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听雨馆主

　　相比于文字，史笔方才可怕，《苏东坡传》对王安石的偏激令人吃惊，而《王安石传》的作者因为身为同样的变法者，则对传主充满了认同之感。基于这些，我们现在认识别人越来越困难了。不知是否该怪罪于文字？

　　最早知道王安石，是上中学时老师讲“王安石变法”。按照当时的划分，此人该属于“法家”一类，就想起了商鞅，想起商鞅处决犯人时“渭水尽赤”的恐怖情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不由得就感觉这些人都有些恐怖，可能跟罗伯斯庇尔等人相似，动不动就要杀人。

　　后来，接触到他的第一篇文章，是《答司马谏议书》，感觉此人并非蛮横无理，相反，简直有点忍辱负重了。

　　再后来，陆续读了他的一些文学作品，才知道这位临川先生原来在文学上那么伟大。他的作品，让我感觉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的一些诗词、游记，都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很能打动人。于是那不苟言笑、动辄要把谁给“办了”的印象就消失了。

　　然而，对他的事迹知道得越多，看到人们对他的评价越多，这个人的形象反而越变得模糊，——他似乎整个人都充满了矛盾，是个不可思议的“怪人”。

　　《宋史》里对他的政治行为有较为详细的评述，在性情上，说他：“性强忮，遇事无可否(从不考虑能不能办到)，自信所见，执意不回。”

　　而在个人生活中，则只说他“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看起来，王安石是个不拘小节的人是没错的了。这可以原谅，甚至很好理解，历史上许多名士不是都放荡不羁吗？他们行为的比王安石要怪异得多。(见《宋史.列传第八十六》)

　　可是，这种生活习惯在苏洵眼里，就不那么简单了。他认为王安石“阴贼险狠”，那不爱干净的外表是装出来的。“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有不为大奸匿、竖刁……”(《辩奸论》)

　　在苏洵眼睛里，王安石的那些怪异的的行为，是一种奸诈的伪装。一个处心积虑伪装自己的人，必然包藏祸心，有所图谋。

　　苏洵这个观点是不是有代表性，还值得探讨。不过，王安石的某些怪异行为，也确实有些“出格”，甚至遭到了最高领导——皇帝的猜疑。在《邵氏见闻录》里，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场面：仁宗皇帝摆下“赏花钓鱼宴”，王安石当时的官职是“知制诰”，也参加了。有内侍端上鱼饵放在几上，我们这位王大人，随手拿起来就吃，不大一会儿工夫竟然全吃完了。仁宗皇帝注意到了，当时没说什么，事后断言王安石是个“诈人”。仁宗的理由很简单：你没注意吃了一粒也就罢了，整个一盘全给吃了还没察觉，这可能吗？(宋.邵伯温《邵氏见闻录》)

　　这样的事情，有些不可思议？然而，王安石在吃饭的时候，确实有心不在焉的毛病。据说在饭桌上他只吃离自己最近的菜，至于吃的是什么，味道如何等等，全不在意。

　　自己不在意也就算了，可是他对别人的感觉也全不在意，可真的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在另外一个人的叙述中，我们又看到这么一个令人尴尬的场景：王安石当丞相的时候，有个儿媳妇娘家的亲戚，姓萧，到京拜访王安石。事先约好，第二天宴请。那萧郎如期赴宴，可是“日过午”，还不见动静，客人肚子很饿了，又不好说什么，只好等着，又等了好一会儿，这才“命坐”。餐桌上有酒无菜，原来酒是“干喝”的。喝得差不多了，上了俩“胡饼”，然后才拿出几块肉，随后酒就不喝了，上米饭了，还上了点蔬菜。贵家出身的客人哪里吃得惯这些？菜也不吃，只拿着那胡饼吃，吃了饼中心的瓤，饼的四边丢弃在桌上。王安石捡起客人丢弃的饼边就吃。于是客人“愧甚而退。”(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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