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喜欢讲排场，却酷爱古玩字画 　　　

　　汪云松的声望与人品，使得他与重庆市的各界名流和后来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的要人多有交往，并多次被聘任为重庆市政府顾问，担任过三届重庆商会会长，四次连任重庆市参议会主席。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汪云松尽力为重庆的建设和发展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20年代，四川军阀割据，混战不休，殃及百姓。汪云松深感痛心，多次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及与各方的关系，冒着危险从中斡旋，以减轻百姓损失，稳定商业市场。1922年10月，他与工商学界一些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重庆裁兵促进会，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敦促重庆军方实行裁兵，以稳定社会，减轻各方负担。此举虽然未能抑止军阀野心，但代表民意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因此深得民心；1925年，他与巴县议事会副议长李奎安等倡议筹办重庆大学，到1929年重庆大学正式筹办时，他被聘为筹委会常委，并从经济上给予赞助；1929年，汪云松发起并参予重庆自来水公司创建工作，由市政府任命为筹备处长，尽心操劳，使山城市民喝上了洁净的自来水；抗战前夕，他又和温少鹤等人筹建起了巴县汽车公司，集资修建了重庆到壁山、重庆到北碚两条公路。同时，购买了一批汽车，开辟了市区七星岗到磁器口的公交线路，方便了市民；1940年，当日军飞机对陪都重庆狂轰滥炸时，汪云松受命参加了重庆防空委员会，积极为重庆防空事业筹集到了40万元资金，购置了大批防空设备。之后，他和温少鹤、康心如等9人获得了政府颁发的金色奖章；除此之外，汪云松还与一些商界人士先后创办了重庆孤儿院和平民教养工厂……鉴于他在公益事业上的贡献，国民政府曾颁授他嘉禾、文虎勋章。

　　二三十年代，汪家在重庆声名显赫，汪云松之父汪在椿年年都要举办生日庆典，登门祝贺的多是名流政要。1929年农历冬月22日，是汪在椿的82寿辰，也恰逢他与妻子张氏结婚60周年，传统习俗谓之重谐花烛之庆，西方则称钻石婚。于是，汪家在其住所中营街(今八一路)67号大办“重谐花烛”盛宴。那一个月里，汪家公馆的两个大院里，总是笙歌缭绕，高朋满座，甚至许多名流要人也带着家中多病难养的孩子前来“赶寿”，讨个吉利。

　　和汪老先生不同，汪云松却不大喜欢讲排场，这或许和他的文人秉性有关。1944年11月，是汪云松的70大寿。可是，当后人们来和汪云松商量筹办70大寿宴会时，他却连连摆手道：现在正是抗战时期，日子过得艰难，一切都应从俭，生日宴会就免了吧。为向亲友表明自己心系抗战先忧后乐的情怀，他自撰对联一副：“我亦古稀年，生逢赤马劫尘，遑云四豆；天如早灭日，直到黄龙痛饮，再补一杯。”

　　汪云松生活节俭，却酷爱收藏古玩字画。和名流政要交往，也为他收集古玩字画提供了便利。重庆城里的古董商们都知道他这一嗜好，只要店里来了什么好东西，都要跑来告诉他。只要看中的，他总是不惜重金收买，哪怕这段时间家里日子过得正紧。天长日久，他专用书房的一排排橱柜里，摆满了他从各处收集来的古玩、字画、扇面。一有空，他就躲在书房里细细地把玩、欣赏。30年代中期，他曾到大中银行上海分行忙了一段时间。“八·一三”抗战后，他才回到重庆。见日机不断到重庆骚扰，他预料日后可能会不断升级，便将自己多年收集的古玩字画转移到了北碚乡下一亲戚家。果然，1939年5月3日、4日，日本飞机对重庆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轰炸。数千无辜百姓倒在血泊中，大片大片的房屋被炸成一片废墟。这一回，汪家也损失惨重，汪公馆两个大院子的几十间房子全被炸塌，汪云松的四子汪曰福也被炸得头破血流。幸亏云松夫妇带着那些珍贵的古玩字画早已转移乡下，否则不知会有什么后果。事后，汪云松来到废墟前，眼前惨景使他胸中怒火熊熊，对日本侵略更增添了几分仇恨。之后，他多次在《新民报》上发表自己的诗作或文章，谴责日军的罪行，用的笔名便是“五四难民”。此后，汪云松夫妇便带着大儿子汪曰贤一家一直寄居在绣壁街(今解放西路)一亲戚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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