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毛泽东尚无晚年的百般忌讳，他常常拿刘英和张闻天开玩笑，他们那个时候处在并不确定的恋爱关系中。毛泽东把张闻天称为“明君”，把博古称为“昏君”。

　　获得指挥权后，毛泽东指挥部队灵活作战，先欲渡过赤水河，进而北渡长江，但在发现蒋介石已经调遣了10多万兵力于川南和黔西后，遂决定二渡赤水，5天之内回师黔北，在娄山关获得胜利后，二占遵义，又于乌江边痛击吴奇伟。这一仗是毛泽东掌握中央红军指挥权来的第一场胜仗，意气风发的他于战后即席赋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既写出了他人生的柳暗花明，也暗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浴火重生。

　　在长征中，毛泽东所写诗词甚多，不仅意境皆佳，更难得的是暗合历史事件和革命形势。在长征初期时，他处于“靠边站”的位置，但他没有产生对抗或者消极的情绪，在听闻广东军阀陈济棠答应借道后，他高兴地写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70年前，长征路上的红军正以毛泽东为中心进行着一场斗争。与历史上其他斗争不一样的是，被批评的一方和批评的一方在第二天仍然团结在一起继续上路。

　　蒋介石 未竟全功

　　蒋介石在山城贵阳又一次被毛泽东愚弄了。他于一周前由重庆飞抵贵阳，把“追剿前敌总指挥”薛岳晾到一边，自己亲自指挥起部队来，过去几个月，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

　　从1934年底开始，蒋介石就撇开其他事务，专心图谋西南。他先后抵达重庆、贵阳、昆明、西昌等地，一边“剿共”，一边加强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控制权，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始终如一继续不断地努力”。

　　但1935年3月30日，红军突然渡过乌江，到达贵阳东北部。4月2日，红军切断了通往机场的道路，并做出要进攻贵阳城之势。而此时守城的兵力仅有几百人，如果红军攻城，大概在几个小时内就能结束战斗。

　　蒋介石一边准备出逃，一边命令滇军火速增援。当滇军司令孙渡4天后带领3个旅率先赶到时，蒋介石显然很高兴，对其特地以猪肉白银犒劳，虽然此时贵阳城困已自行解除——红军早已奔金沙江而去，滇军的调离为他们让开了路。蒋介石此次受困，可谓自摆乌龙，因为要算计贵州军阀王家烈，他特地把黔军调去拦截红军，致使贵阳空虚。

　　但蒋介石并没有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他在西南的行程安排非常密集：4月，在贵阳策动黔军“闹饷”，把王家烈赶下台；6月，在昆明住了两个星期，期间与龙云秘密谈判，以供应军饷军火并把贵州军政交由龙云主持为条件，换得龙云对其的支持；7月，在成都“杀鸡骇猴”削弱了刘文辉的势力。自此后，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掌控能力大大加强。

　　“蒋介石的一生，总是难以超脱权术斗争，他认为只有掌控在自己手里的才是可靠的。北伐成功之后，他急于与桂系开战，抗战胜利后，又立即调开滇军，用武力解决云南的龙云，他的名望都毁在他自己发动的权术斗争上。”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

　　不过，蒋介石对于西南，也确有其他的战术考虑。早在1932年，他就设想过若与日本作战，可在四川设立临时国都，打持久战。1935年8月，在对峨眉山第一期军官训练团训话时，蒋介石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由此可见他对西南的重视。

　　华北事变后，中国与日本决一死战已经在所难免，中国民众危机感日重，蒋介石此时却忙于内战和“削藩”。随着民族情绪的高涨，国民党内亲日派领导人，如汪精卫、唐有壬、高宗武等逐步丧失威信，蒋介石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此时他虽名为一国元首，实际上真正一手掌控的地盘，却不过是长江沿岸的几个省而已。

　　“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制定了这个以个人利益为主导的方针，意在继续扩大势力。在他看来，抗战爆发得太早了，因为他尚未布置妥当。但他似乎并未料想过，这种对日本的不停妥协将会削弱自己作为领袖的影响力。1936年长征结束后，周恩来评价蒋介石说：“在他粉碎了19路军，迫使我们撤退以后，他就变成了长江流域的霸主，但这一切的取得，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的内战口号已完全失去了号召力。”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在蒋介石的督战下，西南各军阀打起精神，奋力追剿红军，但暗地里却追而不打，以留下本钱与蒋介石周旋。如此“配合”之下，红军始终能在十倍兵力的对手面前找到缝隙，于重围之中先后穿越贵州、云南、四川，最终抵达陕甘苏区。

　　1935年9月，在结束了三期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培训工作后，蒋介石下山时心情郁闷，他在日记中写道：“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他的老对手李敖，在狱中翻阅到这一页时，辛辣地批评说：“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掌握中共最高权力，若问孰令至之，岂非蒋介石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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