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烈去职后，曾对人说：“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我们贵州人今天实在有亡省的沉痛感觉。”不过，王家烈能够全身而退，或许还应当感到庆幸，随同蒋介石到贵州的陈诚曾向蒋进言，借“闹饷”之机，杀掉王家烈，幸好蒋介石几经权衡后没有采纳此建议，王家烈才有机会去做寓公。

　　在西南，蒋介石拿下的并非只有王家烈。经过在峨眉山上的三期军官培训和调整，刘湘在四川的势力大大衰弱，西南各省军阀，惟有“云南王”龙云水火不进，蒋介石要调动滇军，需先封龙云为行动总司令，然后才肯出兵。

　　红军入滇后，薛岳曾想故伎重演，被龙云派人警告“君若带兵前来，则大可不必”。蒋介石遂采取收买政策，于1935年5月承诺装备军饷，又许诺将滇黔绥署主任的位子留给龙云，换得龙云的合作。但10年后抗战胜利之时，蒋介石将龙云的嫡系部队调往河内受降，暗地里则派杜聿明率部趁夜占领昆明，包围龙云府第，然后下令免去龙云的职务，调往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与王家烈做同事。不料龙云竟然据五华山(省政府所在地)之险盘踞不下，拒不受令，双方激烈交火3日，伤亡上百人，终于迫使龙云下山，结束了在云南18年自成一派的统治，这已经是1945年10月4日的事情了。

　　李德 被遗忘的“局外人”

　　李德，这个又名奥托·布劳恩的人，在回忆录《中国记事》中曾说，1935年他在中国受到了“无礼”的待遇，他把遵义会议说成是一次由毛泽东发起的针对他的阴谋。在遵义会议上，他为自己的失误辩护，但其他人认为这就是他的失误。会议结束后，李德的身份就悄然变成了长征中的普通一员，或者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说的那样，成了一个“局外人”。

　　从此，历史上关于李德在1935年以后的记录就日渐稀少，无论是他的回忆录，还是关于长征的史料，所记都不是很多。1935年1月，李德主动要求到林彪的第一军团去，目的是为了在前线亲自观察被红军将领推崇备至的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从他晚年的回忆来看，他始终没有了解这种战术的意义，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一直持蔑视的态度。

　　在第一军团，林彪对他的态度一点都不客气，呆了不长时间，李德就又返回中央纵队了。此外，两年来一直为他担任翻译的伍修权也获得新的任命，成为彭德怀领导的第三军团的副参谋长。往后，关于李德的记录就消失了，那些走在长征队伍里的人都不太注意这位军事顾问，但他肯定在队伍中，并坚持走完了长征，一路上仍然受到首长级的待遇，在红军面临较大的困难和分歧时，毛泽东甚至也会征求他的意见。

　　从军事顾问这个称谓上来看，李德与冯·塞克特的职务性质相同，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李德成了中共中央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一个不通中文、不了解中国也未曾有过指挥作战经验的德国人，却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官，这被后来研究历史的人总结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幼稚所致，但同时也说明那群探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年轻人对信仰的虔诚。

　　在1934年“反围剿”战役中，实力悬殊的双方竟然都应用了同样来自德国的阵地战术，这充分显示了李德的军事才干有限。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还没来得及有机会实践便被派到中国来。因此，李德的指挥僵化教条在所难免，何况他对中国的国情一无所知。在李德的回忆录里，他为自己辩解说，是中国人自己把指挥权交给了他，而他始终只是作为一名顾问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已。但在长征前和长征中，李德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他所说的，毛泽东在背后把他称为“太上皇”。

　　1935年1月，郁闷的李德陷入语言困境中，他并不了解红军此时提出的“艰苦奋斗”的意义，而只是感觉得到的待遇越来越差，他要自己煮咖啡和做其他的事情，而且他住的房子也越来越处于次要的位置。红军中的下级官兵单凭他马背上的各种特供品，就已对这个外国人产生了不好的印象。很多晚上，他和博古以打扑克度过。

　　骑在马背上的李德已经有一年未曾接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他当然也未曾了解到，在斯大林的影响下，共产国际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改变。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七大上，不仅提出要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制定方针，还提出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内部组织事务的要求。而在此之前，毛泽东用自己的实践取代了经院派的教条，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长征结束后，李德被安排到红军大学教书，1939年夏奉命返回苏联。此后不久，共产国际就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解散了，他本人则于上世纪50年代回到德国，并从1963年以后，开始发表关于他在中国这7年的文章和书籍，既为自己辩解，又趁机贬低中国革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书曾经风靡一时。

　　冯·塞克特 最后的预言

　　在1935年的春天，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在中国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但他的身体也到了透支的极限。他病倒了，不得不物色新的人选接替他的位置。

　　一年前，冯·塞克特取代前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乔治·魏采尔，成为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第四任总顾问。这位已经退休的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得到了蒋介石超乎寻常的信任，他被授予一个独特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以代替蒋介石对军政官员“训话”，即使是军政部长，也必须定时来聆听他的教诲。

　　此时的德国正忙于扩军，对犹太人进行清洗和隔离，在亚洲则积极地与日本进行军事合作。但对中国，它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和气，以冯·塞克特为代表的一批元老在中国的成功影响了希特勒的决策。从1934年开始，希特勒开始了新一轮的军备扩张，但德国经济尚不足以支持如此浩大的军备费用，冯·塞克特在中国的使命并非辅佐蒋介石，而是要赶紧把德国军工急需的稀缺资源弄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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