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资中筠

　　作为银行家、金融学家，父亲资耀华解放初期及时劝阻了新政府准备取消“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名号之议，从而为国家保存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以他的处境，“发财”的机会大约也不少。他却从不置私产

　　2001年先父去世五周年之际，我在《政协报》上发表过一篇短短的追思文章，以这样的话开始：

　　“今年是先父逝世五周年，五年来，我每想到过去的家，想到父母的一些事，总想写些什么，但是每次开始又放下，似乎笔下有千斤重。首先是自己有无限歉疚感。我是长女，生前很少尽奉养之责，父亲猝然撒手人寰时，我刚好在香港访问，连最后一面都未能见着，赶回来后，又在遗体告别的前夕出了交通事故，整条腿打了石膏无法移动，结果‘父殁丧不临’。终天之恨，夫复何言！”

　　这是我真实的心情。我的歉疚还不止此。自从“三反、五反运动”以后，我被要求“划清界限”，就有意与家中疏远。即使父亲本人的处境有所起伏，在各种“运动”间隙期间基本上是“团结”对象，还受到某些优待，但是对我来说，直到1979年新时期的到来之前的近30年中，我的“出身”在本单位从来都是一个话题，包袱从未放下过。这个包袱的轻重随政治气候而变。同在北京，我回家探望的疏密度也因之而异，即使见面也不可能“谈心”，很难有什么天伦之乐。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气候变了，直接影响我家的是可以不用“划清界限”了，我们姐妹逐步地恢复了每个周末在父母家的相聚。但是这时，我又根据自己的志愿调入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一心只想把失去的时光追回来，在时间上永远觉得不够用，用在老人身上十分吝啬。特别是对父亲写这本回忆录，竟然没有尽任何人子之劳，现在想来更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父亲从近90高龄开始写回忆录，到93岁截稿，完全亲笔一字一句书写，连修改后誊清都自己抄。他一贯低调，书中涉及许多亲历的重大事件，笔调都十分含蓄、简练，初版自己命名为《凡人小事八十年》，可见他的心态。不过内行的学者还是认为他在内忧外患的岁月中创业和守业的经验，一整套办银行的思想，有理论，有实践，内容非常丰富，足资后人借鉴，是研究中国金融史和金融文化的宝贵资料和线索。现在，他作为湘人，此书终于能够在湖南的出版社重新出版，令人欣慰。重命名为《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也比较贴切。如果说本书的意义超越了私人叙事，当不为过。

　　我对父亲的事业的核心——金融思想，完全是外行，而且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成年后与他直接交流不多，所知有很大局限性，尽我所知作一些补记只能称之为“残缺的追忆”。只是从自己独特角度可以体验到前辈的为人和立身处世的特点。作为银行家、金融学家，父亲的处世为人、性格作风与一般人心目中的这类人的形象大相径庭。我所感受到他为人最突出的是对名和利都非常淡泊，耿直而谨言慎行，不事张扬。例如他一贯轻钱财，对物质生活极少追求，是本性如此，而不是故作清高。当然，在解放以前他应属“高薪阶层”(但是与今天的所谓CEO的高收入不可同日语)，家中除了太平洋战争之后到抗战胜利那一段时期感受到生活物资紧缺外，一般还能维持中上的生活水平。但是他既然能为陈光甫这样的银行家赏识，委以重任，在各种艰险的环境中维持和发展一家有特色的现代化民营银行，我想还是有较高的理财的本事的。以他的处境，“发财”的机会大约也不少。他却从不置私产。我家解放以前一直是租住普通的里弄房子，没有私房，而且家无长物，我戏称“家徒四壁”，因为不挂字画。至于其他的财产，我不清楚，大约有一些股票，解放以后他一心想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最早主动放弃定息，据母亲说，反正也没有多少钱，何必背一个剥削的尾巴！可见有股票也不多。他调北京工作时，房价十分低，自购房子还属正常之事，但他坚决不购私房，而住单位分配的房子，起初是一个完整的小四合院，不久他主动让出一排南房，文革中东西厢都被挤占，剩三间北房。80年代中期搬入民建大院的公寓式房子，直到去世。那时不时兴装修，随着岁月迁移日益破败，来访者都表示惊讶。有一次一位统战部的领导来探望，举目环顾，关心地问我们有什么要求。那时正兴起“公家”给高干装修房子之风，父亲的“级别”刚好差一级不到自动享受这个待遇。这个提问可能暗示我们是否需要装修。但一则父亲的家规是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再者二位老人也经不起折腾，我们就表示什么也不需要。

　　父亲的工资定级以后一直没有变过。在文革前这算高薪，比较宽裕。文革期间有几年他被“革命群众”扣发工资，并冻结一切存款，两人只发每月35元生活费。后来落实政策发回所有欠的工资和存款，他竟然要把那笔钱交公，被母亲否决。母亲说他“交公有瘾”，“这是劳动所得，又不是定息”！幸赖这笔钱在最后几年入不敷出时陆续贴补。这在外人也许觉得奇怪，其实并不足怪，因为改革开放后，相对说来，各行各业的人“灰色收入”日益增多，他完全没有(本书第一次出版得了几千元稿费，他还感到意外，问我该不该拿)，而且中青年大多是双职工，我母亲不但没有收入，还常年卧病，后来家中一个保姆不够，需要两个。最后几年我们姐妹，包括我的女儿开始分担他们的保姆费用，父亲并不知情。当然子女赡养父母天经地义，即使全部负担也不值得一提。提到这一点只是说明以他的特殊身份，这样的经济生活是一般人很难想像和理解的。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因为他从不过问家中生计，晚年他受到同事们由衷的尊重和照顾，而且是国内最老的永不退休的公务员，天天可以上班，这就是很大的满足和安慰。

　　他个人的生活十分规律、简朴，早起早睡，按他认为对健康有益的食谱进餐，几十年如一日。我从小就记得他从不迟到，并且痛恨迟到的恶习。这一点成为他衡量别人的标准之一。对于晚辈睡懒觉、拖拉、懒散，他简直不能容忍，见面就怒目而视。这点无形中对我们姐妹的生活作风有些影响。我们三人性格差别很大，不论各自有什么缺点，至少有一个缺点是没有的，那就是懒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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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