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饱尝心灵创伤的儿时经历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肯尼迪家族的男人们总有一种自我价值的幻灭感，他们为什么急于采用一种近乎自我毁灭的方式来惩罚自己：“这并不是说肯尼迪家族包括谋杀在内的意外事件都是受害者本人通过我们无从得知的方式安排好的，而是说，他们受到自身潜意识中的矛盾驱动，走向自我摧残的过程中，他的所有行为将为这一终极目标铺平道路。”

　　“肯尼迪家族的成员反复表现出的鲁莽行为，及对危险视而不见和对身体的自伤倾向是谁都无法忽视的事实，”克林奇继续说，“不管我们的主观意愿如何，灾难总会发生。如果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潜意识中具有摧毁自身或者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动机，那么灾难在这些人身上出现是必然的事，只是时间早晚不同而已。”

　　验证“家族的诅咒”

　　在小约翰·肯尼迪的事故之后，就连最顽固的新闻界人士也不敢相信那纯粹出于偶然。当一个庞大的家族几十年以来都以一种不间断的、自我毁灭的方式走下坡路的时候，出于常理我们会认为，这些变故包含着比坏运气或巧合更深层次的原因。事情的发生经常以同样的模式进行。当肯尼迪家族的人处在成功的边缘时，他就注定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故事会以某种悲剧收场。约瑟夫·肯尼迪的例子就是个生动的例证，他穷其一生的精力想把他儿子中的一个推上总统的权力宝座，正当他获得成功之时，他却由于中风变得不能说话。此外，还有他的儿子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他用了3年的时间百般磨砺自己以在总统的位置上游刃有余，可是正当他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领导人和军队总指挥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却被刺客射出的一颗子弹结束了生命。小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和一个令他梦寐以求的女人结了婚，却又因飞机失事断送了两人的性命。

　　富家子弟拥有一切便利和机会从事在普通人看来是无法企及的事，然而他们的不幸也比穷人家的孩子多。我们不妨来看看意大利汽车业巨头詹尼·阿涅利一家，他们是全欧洲最庞大和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但是在詹尼14岁的时候，飞机失事夺去了父亲的生命。10年以后他自己在一次汽车事故中侥幸逃生。他亲眼目睹了他的兄长在35岁上死于癌症；随后他的姨母安西塔·纳西死于难产，并留下了5个没娘的孩子；他的兄弟翁贝托的长子乔瓦尼因肿瘤去世的时候，他又竭力安慰他的兄弟。而当他自己的儿子、瘾君子安多亚多自杀身亡的时候，他的精神终于崩溃了。

　　可是，对于令人心碎的安奈利一家的历史，在肯尼迪家族的悲剧前面也是小巫见大巫。在遭受命运残酷的捉弄方面，没有一个家族能与肯尼迪家族相提并论，甚至连望其项背的可能性都没有。命运是人们在述及自己能力之外的事物时，经常列举出来的一条最终解释。通常，这也是对于诅咒的唯一答案。

　　正如杰奎琳感受到的那样，罗伯特·肯尼迪最先萌生了所谓“家族的诅咒”这样的念头。在1963年杰克遭到暗杀以后，博比开始阅读古希腊悲剧以从中寻求安慰。罗伯特·肯尼迪的传记作家伊万·托马斯这样写道：“肯尼迪发现了傲慢的性格与命运的关系。他开始怀疑肯尼迪家族是否在行为上有过激的方面，性格上是否过于无所畏惧。他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话下面作了标记。话是这样说的：‘所有的傲慢自大终将收获饱含泪水的苦果。神将因为人的过分傲慢让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现在，距玛丽·乔·科佩奇尼尼在查巴奎迪克溺水身亡和小约翰·肯尼迪在马莎的葡萄园中的致命事故已经足足有30个年头了。如乔·肯尼迪二世在1973年驾驶吉普车意外身亡，使他十几岁的女朋友帕梅拉·凯利留下了瘫痪的后遗症；大卫·肯尼迪在1984年死于药瘾；威廉·史密斯1991年因为强奸案受到审判；迈克尔·肯尼迪于1997年与照看他孩子的保姆发生了暧昧关系，随后在科罗拉多阿斯本地区的一次滑雪事故中丧生。

　　在1999年以前，当小约翰·肯尼迪的私人飞机，付出三条生命的惨痛代价以后，《时代》杂志是这样评论的：“约翰和罗伯特·肯尼迪的遇害至少与他们所处的政治背景和公众生活有关，而他们的孩子在未成年的时候便早早夭折，似乎更像是命运与他们开的一个黑色玩笑。”

　　寻求刺激的基因

　　感到无聊同时内心躁动不安的肯尼迪们总是在寻求新的刺激。1993年，也就是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去世前一年，分子生物学家报道了一项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内容是有关寻求刺激的行为本质。这个头条消息立即吸引了杰奎琳的注意。科学家们宣称他们发现了编码多巴胺受体蛋白的基因存在着多样性，这些基因在大脑中控制感情的区域有所表达。多巴胺可以传递大脑的神经信号。

　　杰奎琳告诉我，在这个发现中有几样令她特别感兴趣。比如，在50%具有注意力分散特质的人中，DRD47R基因发生了一些变化，她的儿子约翰有可能就是如此。在酗酒和吸毒者中，有这种基因的人也比没有不良习惯的人多。而肯尼迪家族具有上述嗜好的人明显高于正常水平。杰奎琳甚至对科学家给该基因的命名也浮想联翩。基因的名字叫“寻求刺激的基因”。

　　40多年以来，科学家们已经知道某些人格特征至少有部分是通过遗传获得的，也就是说，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基因造就的。他们已经在双胞胎和同卵双生子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对象大抵是出生后便被两个不同的家庭抚养。但是，尽管环境不同，双胞胎们仍表现出惊人的行为和人格的相似性，特别是在对待冒险性质的事物方面。现在研究者们已经分离出了这个基因的突变体，也就是DRD47R，它被认为与冒险行为直接有关。

　　“DRD47R基因可能存在于肯尼迪家族的最好证据就是这个家族中频繁出现的、寻求刺激的冒险行为，”加州大学埃佛林的分子遗传学教授罗伯特·莫耶西斯医生说，带有这个基因的个体常常行为外向，比一般人更勇于尝试。由此，他们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显然冒险也有它的负面作用。当灾难降临到肯尼迪家族中的一员时，人们会问：“为什么糟糕的事情一再发生于他们身上？冒险，和与之相关的代价，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已。”

　　“正如所有追求冒险的人一样，肯尼迪家族的成员采用此方式可能还是因为其中蕴涵着冒险固有的高额回报，”罗伯特继续说，“多年以来这个家族一直在享受着非同一般的成功带来的一切，也为冒险的方式成为家族文化的一部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身上会发生令人惊异的事件的原因，当然也是遭受重大挫败的根本原因。”

　　莫耶西斯那样的遗传学家并没有暗示，单一的基因能为肯尼迪之咒作出十全十美的注解。像人类行为这样复杂的事物必然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包括一个人从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已经从他的上一辈继承到了。“每个家庭都有某种谜团，它代代相传，告诉家族的人们他们是谁，他们被期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一名杰出的心理分析家彼得·纽鲍尔在谈论到我的书时这样对我说，“肯尼迪家族对权力和成功的欲望凌驾于一切标准之上，这是个病态的不解之谜，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妄图达到全知全能的白日梦。”

　　“我们来看看肯尼迪家族的许多人，”纽鲍尔说，“他们追求权力的行为常常受到行善念头的驱使，他们力图帮助穷苦的百姓，达到博爱的目标。他们没有把自己的行为仅仅称为‘政治’，而是另一个听上去高尚得多的字眼‘公众服务’。在他们一往无前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所有上述这些都能减轻内心的罪恶感。但这些并不能解决本质的矛盾，因为他们依然不得不与现实的结果做斗争。虚幻的救世主形象与现实交锋的唯一结果就是灾难性的冲撞，于是，家族灾难便不可避免地反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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