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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从明清时代的妓院到晚清八大胡同

http://www.sina.com.cn 2005/02/04 18:33   书屋

  作者:洪 烛   

  谈论妓女,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但在旧时代,妓女也包括在三教九流的范围之内,与贩夫走卒无异。因而我辈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时,似乎大可不必刻意回避。

  虽然唐宋的诗人(譬如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以及擅长写“花间词”的柳永)与妓女
的关系很密切,但妓女的影子仍然很难登上大雅之堂,顶多属于“民间团体”罢了。到了元朝,取代柳永地位的是关汉卿,他作为当红的词曲作家出没于勾栏瓦舍之间,与媚眼频抛的歌伎舞女们打情骂俏。关汉卿生长于元大都,堪称正宗的“老北京”了,他在脂粉堆里一样能找到大腕的感觉。

  对妓女的记载一般只能见之于野史之中。恐怕要算《马可·波罗游记》,较早介绍了北京地区(时称元大都)妓女的规模与状况。马可·波罗说,新都城内和旧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约二万五千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个特设的官吏监督,而这些官吏又服从总管的指挥。给人的感觉是,元大都对妓女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员则相当于百夫长或千夫长,行之有效地统率着天子脚下的红粉军团。妓女甚至进入了这个欧亚大帝国的外事(外交)领域:“每当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为了用最优等的礼貌款待他们,大汗特令总管给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并且每次一换。派人管理她们的目的就在于此。”妓女的“觉悟”好像也挺高,“都认为这样的差事是自己对大汗应尽的一种义务,因此不收任何报酬”。不知马可·波罗统计的妓女数目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册登记的暗娼?而“卖淫妇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内营业的,她们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营生……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京都所吸引,不断地往来,所以这样多的娼妓并没有供过于求”。看来那是一个“性解放”的时代。不过在当时,除了元大都之外,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养得起如此庞大的妓女队伍。元大都的“客流量”真是太可观了。

  明朝的北京,红灯区又是什么样的呢?现只听说,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的红颜陈圆圆,就是“三陪女”出身:“姓陈名沅,为太原故家女,善诗画,工琴曲,遭乱被掳,沦为玉峰歌伎,自树帜乐籍而后,艳名大著。凡买笑征歌之客,都唤她做沅姬。身价既高,凡侍一宴须五金,为度一曲者亦如之。走马王孙,坠鞭公子,趋之若鹜,大有车马盈门之势。即词人墨客,凡以诗词题赠沅姬的,亦更仆难数。”后来,崇祯皇帝驾下西宫,国丈田畹,以千金购之,将其包养起来。再后来,吴大将军去田府串门,一见圆圆,惊为天人,爱得要死要活……

  明清两朝,皇帝都住在紫禁城里,妻妾成群。紫禁城俨然已成最大的“红灯区”。大红灯笼高高挂,只不过三千粉黛,都是为一个人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女无辜(虽然也会争风吃醋“抢生意”),皇帝才是天底下最贪婪最无耻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想是太沉溺于女色的缘故。而清帝中,甚至出过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微服私访去逛窑子的人物,其中闹得最出格的是同治。他脱下龙袍换上布衣,让小太监扮作仆人,频频光顾八大胡同,跟上了瘾似的。结果染上梅毒,十八岁暴卒。既误国,又害了自己。

  此外,晚清还出过个赛金花。赛金花绝对属于“另类”。她生长于烟花巷陌,遇见大状元洪钧,就从良了。虽然只是妾,她却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德、俄、荷、奥四国,算是出过远门,见识了外面的花花世界(甚至拜晤过维多利亚女王与威廉皇帝),很出风头的。自海外归来,因洪钧早逝,家里断炊了,就重操旧业。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载:“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以昔状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门卖笑,本来就适宜作为花边新闻炒作,赛金花的“生意”一定很不错,弄不好还能成为巴黎茶花女式的传奇。偏偏赛金花天生是盏不省油的灯,又卷入了更大的是是非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她与德帅瓦德西闹了场满城风雨的“跨国之恋”……真不知她怎么想的。

  说起老北京的妓院,人们首先会想到八大胡同。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位于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京都胜迹》一书引用过当时的一首打油诗曰:“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口的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西通陕西巷,东通石头胡同),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民国后,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为八大胡同火上浇油。他出手很“大方”,花高价收买参、众两院八百名议员(号称八百罗汉),每人月薪八百块现大洋。而国会的会址位于宣武门外象来街(今新华社)。“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这段文字,见之于方彪著《北京简史》。唉,八大胡同,竟然“载入史册”了。

  八大胡同曾是赛金花“重张艳帜”之处,但毕竟出了小凤仙那样真正的义妓。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滇军首领蔡锷身陷虎穴,为摆脱监控,假装醉生梦死,放荡不羁于八大胡同,因而结识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小凤仙。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卧薪尝胆的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的迫害。“一九一六年,一个叫蔡松坡(蔡锷)的人,在云南举行了倒袁起义,打碎了袁世凯的迷梦。这位蔡锷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图书馆。面对蔡锷的起义,袁世凯筹划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黄粱般破灭了……”(林语堂语)蔡锷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立下汗马功劳,其中似应有小凤仙的一份,多亏她助了一臂之力。古人常说英雄救美人,可这回却是沦落风尘的美人救落难的英雄。

  根据《燕都旧事》一书引用的资料:“民国六年(1917年),北平有妓院三百九十一家,妓女三千五百人;民国七年(1918年),妓院增至四百零六家,妓女三千八百八十人。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七千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下降。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京头等妓院有四十五家,妓女三百二十八人;二等妓院(茶室)有六十家,妓女五百二十八人;三等妓院(下处)一百九十家,妓女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四等妓院(小下处)三十四家,妓女三百零一人。以上共计妓院三百二十九家,妓女三千零五十二人。但实际上暗娼的数字很大,真正妓女的数字比这大得多。”据说妓院的房间很矮小拥挤,跟鸽子笼似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及一桌一椅。那里面收容着烟花女子们扭曲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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