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钱三强回忆：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新中国核技术 第2页:钱三强回忆：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新中国核技术(2) 第3页:钱三强回忆：周总理领导我们建设新中国核技术(3)

　　作者：钱三强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与组织领导下，我国从工业和科学技术落后状态发展到原子弹、氢弹爆炸，核潜艇下水，导弹、人造卫星上天，从而加强了国防力量，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他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全国人民永志不忘。值此周恩来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个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科技工作者，就我亲身的经历，追忆那些往事，以表达我对敬爱的周总理深切的怀念之情。

　　(一)

　　当我还在法国留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就听到不少关于周恩来和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同志勤工俭学时胸怀大志，从事拯救危难中国的事迹。正是通过这些事迹的熏陶，我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钦佩和景仰的感情。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北平解放不久，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向各界人士作形势报告，手无片纸，而所举的各项数据准确无误；他精力充沛，襟怀坦诚，语言亲切、中肯，侃侃而谈三四个钟头，全场听众的心自始至终紧紧地被吸引住。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引人入胜、令人信服的报告，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今日回想起来，周恩来同志的言谈举止依然历历在目。

　　1949年2月底，当时住在北京饭店的丁瓒同志电话通知我，党中央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巴黎去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团长是郭沫若，团员包括各方面人士40余人，他和我也在团员之列，要我协助办理出国事务。丁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我是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会员，我们互相知名但未见过面。我那时回国半年多，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备建立实验室，但物质上困难很大，很想借到巴黎开会的机会，托我在法国的老师约里奥一居里教授帮助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它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我把这个想法向了瓒谈了，但又有些后悔，因为战争还在继续，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还很困难，要拿出外汇购置仪器图书实非易事。丁说他可以反映一下我的要求。不料几天过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在怀仁堂附近一间小房子里约我会面，他对我说：“你想趁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机会，定购一些研究原子核科学需要的器材，中央很支持。你提的预算20万美元的数目，可能不是一次能用完；北平刚解放，国家经济还需要恢复，因此这次预备先在代表团带的费用中支付5万美元，以后再陆续支付。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代表团副团长是刘宁一同志，你过去很熟悉，这次需要支付款项时和他商量办理即可。”听到这个传达，当时真是心里暖呼呼的，有这样为民族、为事业着想的党和领导，中国新兴科学的发展定会大有希望！后来知道，党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由于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代表团乘火车到达莫斯科，在向法国使馆办理到巴黎去的签证时，结果被拒绝入境，戴高乐政府反对苏联、中国、东欧等国家的代表去巴黎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苏联方面及时和法国的约里奥一居里(世界和大主席)等联系，决定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大会，一个会议两个会场，重要发言两个会场都能听到。4月20日大会开会时，约里奥一居里对法国当局不给签证的作法首先提出抗议，他还讲出“真理旅行不需要签证”的警句，全场为之热烈鼓掌。第二天正在开会过程中，忽然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消息，顿时会场充满了欢呼声、掌声，互相握手拥抱，表示祝贺。这时主席台前几个外国代表把身体比较轻的我国代表丁瓒，抬起来向空中抛举，大会气氛达到了高潮。中国人民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当时形势下，原以为能去巴黎见到约里奥一居里的计划不能实现了。经过与刘宁一同志商量，在代表团款项中取出中央批准的经费的十分之一(即五千美元)，托来布拉格开会的一位有身份的法国代表，带给了约里奥一居里。后来从法国和英国回国的我国核科学家即用这笔经费购买了仪器和图书带回国内。原来预计定购回旋加速器电磁铁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从布拉格回北京后，丁瓒告诉我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机构重复，人力分散，要我趁筹备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机会，开始注意到会科学家们的专长、成就和学术见解，以备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对组织全国统一的科学研究机构提出调整方案意见，提供领导参考。

　　建国伊始，周恩来就十分重视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郭沫若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1950年，郭沫若主任根据政务院决定就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发出指示，其要点可概括为：①确立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强调科学研究的计划性与集体性，建立各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②加强研究人员的政洽学习，使他们能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与各大学联系，互相协作，统筹专门人才的培训；号召海外的科学人才返回祖国，为祖国服务。③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把彼此独立、性质相同的机构合并起来，并逐步加以充实；征求财经部门的意见，按国家当前建设的需要，选定研究重点，解决实际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并发展国家建设需要而目前尚无基础的学科的科学研究。

　　根据这些指示的精神和中央关于合理布局的原则，科学院副院长兼计划局局长竺可须、副局长钱三强曾经召开过八次科学家座谈会就各学科研究机构的调整提出方案，最后形成北京以数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为重点，上海以化学、生物科学为重点，南京以地学、天文学为重点，东北以技术科学为重点的布局，逐步调整实施。自此中国的科学技术开始走上了有计划地为国家建设服务的道路。

　　1951年底，周总理亲自处理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问题，并决定由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郭沫若向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派遣科学家代表团来朝鲜和中国进行调查。195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特别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在会议主席约里奥一居里等的正义呼声下，终于通过决议，成立了“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会由英、法、意、苏联、巴西、瑞典等国科学家组成，我国卫生部门和科学院也组织了有关专家进行配合。委员们到达北京后，周总理指定廖承志同志负责这个委员会的一切工作，还委派我担任委员会和我国科学家之间的联络员。在严酷的战争气氛中，委员们和中朝两国的专家为了和平事业不顾个人安危进行实地调查，最后得出美国确实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细菌战的结论，并向全世界予以公布，激发了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义愤，有力地打击了战争行为。调查结束后，周总理陪同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接见了委员会成员，对他们主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表示赞赏和感谢。我在这场斗争中受到了实际锻炼，政治觉悟有了明显提高，我由衷地感谢周总理给了我锻炼的好机会，感谢他给了我许多亲切有益的教诲。一年多后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53年科学院决定组织访苏代表团，主要任务是考察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并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意见。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过问。代表团的组织工作是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同志负责的，由即将到职的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稼夫同志任代表团支部书记，我任团长，武衡同志任秘书长。代表团由26人组成，包括了数理化、生物、地学、农业、医学、工程、历史、语言、教育等19个学科的专家。我们在苏联期间正遇上斯大林逝世，周总理率领党政代表团也来到莫斯科。就在这十分繁忙而短暂的时间里，周总理还认真听取我们代表团的情况汇报，并给以指示和具体帮助，由于周总理和李富春同志(陪同周总理赴苏)的关照，我有机会参观了一些核科学的研究机构和培养干部的专门院系。当时这方面工作苏联列为保密范围，因此引导参观和谈合作问题都是由苏联物理研究所所长斯柯贝尔琴院士和我直接用法语进行，不用翻译，斯柯贝尔琴青年时期曾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工作过，懂法语。交谈中我曾试探苏联能否提供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和一座实验性反应堆。他的回答是回旋加速器的技术已较成熟，通过外交途径，苏联可以提供；实验性反应堆现在还不能提供，将来提供的可能性是有的。

　　代表团回国后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汇报，并向科学界介绍了有关情况，如半导体研究等。周总理对这些情况十分重视，并结合我国实际对科学院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调整措施，如进行遴选学部委员的工作，成立了数理化、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四个学部，分别负责领导本学部的各研究所。同时建立奖励制度，并颁发了第一次全国自然科学奖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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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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