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击红军之余，薛岳不仅搞垮了王家烈，拿下贵州，还通过战斗布局在重要的城市驻军，加强南京政府对西康、四川等地的统治。在蒋介石的西南图谋中，薛岳实在是功不可没。

　　彭德怀 悲剧命运的源头

　　对彭德怀来说，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在发言中，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并措辞严厉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发言之后，他赶紧离开了会场，继续回部队执行警戒任务，当时吴奇伟的部队与他率领的第三军团在湘江边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实际上获得了军事指挥权，此后他似乎养成了一种习惯，即把那些打前哨开路的艰难任务都交给林彪率领的第一军团，而那些难啃的“硬骨头”都交给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从2月份开始，中央红军所打的大仗如娄山关大捷、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均由彭德怀率领第三军团完成。在灵活战术之下，中央红军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四渡赤水，而后强渡金沙江成功，跳出了薛岳指挥的数十万人形成的包围圈。此举曾被毛泽东自己誉为军事生涯的“神来之笔”，但也有人并不这样看，这个人就是林彪。

　　时任红一军团长的林彪虽然只有28岁，但已经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他18岁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24岁就成为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在长征中他的部队主要作用是打前锋和牵制敌人，为了抢在敌人前面，红军战士必须以极快的速度行军。炎热的5月，每天在西南地形复杂的山区走60到100公里的路程，士兵常常走到脱水，这还不包括打仗的时间。龙云的部队跟在后面，并不和红军发生正面冲突，但是一旦有战士掉队，就会落入敌人的手中。

　　林彪总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没有丝毫的犹豫，但他对毛泽东的迂回行军战术产生了怀疑。他认为毛泽东的指挥使部队走了不少冤枉路，并向第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抱怨说，毛泽东老是让红军沿着“弓背”行军，什么时候才能走走“弓弦”的捷径。

　　当1935年5月到达会理时，红军进行了又一次整编，林彪手下的三个师变成了两个师，就在这个时候，他写了那封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信，要求中央三人团中止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改由彭德怀指挥。5月12日召开的会理会议主要研究的就是林彪的这封信，毛泽东对林彪的“走弓背”理论不屑一顾，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当时，这个风波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会议上同时讨论的还有刘少奇和杨尚昆提出的对下一步行动的建议。多年以后，这两件本来不相干的事情却改变了彭德怀、刘少奇和杨尚昆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始作俑者林彪反而没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林彪年龄比朱德和毛泽东等人小得多，而战功却不让他人，毛泽东始终想把他培养成接班人，因此对他一直都比较宽容。”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郭建宁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里重点培养两个人，林彪和邓小平，此时他们都在长征的队伍里。

　　对毛泽东的那句话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毛泽东的言下之意，是说林彪不够成熟，受到了别人的挑拨，这个人当然就是彭德怀。”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他认为，彭德怀的悲剧在于他的性格，彭德怀从来都是有话就说，尽管在大事上他是支持毛泽东的，但从井冈山开始，就不停地与毛泽东在各种问题上辩论。在多年后，彭德怀在狱中写下了为自己自白的《回忆录》，文骨铮铮，既充满了不平则鸣的意味，又充分体现了他为人的坦荡和对革命的忠诚。他回忆道，当时他以为只是一两个军团间协同作战的建议，听了一下，没有同意，如此而已。而在1935年会理会议后，许多人劝彭德怀去和毛泽东谈谈，他却坚持“事久自然明”的态度，没有与毛泽东就这件事情进行沟通。

　　1935年，中国共产党尚在路上，团结一致是所有人的共识，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并没有因这件事而减少对林彪的偏爱或对彭德怀的信任，红军一如既往地在两员大将的开路下前进。在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了一封电报：“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在这首充满英雄主义豪气的诗中，读到的尽是信任和钦佩。据说，林彪对毛泽东始终没有把他或他所打的战役写进诗里，一直都觉得甚不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德怀和林彪分别位列十大元帅的第二和第三位。

　　王家烈 “闹饷”丢官

　　1934年底，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得知红军将进入自己辖区内时，便开始盘算如何借“剿共”之名一统贵州，趁机扫除割据盘江、赤水、仁怀等地的犹国才、侯之担等“异己”。不过，他虽有此预谋，却忘了去防范更精于心计的蒋介石，以至于在3个月的时间里，接连被削权、失兵，去职。

　　当年12月，由吴奇伟、周浑元等率领的“中央军”进入贵州，然后竟然撇开红军，直奔贵阳而去。闻得此讯的王家烈急出贵阳，于薛岳驻营处求见，但薛岳避而不见，“中央军”直接接管贵阳。此后，蒋介石要王家烈在军长和省主席两职中选择一职，迫于无奈，王家烈让出省主席的位置，希望能保住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的实权。但蒋介石的目标并不仅于此，他任命王家烈为二路军“追剿”总指挥，把他彻底调出了贵阳。贵州多产鸦片，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军”，给红军留下了“一击即溃”的口碑，至1935年4月上旬，王家烈的部队已消耗过半。

　　当蒋介石飞抵贵阳亲自指挥“剿共”时，更布下了“闹饷”奇招对付王家烈。红军于4月24日进入云南境内后，蒋介石令王家烈整编队伍，再将其军费缩水为10万元。尔后，又用重金收买王家烈手下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以加入“中央军”为诱饵，让二人怂恿部下“闹饷”，武装逼迫王家烈下野。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兵饷不足是军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士兵闹饷常常酿成政治事件，因闹饷而杀掉长官的事并不罕见，整营士兵因此投向敌方更是司空见惯。全国军阀中，惟有蒋介石有江浙财团支持，能够确保“中央军”军饷不至匮乏，这也是王家烈手下贪入“中央军”的原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军士兵坚守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兵饷照样忠于革命，这或许是红军和国军的最大区别。

　　4月26日，自知大势已去的王家烈连发四次辞职电报给蒋介石。稳坐贵阳的蒋介石批准了王家烈的辞呈，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衔和5000块钱旅费，一代军阀就此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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