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独立目主之路

　　周恩来在实践中痛切地认识到错误路线的危害，也认识到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才是挽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唯一正确的方针。他开始坚决抵制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领导，支持毛泽东等人与错误路线和错误指挥进行斗争。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处理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开端，它与周恩来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关系。独立自主原则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成熟。这一时期，周恩来还为共产国际和兄弟党了解中共和毛泽东作出了努力，使共产国际逐步对中共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给予了认可和支持。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的重大损失，使周恩来彻底否定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为了挽救危机，他毅然站出来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转道入黔，从而避免了红军再次遭受重大损失。红军占领遵义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顺利举行并使党转危为安，周恩来在其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会后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说，在遵义会议上，“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19他后来还说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遵义会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精神，既撤销了给革命战争造成重大损失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指挥权，又表示对国际的尊重，在后来军事形势有所改善时，派代表赴共产国际汇报情况。这次会议也标志着周恩来在摆脱共产国际的束缚，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同时它也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密切合作的开端。

　　1935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策略也随之作了适当调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决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根据这一策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次会议在与中共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张国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根据国际七大精神，于12月17日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议在批评“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会议还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会后，周恩来很快与东北军建立了正式联系，并促使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道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以“兵谏”的形式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致电中共中央共商大计。在对西安事变的处理上，中共中央再一次采取了独立自主的立场；处理西安事变的中共代表周恩来也再一次显示了他在复杂的事变中协调和处理重大政治事件的杰出智慧与才能。

　　周恩来去西安前，没有接到国际的指示，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也还不十分明确，这样，处理如此关系重大的事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周恩来以灵活的斗争艺术，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忘我的牺牲精神，排除各种干扰，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经过细致周密的工作，终于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共的条件，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通过处理这一事件，周恩来在政治上完全成熟起来，从此他一直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成为国内外瞩目的政治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1937年2月起，周恩来代表中共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本人先后进行了5次谈判，最终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上，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对国共合作要坚持“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原则，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11月，又派王明回国贯彻国际指示。12月，王明出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王明打着国际旗号，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长江局的工作在王明影响下，出现了不少失误。周恩来曾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20尽管如此，他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完全听命于王明，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坚持了中共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批评和斗争。

　　1939年8月，周恩来在延安坠马摔伤右臂，中央决定周恩来赴苏治疗。在1931年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等人采取支持王明的态度，致使有些兄弟党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正确的了解，认为王明才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因此，中共很有必要加强与共产国际和各兄弟党的联系，介绍党内与王明先“左”后右的错误斗争的情况，宣传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共产党走上正确道路的功绩。周恩来到莫斯科后，便自觉地承担了这一重要使命，使苏联、共产国际以及兄弟党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消除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和误解，进一步增进了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信任。此后直至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它虽然也不时对中共有所指示，但已基本改变了要求中共绝对服从的口吻，更多地则是以民主的协商的态度提出建议，给了中国共产党更大的自主权。

　　通过对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周恩来与共产国际交往的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重要地位，所以他对党走向成熟起到了特殊的、举足轻重的作用。2、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既具有特殊意义，又具有普遍意义。就周恩来个人来说，由于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比较密切，所受的影响较大，所经历的思想变化历程较长，也更加激烈和痛苦，因而认识也更加深刻；从对共产国际绝对服从到最终摆脱束缚，周恩来又与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为了这一认识过程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同时也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就必然会使革命遭到挫折。 　　　　　　　　　　　　　　　

　　注 释：

　　①、⑥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87页、第130页。

　　②《粤区政治报告》(二)，1926年11月 23日。

　　③《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8页。

　　④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⑤、⑧、12、14、18《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36—137页、第142页、第166页、第168页、第201页。 ⑦《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6页。

　　⑨、⑩《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401页。

　　11、1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第132—134页、第368——370页。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第547页。

　　16、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第15—16页、第28页。

　　19 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星火燎原》丛书之二，第211页。

　　20《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7页。　

　　本文节选自《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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