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中国人讲究的是“学而优则仕”，学习成绩优秀，四书五经背得烂熟，一笔八股文写得四平八稳，就能鲤跃龙门，升官晋爵。能读好书，是否就能做好官，虽然是个疑问，但作为一定时期选拔官员的制度，或许有其合理性在，这里不予讨论。本文要说的是近来风起云涌的“仕而优则学”的现象。
这两年，官员们纷纷进驻高校，兼任起教授来，先有北京大学聘请徐光春、王晨、
南振中、龙新民等四名高官为兼职教授，接着，广东省出台了政策，将实行“百名客座教授制度”，有一百名厅局长、处长被挑选担任省内各高校客座教授，4月1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大检察官戴玉忠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见《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大学当局对这种现象也欣喜得很，兴高采烈地推波助澜。于是，官员兼任教授也就成了潮流。某一大学如果没有聘请到官员担任教授，就好比和尚庙里藏着尼姑一般没品。
在职官员能否兼任大学教授？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不可否认，一个有政绩的官员，绝对有它的本事和能力。可是，人的本事和能力是多方面的，能做好官的不一定能教好书，正如书教得好的就一定能做好官。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一法通，万法通的情况通常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字写得漂亮的不一定画也出色，篮球国手不一定能成为体操王子。自古就有学业有专攻的说法，通才毕竟是凤毛麟角。李煜词做得好，但皇帝就做得混蛋透顶；唐太宗能治理好国家，但没看到他留下什么像样的诗歌文章。要想让官员能在教授的岗位干出优秀的成绩来，是不现实的苛求。
退一步说，我们这些兼任教授的官员确实有他的惊天本事，既能做好官，又能教好书，也存在一个时间和精力的问题。一个官员，尤其是身居高位、日理万机的政要，每天等着他处理的政务千千万万，又有多少时间允许他登上讲台，口讲指画；埋头实验室，潜心科研？如果两方都想兼顾，最终是哪一方都顾不上，既耽误了本来应该作好的本职工作，又耽误了莘莘学子，何苦来哉？
聘请官员兼任教授，在学校当局来看，初衷或许不在官员能上多少课，做出多大的科研成就，而在利用高官员们权势和广泛的人脉资源，获得政策倾斜，多得到政府扶持，扩大学校知名度。但社会的资源是一定的，具有公共性，属于全社会，怎么能够利用权势私下瓜分？这种以权力为小集体谋利的做法，危害极大。这是向权力谄媚的表现。它无异于告诉人们，官才是最重要的，有了官，什么都不重要。大学是社会的风向标，学校如此乞求权力的庇佑，其它行业将纷纷效尤，从而毒化社会风气，有悖于科学、民主精神的建立，破坏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大学生日日浸染在这样的环境中，将何以成就国家栋梁？
当年，美国的尼克松总统上台，聘用哈佛大学的教授基辛格担任国务卿，哈佛大学当局立即解聘了基辛格的教职，就因为不这么做，树立不起大学独立的人文精神，妨害了学校的管理制度，，破坏了职员的敬业品质。哈佛的这一做法，值得我们的大学当局深思。
稿源：红网 作者：谢浮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