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晏礼中 内蒙古报道

　　玛丽亚.索不知道什么叫“生日”。

　　在内蒙古根河市郊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就出生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但没有人知道那是哪一年，更没人知道那是哪一天。

　　森林里的鄂温克人从来没有日历。玛丽亚.索从来没过过生日。

　　人们推算她八十多了，这是以山下她的同辈人做参照的。

　　每隔个把个月山下就会上来一些人。有来卖驯鹿的外乡人，有来送生活用品的乡里干部，有来搞采访的记者，有来进行科学研究的社会学者，还有来做毕业论文的学生。他们从不刻意地告诉玛丽亚.索今夕是何年，她也从来不问。什么都不问。外面的世界从来就没引发过她的好奇心。她听不懂他们讲的话。她是鄂温克最后一个不懂汉话的人。

　　玛丽亚.索并不是年纪最大的。有个叫玛丽亚.布的老姐姐比她大得多，有一百多岁了。玛丽亚.索有时候会替她难过，因为好多年前玛丽亚.布就被子女送进了山下的敬老院。玛丽亚.索不想知道敬老院是什么样，因为她不会去。去年夏天，山下曾来了好些人，说是根河市的干部，他们说，借助生态移民政策，国家花了1200万元在市郊给鄂温克人兴建了新敖乡。然后，拿出一张纸说，同意下山就按手印，还发搬迁费。在她的记忆里，山下人张罗帮他们定居已经是第四次了。

　　被收了枪的玛丽亚.索此刻就坐在我对面她那张用树桩支起来的木板床上，戴着蓝色的头巾和老花镜。中间是座铁皮火炉，干枯的棒柴总在里面熊熊地燃烧着，炉上的大锅里煮着一成不变的白菜炖猪肉。尽管帐篷外的气温低达零下三四十度，可帐篷的门还是总开着，午后的阳光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间飘浮。我们一起坐在她那凌乱而简陋的帐篷里已经四天了。她每天都那样坐着，一边嗑瓜子，一边跟我聊天，柳霞坐在她旁边，做我的翻译。每天，玛丽亚索的脸上都会划过一丝孩子般的笑容。那是“强纳咕”来的时候。“强纳咕”会突然飞进来从地上衔一颗瓜子走，那是一种长着蓝色羽毛的小鸟。

　　全乡231名鄂温克人都按了手印。玛丽亚.索没有按。玛丽亚.索还住在离新敖乡300多公里的原始森林里和几个追随她的猎民在一起。作为亚洲惟一一个饲养驯鹿的民族，他们丢不下这些半野生的动物。当然，这也是他们的财富。在猎民点上，玛丽亚.索是最有钱有势的。她有三百多头驯鹿，按照一头五千元的市价，她有一百五十万的家产。而其他人最多只有几十头。驯鹿是半野生的，平时放养，每隔三五天找回来喂喂盐，才能听话。驯鹿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找苔藓吃，只有玛丽亚.索最清楚。玛丽亚.索能指挥猎民点上的猎民把它们准确地撵回来。猎民都需要她，也都听她的。德高望重的她成了猎民点上的“点长”，后来，外面的人说他们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于是，他们改叫她“酋长”。

　　下山的人越来越多，山上的人越来越少。好多人都说，如果玛丽亚.索没有了，这个猎民点也就散了。跟随玛丽亚.索养驯鹿的现在只剩三人：维佳、柳霞和毛榭。

　　在玛丽亚.索的回忆中，不曾有过哪年哪月这样的时间单位。历史对她来说，就是和说不同语言的人打交道的各种场景，这些操着各种语言的人常常迅速而连贯地闪过她的脑海。尽管如此，她也并未感到具体场景和她重温过去场景之间的差距，因为她的记忆并不把每一场景都考虑在内，而是跳过那些不值得记忆的却被山下人津津乐道的历史事件，只照亮打猎、驯鹿和莽莽的大兴安岭。

　　小时候，玛丽亚.索像生活用品一样被妈妈放在桦树皮做成的框子里，让驯鹿驮着来回搬家。大一点，她开始跟在驯鹿和猎狗后面在森林里奔跑，脚下是松软的泥土和森林里各种草木的清香。她有两个哥哥、七个弟弟，她喜欢和他们一起去玩滑雪板，一起在森林里捉迷藏。

　　再后来，哥哥弟弟们去上学了，在奇乾，好多鄂温克小孩和日本小孩一起学日语。大人们则一拨一拨地去接受日本人的军事训练，在布洛固鸠山上的“关东军栖林训练营”(1940年)里。玛丽亚.索从没上过学。妈妈喜欢自己这惟一的姑娘，在她眼里，儿子们只知道回来吃现成的，而玛丽亚.索能帮她打列巴(鄂温克人的馕)、劈柴、挑水、做饭、缝补衣物。玛丽亚.索很能干，妈妈得把她留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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