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28年冬季，带着圆满和喜悦，潘玉良学成归国，结束了9年异国飘泊的艰辛日子，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西画系主任。两个月后，王济远先生为潘玉良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这次画展共展出了200多件作品，震动了中国画坛，《申报》为此发了专题消息，远在罗马的刘校长得知后也发来电报祝贺。第一次画展的成功给刚刚回国的潘玉良带来了极大的自信，她随后再接再厉， 1932年，她在上海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游欧回国的刘校长亲临画展，校长在那张《浮山古刹》前停住了，他指着画对身旁围观的人说：“你们看，好一座别致有趣的古刹，可谓是淋漓逼真，惟妙惟肖，它说明了作者西画功底坚实，也表现了技巧的纯熟，意境不错。”在场观者无不赞同，可老校长话锋一转：“可是，我不喜欢也不主张这种素描，我主张借鉴西方的艺术，用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绘画艺术……”玉良受到了震动，她认真思量，自己作品缺乏个性，之后，为了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营养，她走遍黄山、庐山、浮山、扬子江等地，以小学生的谦恭，广拜名师，古从石涛、八大、沈石田，近到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黄宾虹、林风眠，采百家之长，酿自我之蜜，在峰巅、峡谷、画室、课堂、河畔、林荫奋战。两年后她展出了别开生而的新作，受到了人们的赞誉。她的第四次画展在明复图书馆开幕，展出了百件近作。其中《我的家庭》、《瘦西湖之晨》、《白荡湖》和《春》引起了画坛的轰动。参观者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把个明复图书馆搞得热闹空前。还有不少美术青年，不远迢迢千里，慕名而来。她常常被他们围住，向她讨教绘画技法。

　　正是潘玉良事业鼎盛时期，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中国处在了民族危难之中，成千上万的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挣扎在死亡线上。面临着亡国灭种之灾，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掀起了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抗战期间，潘玉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美术界义展义卖活动，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结果受到一些无耻之徒诽谤攻击“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等等谗言污语。玉良不为所动，她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她创作油画“白菊”，寄托自己对艺术，对爱情的无限忠诚。1936年，她举办第五次个人画展，这成为她在祖国的土地上最后一次画展。展品中有幅大型油画《人力壮士》，画面上所表现的是一个裸体的中国大力士，双手扳掉一块压着小花小草的巨石。践踏东三省的铁蹄，虎视神州大地的充血眼睛，怒吼的风云，受难的苍生，人民的呼号，权贵的置若罔闻，在她心中组成了一支悲壮的大合唱。她想藉着对力的赞美，来表达对拯救民族危亡英雄的敬意。前去参观的许多观众久久地停留在这幅画前，默默地感受它的震撼。潘玉良很爱这张画，想自己保藏。然而画展开幕那天，教育部长王雪艇提出要买这张画，她也不好拒绝，以1000大洋定了下来，议定画展闭幕时取画。不料就在这天晚上画展遭破坏，《人力壮士》被划破，边上还贴了张字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旧时伤疤又一次被别有用心的人残忍地揭起，潘玉良呆立当场，望着被破坏的乱七八糟的展厅，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不可遏制地涌上了心头。多少年了，有些人还是不肯放过她的过去，可是现在的潘玉良不再是当年那个柔弱的小姑娘了，多年的风雨磨难在丈夫潘赞化对自己的一往情深中早已使她学会了坚强和容忍。她应该坦然和微笑面对屑小之徒的攻击，这些人的非难，不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己的成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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