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佑民生于1918年，17岁时在陕西华县咸林高中加入共产党，后到北京参加学生运动；1937年春回到陕西参加红军；1948年任东北铁路总局公安局局长；1964年后调任公安部副部长。文革期间曾被捕入狱。粉碎“四人帮”后，他调上海任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华儿女》2004年第12期刊登严佑民的儿媳李海文的文章，回忆了严佑民在逆境中的一段往事。

　　文章说，初次见到公公是在1972年9月，我从未谋面的公公刚从监狱里出来。他端坐在一把椅子上，眼睛向前看，不言自威。看到我们进来了，既没有表情，也不讲话。婆婆在一旁解释：“他单独关着的时间长(4年半)，不会讲话。牢房里一年就是两身衣服，冬天是棉衣，夏天是单衣，他也不知道冷了添衣服，热了脱衣服。下雨也不知道关窗户。”是啊，牢房的窗户都是向上开的，开关都由外面的人管着。

　　公公很少谈起狱中的事。直到九十年代，他才拿出一首诗给我看：“日与蜘蛛为伍，夜有高灯伴宿。两眼必对警洞，耳听脚音蹼腾。”

　　他一边念一边讲，第一、二句好懂，不足五米的单人牢房中，白天房间里只有墙角挂的蜘蛛，一张高不满一尺的矮床，一个马桶。夜晚一只高度数的电灯照着，通宵不关。刚进去因为灯太亮，难以入睡。第三句，无论是坐在床上，还是夜晚睡觉，必须面对着门，看守随时从门上的警洞中看到犯人的脸，看到你在做什么。睡觉时不能翻身，如果翻身面朝墙，马上被叫醒。第四句，平时监狱大楼寂静无声，只能时而听到看守的脚步声和提审犯人时关门、开门锒铛的声音。他那凝重的神态，悲怆的声音，仿佛回到20多年前，我从“蹼腾”两字中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

　　那么他为什么被捕入狱呢，这一直是个谜。公公曾为自己的义举而高兴：“我被捕后，没有人敢再碰(整)曾山。保护了曾山。”但其余的事他就不讲了。

　　这个谜直到1999年，看了孙宇亭同志写的文章才解开。原来公公是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主任是谢富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67年10月为了保护内务部部长曾山，要查清他的问题，经谢富治等批准，派孙宇亭到档案馆看档案，摘抄了毛泽东等圈阅过的电报。后被认为是盗窃中央档案馆档案。

　　孙宇亭写道：“1967年11月一天深夜，我已脱衣就寝。谢富治的秘书敲门，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通知立即去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

　　我走进安徽厅一看，厅里已明显的是‘三堂会审’的架式。厅内右侧一张大条桌后坐着三个人，从右至左为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桌子右边横头旁，坐着严佑民和赵雪瀛。左边横头旁坐着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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