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大的高考改革与“大跃进”何干？

　　日前，中国法学会组织了“招改”谈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问题的座谈会，复旦和法大在高招上的新尝试，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在孙东东教授看来，中国政法大学高招改革是不现实的，“可以说是‘大跃进’的翻版。”（2006年4月14日《新京报》）

　　作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专家顾问的孙东东先生，看来是经历过“大跃进”并且深谙文革笔法的。他认为，如果真的采取按照人口比例录取的标准，青海、西藏等幅员辽阔但人口不多的省份将首当其冲受到损害。是不是如此，当然可以讨论。但是，上述的“损害”为什么“可以说是‘大跃进’的翻版”？这“帽子”未免太大，难免让人摸不者头脑。

　　不论孙东东教授是从

　　看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是反对“大跃进”的，只是喜欢弄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例如，在招博士生的时候做些手脚，舍笔试第一的考生不取，录取面试中感觉较好的女士，这当然体现出博导的个人喜好，他人无可非议。博导也是人。至于北大法学院副院长不经考试，“悄悄”地成为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博士生，更加体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自主招生的必要性。这些当然都与“大跃进”相距甚远。“大跃进”起码主观上是希望中国进步的更快一些，可是搞学术腐败，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是让人民群众吃不消的。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表示，该校今年将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省人口比例确定。对此，教育部的表态比较谨慎，认为高校在招生方面拥有自主权，只要在自主权的范围之内，高校有权选择自己的招生办法，法大的做法可视为“一种尝试”。

　　徐显明明言，“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此言一出，褒贬不一”。今年，中国政法大学在河南、山东、四川的招生都达到或超过了100人，分别达到了102人、102人和100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在北京投放的招生计划由去年的185人下降为160人，降幅达到了13.51%。

　　此消彼长，就会有人难受，谁动了“我”的奶酪？估计，受“损害”的并不是青海、西藏，而是所谓“基础教育搞得好的省份，会减少优质生源上大学的比例”。利益所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何必藏着掖着的，拐着弯指责中国政法大学搞“大跃进”，有必要吗？你要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曾几何时，北京大学搞文化大革命还如火如荼的，并没有深入反思，引以为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