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空战，钢板椅背救了我的命　　　

　　没有了敌机的骚扰，武汉又暂时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学校也恢复了上课，就连电影院也开始热闹起来……但我们空军时刻没有放松，时不时地飞到前方战场为陆军加油助威，并在空中向日军阵地投掷炸弹。为打击日军空军基地，我们奉命调到南昌机场，准备与苏联空军志愿队一道，奔赴广州外海的三灶岛的日军基地实施空中打击。但天公不作美，正逢梅雨季节，天天小雨下个不停。

　　那时中国空军有三个不飞：天气不好不能飞，飞机不好不能飞，飞行员身体不好不能飞。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在南昌待命。

　　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即日本昭和天皇的生日。日军企图在一天之内一举消灭驻武汉的中国空军主力，以实际行动向天皇祝寿。为此，日海军航空兵团经过两周苦心筹划和精心准备，决定由佐式保指挥的第2联合航空队负责执行这一“神圣使命”。

　　殊不知，日军的意图早已被中国空军所获悉。中国空军在4月20日击落一架前来武汉上空进行侦察的日机，在死去的飞行员身上搜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披露了日军29日空袭武汉的重要情报。在与苏联志愿航空队研究部署后，我们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日军对他的秘密被泄露并不知晓。当天下午1点多钟，日本棚町少佐率18架轰炸机，在小园少佐指挥的27架战斗机的护航下，从安徽和江西边界大举进袭武汉。

　　下午2时30分，日空军编队进入武汉空防警戒范围，三镇空袭警报同时响起。早有准备的中国空军第3、4、5大队的19架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45架E-15、E-16战斗机此刻已占据有利高度，正准备歼灭进入他们预先设下的空中口袋的日机。

　　这一仗历时30分钟，在中苏飞行员的密切协同作战下，共击落敌机21架，余下的狼狈逃窜。中国飞行员陈怀民和苏联志愿队飞行员舒斯捷尔与日机格斗中，临危不惧，在战机受伤的情况下，先后与敌机相撞而英勇牺牲。他们为中国抗战而死，功垂千史。

　　在那天的空战中，我和陈怀民担任总领队刘宗武副大队长的僚机，突出在大队的最前端。战斗一打响，我就遭遇三架敌机对我进行包围攻击，我照顾了这一架，就顾不上另外两架。突然间，一阵子弹打得我的座椅背叮当响。这下我反倒镇静了许多，真没想到我刚刚安装的自制钢板椅背救了我一命(“二·一八”空战，我们吸取了阵亡战友的教训，将原先战机上的铝皮椅背改换成防弹钢板)。我沉住气准备寻找机会先击落其中一架再说。不料，又一阵子弹从我的侧面进行扫射。立刻我的战机被打中起火，由于惯性，大火烧在了我的面部和颈部，情况十分危急，我只得弃机跳伞，降落在武昌徐家棚附近的水田里，落地后才感觉到脸上身上一阵阵灼疼。

　　当地的老百姓得知我是中国空军飞行员后，立即取来扁担、绳子和门板做了副临时担架，抬着我准备护送我过江。行走了约一里路，遇到了开车前来巡查路况的粤汉铁路的一位段长，当听说我是负伤的中国空军人员，急忙将我扶上车，将我送到粤汉铁路医院进行急救包扎，然后又护送我过江，就这样我又转入了当时由外国人开设的万国医院(位于中山大道黎黄陂路的交叉口)。经过外国医生的复查，重新消毒后整个头部包了起来，由于伤势严重，必须住院治疗。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我住院的当天，我正迷迷糊糊地躺在病床上，突然听到有人对我说：“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先生来看望你了。”我想揭开包扎在眼睛上的纱布，亲眼看看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轻轻地握住我的手，用我们苏北口音亲切地对我说：“希望你好好养伤，伤好后再重上蓝天杀敌，我们后会有期。”尽管当时我没有看到周恩来先生的面容，但他温暖的双手、亲切的问候，至今让我终生难忘。两天后，我面部的纱布拆除了，看到病房摆满了慰问的鲜花，床前的桌子上放满了各种食品，床头上放有社会各界人士慰问时留下的名片。还有抗敌后援会赠送的一块阿美加手表和一只派克钢笔。

　　陪护我的小通信员将我身上换下来的衣物还给我，我的飞行服被敌人燃烧弹引燃烧成了碗口大的洞，身上穿的衬衣背后有6个洞，那是被敌人子弹从侧面射穿的。那子弹距离我的腰部至多也只有0.5—1毫米。我右脚大脚趾上被子弹射穿了两个洞，但未伤到脚趾骨。我真的好幸运，也多亏了那块钢板椅背，是它救了我的命。

　　由于我的面部伤势较重，还需要进一步治疗。就这样，我失去了“5·31”武汉第三次空战的机会。三个月出院后我奉命调离空军四大队，到昆明航校一面疗养一面工作，并开始了培养飞行员的教官生涯。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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