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军用缴获的飞机训练飞行员。

　　作者：李大光 宋海龙

　　1945年九十月间，中国人民还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两支特殊的队伍已先后从延安出发，秘密奔赴东北。这两支队伍总共由30余名技术干部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在东北创办 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当时的东北战事紧急，环境动荡，国民党特务到处寻找我军航校的位置，敌空军不断袭扰。在硬件方面更困难，我军能找到的飞机破烂不堪，机场设施残缺不全，航空器材极端缺乏。这些困难还可以克服，航校领导面前最大的难题是航空技术骨干严重不足。最终解决这一难题的，竟然是日本航空大队的300多名战俘。

　　伍修权赠枪感动战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沈阳附近的奉集堡机场，驻扎在那里的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飞行大队的300余人急躁不安，他们慌忙起程向南逃跑，大约走了20多天，这股日军被我军包围。在搞清这些日本人的身份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简称"东总")马上派出五人谈判小组向他们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指出只要放下武器，可保证其生命安全。经过努力，这个日本航空大队在大队长林弥一郎带领下，于1945年9月底向东北民主联军投降。

　　10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按上级指示，在"东总"司令部接见了林弥一郎及其部队主要军官，开诚布公地表示准备留他们协助我军创办航空学校，待条件成熟后再送他们回国。谈话过程中，林弥一郎始终盯着伍修权腰间佩带的一支小手枪，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警卫员的高度警惕。谈话结束时，林弥一郎突然提出："伍将军，您是否能把您带的这支手枪送给我作个纪念？"这支勃朗宁手枪是伍修权的心爱之物，伴随他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出生入死久经考验。在一般人看来，将这支手枪送给刚刚放下武器的敌人，似乎不太可能。但伍修权考虑到，林弥一郎之所以提出索要这支手枪，意在试探我方对他们的信任程度。于是，伍修权毫不犹豫地从腰间解下手枪，递到林弥一郎手中。这一举动使在场的日本军官又惊又喜、十分感动。他们一致表示，愿意留下来为建设中国人民空军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林弥一郎回忆说，他刚开始工作是"为了吃饭，为了活下去，为了安全回国"；看到共产党人真诚地对待他，他认为只有想方设法完成培养飞行员和其他航空技术人员的任务，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关键时刻"拿主意"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后，使用的飞机都是从东北各个机场搜集起来的"废品"，有的没有机翼，有的没有起落架，有的没有螺旋桨……更令人伤脑筋的是，只搜集到4架初级教练机，这些飞机都是木制结构的，已完全变形。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找到，只有一些破旧的99式高级教练机和几架日式战斗机可以使用。我军能不能打破常规，直接飞高级教练机？一时间，大家争论不休，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了主任教官林弥一郎。经过深思熟虑，林弥一郎表示可以"三级跳"，但要加强地面演练、增加带飞时间、改进训练方法，把安全工作落到实处。

　　培养什么人当飞行员，是航校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有人主张从军队中挑选经过战斗考验、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干部学习飞行，但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也有人主张在刚解放的东北地区招收伪满洲国时期念过书的学生，这些人文化水平高，但没有经过战火的洗礼。两种意见互不相让，大家又一次将"决定权"交给了林弥一郎。林弥一郎凭借自身经验认真地说："离地三尺，飞行员就是天王老子，听不听指挥，全靠飞行员自己了。是否听指挥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所以要选调最忠诚的人当飞行员。"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航校最终决定从"山东抗大"和"延安炮校"、"山东大学"等单位挑选一批战斗骨干学习飞行。

　　林弥一郎吸引敌人炮火

　　我军创办航校使国民党军队十分害怕，他们经常出动飞机对航校进行扫射和轰炸。有一天，林弥一郎和一名学员刚刚降落，4架国民党战机从远处迅速飞来，一阵扫射过后，林弥一郎座机的尾部中弹起火。此时，林弥一郎突然想到还有一架航校学员驾驶的飞机没有落地。他拿出信号枪，拼命对着天空打信号弹，同时还摇动小红旗，但空中的飞行员没有看到，继续下滑。这时，4架国民党战机轮番攻击，航校学员驾驶的飞机随时有被击落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林弥一郎看到50米外停着一辆用于启动发动机的特种汽车。他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汽车，跳进驾驶室，将车开进了跑道，并加大油门飞驰起来，汽车排气管随之冒出股股黑烟。国民党飞行员以为是飞机降落，都追着向他开炮。航校飞行员在空中发现敌情后，用超低空钻山沟的战术悄悄溜走，飞到了预备机场安全降落。林弥一郎的英勇行为被传为佳话。

　　1958年前后，根据中日两国政府的协议，这批日本军官先后回国。后来，林弥一郎出任了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并于1985年1月率团访问了中国。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原东北民主联军政委彭真高度评价了林弥一郎等人为我国空军建设、为中日友好作出的贡献。

　　(编辑：羚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