另外还有几块酸溜溜的波萝蜜，不知道是象征了女人的什么。舔食这么一款冰淇淋，大概是会让一些人想入非非的。

　　霞飞路上的马赛饮冰室则以富丽堂皇著称，布置华丽，犹如宫殿，但其三色冰淇淋却并不怎么贵。旁边白俄开的复兴馆也是一个饮冰的好去处，夏天坐在复兴馆的屋顶露台上饮冰，看着夜色从绿树荫里滴落下来，耳边是电车的叮零当啷的脆响，大概身心皆会有冰彻之感吧。北四川路上也有众多饮冰室，是那种平民风格的，价钱公道，味道也不算坏，在看电影之前或之后略坐片刻，吃一客冰淇淋，也算是浮生之乐吧。

　　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哈根达斯据说都是从美国空运过来的，连包装盒也是在法国印刷制作。连上海这样一座城市，都不能贡献出高品质的本地冰淇淋品牌，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郁闷。而冰淇淋竟成为一种时尚消费品，这本身也有点古怪。听说在成都已有“哈根达斯火锅”惊现，这真可以算是一个讽刺了。

　　牛津城之旅

　　美国村夫·付强 美国印乘安纳大学经济学博士

　　上周去密西西比大学访问，晚上随主人出外用餐，餐馆名叫“约克纳河酒馆”，念起来只觉得耳熟：福克纳的小说里，约克纳河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之一啊。

　　台湾的“外交部长”陈唐山骂新加坡小，说是个“鼻屎大的地方”，这个说法形象归形象，却实在有失风度。文豪福克纳说他的故乡“约克纳塔法郡”，是个“邮票大小的地方”，陈先生下次发飙时不妨借鉴。其实约克纳塔法郡纯属虚构，福克纳穷其想象力，来构建这样一座城镇，卡尔维诺写《看不见的城市》，构建上百座凌虚蹈空的幻想之城，而福克纳的约克纳塔法却有实实在在的原形：就是密西西比大学主校区所在的牛津城，它的土地为约克纳河的流水滋润，浓缩的是他心目中整个的南方。

　　牛津城小，以至我回到布鲁明顿，就仿佛来到了通都大邑、形胜之所。从市中心(downtown)到环城的州路也不过举步之遥。二层楼的法院是城市的中心，周围环绕着酒肆与书店，全是殖民时期的建筑风格，廊柱错落，色泽淡雅，门口则立着点煤油的街灯。南方的天空阳光是不缺的，牛津城的街上却人迹稀落，并不因城里的一万三千个大学生而平添喧嚣。从中西部来到南方，就会觉得空气都有着润泽流畅的线条，坐在书店的屋檐下看头顶的回廊在街上的倒影，就会想起“小楼昨夜听春雨”这样的句子：住在这样的小城，就会感到时间都在变慢。

　　Downtown有一间square书店，二层的半个店面都是福克纳的专柜，牛津城福克纳歌哭钓游之所在，福克纳的笔下流淌的是仿佛不是墨汁，而是约克纳河的急流，而牛津城的一草一木，也都永远地打上了福克纳的印记。接待我的教授比尔在这镇上已经住了接近三十年，他特地带我到他最早居住的教员公寓。五十年代，电视机还是稀有物品，几个青年教员聚在这里看电视，福克纳也觉得好奇，骑着他的马儿赶来瞧个新鲜。公寓里的住户换了一茬又一茬，每个房客都不忘了告诉别人，这是福克纳曾经看电视的地方。

　　另一位教授约翰带我去看福克纳的故居——那座著名的“橡树别业”，福克纳从别人手上买下，倾其心力建设他的家园。这家园不止是栖身之所，这座橡林深处的小筑所凝聚的，是他心灵深处遥远的苏格兰家族传统，他用笔，更用他的手，来创造着他的历史。当年他就在这里等待他心爱的女人从欧洲回归，让爱情在这片窄窄的阳台上定格，他坐在窗前的书桌旁，听晚风拂动林梢，看晨曦染红树叶，故事则顺着笔端像岁月一样汩汩奔流。

　　福克纳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说：“人是不朽的，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才有绵延不绝的声音。”福克纳就是不朽的，走在牛津城空旷的青石板街道上，他的马儿细碎的蹄声就仿佛从远方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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