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如君 　　

1946年，司徒雷登与周恩来在南京美国大使馆草坪上交谈。

　　司徒雷登憋气得了病

　　采访傅海澜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同事提供的惟一线索是：傅泾波的后代住在华盛顿东北区28街5312号。既没有电话，也没有邮编。记者上网查询，显示的地址是华盛顿西北区28街5312号，因为与线索不同，不得不多加打听，免得跑冤枉路，可几位当地的华人朋友都说不清楚。最后没辙，只好先拣就近的西北区找起。一到西北区28街5312号，记者远远就看到两个圆头圆脑的石狮子。这是一幢十分普通的独立房子，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正在门前草坪上拔草，记者上前问：“这是傅泾波先生的家吗？”“是的。”“您是傅泾波先生的女儿傅海澜吗？”“是的。”于是记者说明来意，好客的傅海澜女士热情地请记者进屋，边走边说：“你算找对了，司徒雷登当年就住在这里，从来就没有挪动过。”

　　一进屋，记者大吃一惊，这哪里是美国的住所，完全是中国人的室内布置：墙上挂的是中国字画，地上立的是秦俑，桌上摆的是中国古董、瓷器，就连椅子、桌子、柜子也都是中国古家具。也许是看到记者一脸诧异，傅海澜说：“这些可不是司徒雷登的，也不是我父母的，除了几幅字画是他们留下的外，其他绝大部分是我自己的。我曾开过20年的古董店，先是赔了个一塌糊涂，后来赚了一点钱，最后卖不出去了，就都成了这里的家当。”

　　寒暄过后，记者切入正题，问起了有关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的生活。傅海澜于是打开了话匣子。

　　司徒雷登1949年末应美国国务院所召，返回美国。随行的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一家。司徒雷登当时已是73岁的老人了，知道自己离不开傅泾波。傅泾波来华盛顿得到了马歇尔将军的特批。

　　当年正值新中国成立之时，美国对华关系十分微妙。司徒雷登在中国时就曾有过与中共方面接触的想法，结果未能如愿。司徒雷登一回到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立即向他下令三个不许：不许演讲，不许谈美中关系，不许接受记者采访。

　　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一家先是租公寓住，1953年，傅泾波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凑了3万美元，买下了现在这所房子，一家老小搬了进去，司徒雷登当然也就成了傅家的成员之一。

　　由于国务院有令，司徒雷登的社交十分有限，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有一次，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返回华盛顿的途中在火车上不幸中风，摔倒在厕所里。这一摔就摔成了半身不遂。傅海澜两眼含泪说：“他为什么得病，是因为心情不好嘛。他有一肚子的话想说，但(美国政府)不让他说，能不憋出病来吗？”

　　麦卡锡分子盯上了他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凡是与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监控和盘查，像有名的中国通费正清都受到围攻。司徒雷登是从中国回去的大使，当然也不能例外。国务院中国处的人专门向司徒雷登传口风：不要乱说话。

　　傅海澜说：“麦卡锡的一个部下罗伊·科恩来到我们家，那人长得挺帅，但说起话来凶巴巴的。”科恩和傅泾波见了面，说了他来的两个目的，一是传司徒雷登“过审”，接受官方的当面质询，诸如出席听证会什么的；二是他们收到情报说，司徒雷登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要求他交出在中国期间的日记。傅泾波以礼相待，但客气中给他一个软钉子。傅泾波说，司徒雷登由于得了半身不遂，已不怎么能说话。再者，由于行动不便，司徒雷登一般呆在二楼，很少下楼。他出去接受当面质询可以，但先得签一个书面协议：如果司徒雷登因出席听证会或其他质询时，病情出现异常或其他不可知的后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一切责任。听到这个要求，科恩与他的同行者商量后表示，“过审”可以免了。接着又提到了日记，傅泾波说：“是吗，我怎么不晓得，那得问司徒雷登本人。”科恩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傅海澜回忆道，由于傅泾波上过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结交过国民党和共产党方面的不少知名人士，消息比较灵通。像宋子文、陈立夫等人就是傅泾波的好朋友。宋子文曾从纽约坐火车到华盛顿，专门看望傅泾波，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台湾方面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游说，指控傅泾波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间谍，要求驱逐傅泾波一家。这也是冲着司徒雷登使出的狠招，好在没有成功，不然司徒雷登只能去老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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