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不仅办成了深受青年喜爱的报纸，也成为成年人爱读的报纸。发行量平时每天200多万份，最高时七八百万份，受过毛主席的几次表扬。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张黎群同志由于在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有个称报纸成了“布告牌”、“传声筒”、“留声机”的发言，团中央工作组要把他打成右派，几经折腾，邓小平同志说了话，保护他过了关，但被撤职下放。前社长、总编辑陈绪宗，由于保护他爱人，为她开脱“胡风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列为右派。副总编辑钟沛璋主办《辣椒》，鼓吹反官僚主义，《星期天》副刊宣传穿花衣服，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团中央召开的会议上，还发表团的“独立性”言论，被打成右派。

　　我入党后受党的教育，组织观念比较强。团中央机关党委号召，党员要帮助整风、提意见时，我在座谈会上就积极发言，讲了三点：1、团的学校工作，不如解放初期；2、团的基层工作薄弱；3、团中央对团报的领导，有官僚主义的情形。我在报社负责团的三大宣传，登了几篇发扬民主，对团的工作提意见的文章。

　　没过几天，社内和团中央大会就批判我和社会上的右派配合，猖狂地向党进攻，说我散布“今不如昔”、“青运倒退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火烧三大”，将我兼的反右派领导小组组长撤职，以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取代，要把我列入“敌我矛盾”，将我打成“反党分子”(也就是右派分子)。

　　所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都要经过团中央常委会的讨论。张黎群同志是常委之一，他在常委会上说：“陈模从小参加革命，历史清楚，扛过枪、吃过小米、爬过大山，把他打成右派，他想不通，会自杀的。”主持会议的××，打断他的话，严厉地说：“你这是温情主义，就让他去自杀吧！”于是，我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党籍，降五级，下放农村劳动。对我来说，有如跌进了无底的深渊。党组织对党员也要讲诚信，自己号召党员对党提意见，而且意见也是善意的，怎么能“引蛇出洞”，翻脸不认人，把人打成右派呢？

　　原来我并不知道我被定为“反党分子”的决定。1957年末，我向党支部交党费时，党支书说：“你已经被开除党籍，不用交党费了。”这是晴天一声霹雳！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人的精神似乎整个地垮了。我回家连哭了三天，爱人、亲友和孩子，谁也劝阻不了我。饭也吃不下一口，只喝了一些开水。

　　我想，哭没有用，也不是办法。团中央的书记们一个个我都熟，有的还是我的老上级。应该说，他们是了解我的为人和过去的表现的。我去找了章泽、路金栋、胡克实、王伟等人。我说，我没有反过党，我对党是有认识、有感情的。我有工作中的错误，念我入党二十年第一次犯这种错误，请不要开除我的党籍。我可以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带着老婆孩子，下放农村，不拿国家一分钱，自食其力，在业余帮助党支部、生产队做些工作。书记们说，不行啊，你的错误性质是敌我矛盾，党籍是不能保留的。平时，他们一个个是和善的领导人，这时候都变成“铁面无私”的人。我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

　　在中国青年报社，除整了张黎群、钟沛璋和我之外，青工部、文艺部、记者部、思想修养部四个部主任都被打成右派。编委会九个编委打了五个。《辣椒》组长及几乎所有评论好手都打成右派。有一位编辑在院子里贴了一张《人事科用人唯亲》的大字报，被打成右派。一位同志不服气，说了句“这也成为右派？！”照样被打成右派。党中央明文规定，在一个单位内打的右派，不得超过单位人数的1.5-2%。《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人员不到100人，被打了17名右派，主要领导和业务骨干都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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