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 烛　　　

　　谈论妓女，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但在旧时代，妓女也包括在三教九流的范围之内，与贩夫走卒无异。因而我辈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时，似乎大可不必刻意回避。

　　虽然唐宋的诗人(譬如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以及擅长写“花间词”的柳永)与妓女 的关系很密切，但妓女的影子仍然很难登上大雅之堂，顶多属于“民间团体”罢了。到了元朝，取代柳永地位的是关汉卿，他作为当红的词曲作家出没于勾栏瓦舍之间，与媚眼频抛的歌伎舞女们打情骂俏。关汉卿生长于元大都，堪称正宗的“老北京”了，他在脂粉堆里一样能找到大腕的感觉。

　　对妓女的记载一般只能见之于野史之中。恐怕要算《马可·波罗游记》，较早介绍了北京地区(时称元大都)妓女的规模与状况。马可·波罗说，新都城内和旧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约二万五千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个特设的官吏监督，而这些官吏又服从总管的指挥。给人的感觉是，元大都对妓女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员则相当于百夫长或千夫长，行之有效地统率着天子脚下的红粉军团。妓女甚至进入了这个欧亚大帝国的外事(外交)领域：“每当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为了用最优等的礼貌款待他们，大汗特令总管给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并且每次一换。派人管理她们的目的就在于此。”妓女的“觉悟”好像也挺高，“都认为这样的差事是自己对大汗应尽的一种义务，因此不收任何报酬”。不知马可·波罗统计的妓女数目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册登记的暗娼？而“卖淫妇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内营业的，她们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营生……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京都所吸引，不断地往来，所以这样多的娼妓并没有供过于求”。看来那是一个“性解放”的时代。不过在当时，除了元大都之外，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养得起如此庞大的妓女队伍。元大都的“客流量”真是太可观了。

　　明朝的北京，红灯区又是什么样的呢？现只听说，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的红颜陈圆圆，就是“三陪女”出身：“姓陈名沅，为太原故家女，善诗画，工琴曲，遭乱被掳，沦为玉峰歌伎，自树帜乐籍而后，艳名大著。凡买笑征歌之客，都唤她做沅姬。身价既高，凡侍一宴须五金，为度一曲者亦如之。走马王孙，坠鞭公子，趋之若鹜，大有车马盈门之势。即词人墨客，凡以诗词题赠沅姬的，亦更仆难数。”后来，崇祯皇帝驾下西宫，国丈田畹，以千金购之，将其包养起来。再后来，吴大将军去田府串门，一见圆圆，惊为天人，爱得要死要活……

　　明清两朝，皇帝都住在紫禁城里，妻妾成群。紫禁城俨然已成最大的“红灯区”。大红灯笼高高挂，只不过三千粉黛，都是为一个人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女无辜(虽然也会争风吃醋“抢生意”)，皇帝才是天底下最贪婪最无耻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想是太沉溺于女色的缘故。而清帝中，甚至出过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微服私访去逛窑子的人物，其中闹得最出格的是同治。他脱下龙袍换上布衣，让小太监扮作仆人，频频光顾八大胡同，跟上了瘾似的。结果染上梅毒，十八岁暴卒。既误国，又害了自己。

　　此外，晚清还出过个赛金花。赛金花绝对属于“另类”。她生长于烟花巷陌，遇见大状元洪钧，就从良了。虽然只是妾，她却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德、俄、荷、奥四国，算是出过远门，见识了外面的花花世界(甚至拜晤过维多利亚女王与威廉皇帝)，很出风头的。自海外归来，因洪钧早逝，家里断炊了，就重操旧业。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载：“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以昔状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门卖笑，本来就适宜作为花边新闻炒作，赛金花的“生意”一定很不错，弄不好还能成为巴黎茶花女式的传奇。偏偏赛金花天生是盏不省油的灯，又卷入了更大的是是非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她与德帅瓦德西闹了场满城风雨的“跨国之恋”……真不知她怎么想的。

　　说起老北京的妓院，人们首先会想到八大胡同。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位于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京都胜迹》一书引用过当时的一首打油诗曰：“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口的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西通陕西巷，东通石头胡同)，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民国后，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为八大胡同火上浇油。他出手很“大方”，花高价收买参、众两院八百名议员(号称八百罗汉)，每人月薪八百块现大洋。而国会的会址位于宣武门外象来街(今新华社)。“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这段文字，见之于方彪著《北京简史》。唉，八大胡同，竟然“载入史册”了。

　　八大胡同曾是赛金花“重张艳帜”之处，但毕竟出了小凤仙那样真正的义妓。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滇军首领蔡锷身陷虎穴，为摆脱监控，假装醉生梦死，放荡不羁于八大胡同，因而结识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小凤仙。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卧薪尝胆的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的迫害。“一九一六年，一个叫蔡松坡(蔡锷)的人，在云南举行了倒袁起义，打碎了袁世凯的迷梦。这位蔡锷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图书馆。面对蔡锷的起义，袁世凯筹划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黄粱般破灭了……”(林语堂语)蔡锷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立下汗马功劳，其中似应有小凤仙的一份，多亏她助了一臂之力。古人常说英雄救美人，可这回却是沦落风尘的美人救落难的英雄。

　　根据《燕都旧事》一书引用的资料：“民国六年(1917年)，北平有妓院三百九十一家，妓女三千五百人；民国七年(1918年)，妓院增至四百零六家，妓女三千八百八十人。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七千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下降。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京头等妓院有四十五家，妓女三百二十八人；二等妓院(茶室)有六十家，妓女五百二十八人；三等妓院(下处)一百九十家，妓女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四等妓院(小下处)三十四家，妓女三百零一人。以上共计妓院三百二十九家，妓女三千零五十二人。但实际上暗娼的数字很大，真正妓女的数字比这大得多。”据说妓院的房间很矮小拥挤，跟鸽子笼似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及一桌一椅。那里面收容着烟花女子们扭曲的人生。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