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晓霖（《环球》杂志总编）

　　在国土沦丧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部分穆斯林爱国志士，以民族大义为重，一路宣传日本占领下的中国苦难，争取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支持，一路坚决同日伪政权假借朝觐之名粉饰占领的阴谋作斗争。

　　1937年初，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所率朝觐团回国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随后占领上海，阻断了中国穆斯林传统的海上朝觐之路，使已经作好来年朝觐准备的中国穆斯林深感震惊和愤怒。为了显示他们的爱国爱教之心，上百人的中国朝觐者多花一倍的费用从陆路穿越青藏高原到印度转海船前往麦加，往返历时两年，最终8人殒命。但他们行前表示，将以实际行动把日寇占领的苦难告诉国外教胞，争取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情。他们的义举受到了肯定和嘉奖。

　　上海沦陷后，著名回族教育家和伊斯兰学者达浦生痛惜海外友人对中国抗战的不解甚至误解，愤怒于日本在海外的反华宣传，以上海伊斯兰教长身份出国朝觐并游说中东、东南亚各地，为抗战作宣传。

　　为了抵制日本占领当局为欺骗世界而派出的所谓“华北回民朝觐团”，1939年1月，留学埃及的中国穆斯林学生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中国回教朝觐团”，从开罗出发，在履行宗教功课的同时，一路发表演讲，散发传单，揭露日军占领暴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使不少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对中国的抗日运动由不了解、甚至不理解转变为同情和支持。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马坚为首的中国留学生朝觐者到麦加后，不但严密监视日伪朝觐团，而且对他们的卖国行为痛加训斥，警告他们不得代表中国穆斯林，不得乱说乱动。马坚等甚至油印抗日宣传阿文小册子私下向各国朝觐团散发，而且利用沙特国王伊本·沙特接见的机会说明中国穆斯林一致拥护抗日救国的立场，并希望沙特给予中国人民同情和支持。这次义举以留学生朝觐团大获成功而告终，从此，日伪政权再也不敢组织朝觐活动了。

　　1940年，蒋介石签署文告称：自抗日战争发生以来，我忠勇之回教同胞……一致兴起，或执干戈以卫国家，或尽力捐助以裕军需，或主持正义以正言论……在此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交，无不思完成历史之重大任务。凡此表现，不特搏国人之敬爱，国际方面之同情，足使我国同胞引以自慰者也。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穆斯林就开始组织朝觐活动，但由于中沙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无法获得签证，最初几年一直没有如愿。为了中国穆斯林与阿拉伯人民和世界穆斯林的传统友谊，周恩来总理等高层领导直接对朝觐活动进行了关心，并利用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之机，亲自和沙特亲王费萨尔商谈此事，终于在当年8月重新打通了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路。

　　从1955年至1964年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共组织朝觐10次，共132人次。“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朝觐活动陷入停顿。1979年10月，中国穆斯林在中断14年后首次恢复朝觐活动，以全国政协常委安士伟教长为团长的朝觐团在沙特政府热情但又戒心重重的接待中顺利地完成了朝觐功课，也使沙特和世界各地朝觐团看到了中国拨乱反正后宗教信仰自由重新得到尊重和保证的可喜进步。

　　此后的80年代，中国陆续开始安排自费朝觐和利用探亲机会朝觐，并在外汇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为自费朝觐者提供部分外汇兑换额度。政府的开明政策，使朝觐活动在中国各族穆斯林中逐渐形成一股小热潮，朝觐者人数在1990年达到1459人，其中自费朝觐250人。中国朝觐者的增加，以及他们的精神风貌和生活处境，对沙特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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