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光。摄影 商华鸽

　　［内容简要］：作为央视前台长，杨伟光和央视一起度过了最好的时光。这个以新闻立台闻名的台长，1991年到1999年春晚的台内最终把关人。他是春晚导演背后的导演，也深谙春晚的所有压力与复杂。

　　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如果没有1985年春晚的失误，杨伟光可能不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至央视。

　　那一年，央视把春晚舞台搬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从小舞台到大场馆，当时的直播能力却没有跟上，这一创新初衷遭到了观众的批评。据说央视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批评信，当年3月2日央视在《新闻联播》里专门向全国观众道歉，表示：“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广电部的领导把这届春晚的失败归因为把关不严，决定从电台“空降”一位副台长去央视，广电部党组选择了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伟光。

　　当年，电台的境况好过电视台，49岁的杨伟光并不情愿去电视台，在堵了艾知生(时任广电部部长)门却被告知“已经定了”之后，他辞别电台同事做了央视的副台长。1991年他正式执掌央视帅印，在任近10年被一些专家与央视内部人员认为是“央视最辉煌的十年”。巧合的是，这十年也是中国春晚从80年代的精神解放转向文化消费，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色彩的繁荣期，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始被赋予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在这些年春晚中，杨伟光的角色是一个“把关人”，这与他早年被指派到央视的“原因”暗合。

　　1999年，他“功德圆满”离开央视，却并未赋闲在家，写回忆录、拍电视剧、开影视公司，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工作状态。他参与策划制作的神话电视剧《妈祖》，今年开年在央八热播，创造了央八开年大剧的最高收视率。

　　在北京万寿路附近的一幢普通大楼里，《中国周刊》记者见到了杨伟光，他一身朴素的着装，拎着再简单不过的黑色公文包。你很难想象，这位78岁的老人，曾经站在那些春晚导演背后，导演着1990年代的一个个除夕之夜。

　　对话杨伟光

　　“春晚是一台讲政治的文艺盛宴”

　　Q＝《中国周刊》

　　A ＝杨伟光

　　大时代

　　Q：从80年代到90年代，春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A：早期的春晚，可以说是全国人民春节时最大的精神寄托。因为平时的电视节目和文艺节目较少，中央电视台在除夕夜举办一台集中了知名歌唱家、表演艺术家的晚会，特别受老百姓的欢迎。80年代，大家都认为春晚好看，把吃饺子、放鞭炮、看晚会当成了民俗。

　　90年代以后，情况就有了一些变化，电视机里电视节目和文艺节目丰富了，晚会也增加了，每个周末看《综艺大观》就能看到不少明星。因此，春节时尽管可以集中一批优秀的人才参加晚会，但未必能比平时的水平高明很多。

　　Q：春晚从开始影响观众，变得被观众的品位所影响？

　　A：是的。随着观众品位和要求的提高，为了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央视除了举办春节联欢晚会还举办春节戏曲晚会和春节歌舞晚会，三台晚会同时播出，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这是90年代独有的。再后来，春晚希望在形式上进行改变，96年的时候在上海和西安办了分会场，但是观众也不满意，认为分不清楚哪个节目是在哪个场地，创新还是要从根本上进行。

　　Q：根本上的创新是什么？

　　A：是导演。1993年之前，春晚的总导演是由央视有关领导指定的。后来，为了鼓励大家的创新精神，打破旧的模式，创造新的模式，台里决定取消指定，对春晚导演实行招标，文艺部和台里搞文艺的导演都可以参加招标。招标的时候，部里的领导、台里的领导都要去听、去讨论，以中标的导演为主，把其他人的好点子都吸收进去。第一届胜出的是张子扬，当时竞争的人也很多。

　　Q：那一届春晚，有什么创新点？

　　A：印象中，93年的春晚实现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电视节目与中央电视台春晚节目的对传，还在舞美设计上营造了两层包厢式的立体场景，改变了以往台上台下、平面相向的现场图景，这是子扬的一个创新。但是，从节目本身上看，特别精彩的还是不足。

　　大导演

　　Q：您可以说是春晚导演背后的“导演”，您对春晚有自己的想象吗？

　　A：具体的想象不是很多。但进入90年代，央视要转型成为真正的国家电视台，就要接受中国的特点，要有中国的特色。一方面要考虑观众的意见，不能完全市场化；另一方面，春晚应该是一场文艺的盛宴，但是也要讲政治，只不过这个政治和新闻的政治是不一样的。

　　Q：有什么不一样？

　　A：新闻里的政治是要宣传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同时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和呼声。但晚会如果这么宣传，就成了大会、课堂，晚会只求要有自己的主题，要反映那一年中国发生的大事，用文艺形式表现。

　　Q：您对如何突出主题有具体要求吗？

　　A：会有简单的要求，但是总导演通常在竞标的标书里就会写明自己认为的春晚主题是什么，同时会配合具体的方案，台领导会对方案进行补充、修改。比如，97年香港回归时，我们就邀请了香港的歌手，同时还准备了群星歌曲《公元一九九七》；98年的时候，我邀请了可能出任澳门特首的人来参加春晚。

　　Q：在97年的春晚，据说董文华要演唱的歌曲本来是反映香港回归的《归航》，但被您临时改成《春天的故事》，不久之后小平同志就去世了。您是事先预想到，所以做的修改吗？

　　A：这倒不是，但当时也的确知道小平同志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临时改歌是因为在1997年1月1日，央视一套播出了文献片《邓小平》，主题曲就是《春天的故事》，当时也是热播，所以台里决定在春晚上有所体现。同时在那年春晚，我们认为反映香港回归的歌曲已经有了，这首《春天的故事》比《归航》更合适，所以换了下来。

　　Q：这些年春晚，您最满意的是哪一届？

　　A：98年的春晚是我比较满意的一届，也是台里付出极大辛苦的一届。当时为了创新，我们想过要在深圳办，但后来一想，南方的冬天在室外办晚会也太冷。有同志提出建一新的演播厅，因为原先1000平米的一号厅紧挨着4个圆楼的一块空地，可以扩成1800平米。我说行，但最开始广电部没有批，我就给当时北京市市委书记贾庆林同志打电话说有事要汇报，贾庆林同志很痛快地说，你有事现在就来。

　　Q：去了之后呢？

　　A：去了之后，我就对贾庆林同志说，春晚每年都在1000平米演播室办，很难创新，老百姓有意见，我们想要扩展舞台。贾庆林同志当时就同意了，指定了一个市长助理专门负责，当天下午就在台里开了一个协调会，公安、建设公司、消防的人全部找来，一起看了现场，直接越过了审批。仅仅用了86天，1800平米的演播室就建好了。等到春晚时，摄像机的长臂一摇，感觉场面大，很大气。

　　Q：您有压力吗？大吗？

　　A：我的压力主要集中在节目终审的时候，大概是春晚开始前的一个月。做好把关，等到除夕夜时，反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心里有数了。

　　大管家

　　Q：央视对春晚节目的审查始于何时？

　　A：这个我不太清楚，应该是一直就有，至少是85年以后就有。

　　Q：审查是随时随地吗？是怎样的流程？

　　A：对，基本上是随时随地。导演组一般提前半年就开始组织节目，首先是分导演向总导演汇报确定哪个节目要上哪个不上，上的要怎么改。总导演通过后，在春晚开始前的一个月内，会把认为可以的节目集中起来先请分管文艺的副台长看，他通过了，再由其他有关台领导审看。

　　早期的审查通常不确定具体时间。每年春晚开始前的一个月，我经常都被叫去看节目，语言类节目审核次数会比较多，歌舞类节目一般安排得比较靠后。

　　Q：总导演对一个节目有多大的权力决定它的去留？会在终审时与台领导意见相左吗？

　　A：总导演对节目有初步的决定权，但要通过台领导的审核才能最后确定。有时候，台领导觉得这个节目要修改会提出来，不会说完全不行；但要是几个台领导都觉得不好，那就是真的有问题，撤掉就撤掉了，很少争执。

　　Q：您任台长期间，您有想要迫切去掉的节目吗？

　　A：有，每年春晚大概都有个组歌，就是一人唱一句的形式。我很想打掉这个节目，因为一人唱一句，观众其实感受不到这首歌真正的动听，可能都未必会注意谁唱了。但是拿不掉，因为有人积极推荐，需要安排。

　　Q：您曾经力保过什么节目吗？

　　A：有一首歌是1998年春晚上的《相约九八》，演员是那英和王菲，这首歌曲和舞台效果在审查时都比较好，大家都觉得不错就定了。但是，快到春晚的时候，那英有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说歌曲被拿下了。我很吃惊，第二天去问是怎么回事，说是拿下来了，原因可能是王菲在97年时曾带了一首歌来春晚，但有些词被要求改，王菲的经纪人没有同意。没有上。所以，今年就不让上了。我没同意，觉得这个节目很好，应该上，播出后《相约九八》的确传唱度很广。

　　Q：作为把关人，您会对导演提哪些具体要求？

　　A：我一般很少干预他们的工作。但是从98年开始，我对总导演说，做春晚宣传时，不要总强调这届春晚怎么好，因为调子定得越高，失落感就越大。每年春晚，演员、编剧、导演能够出新的地方不多，所以一届春晚有一两个好的小品或相声，有一首歌能够传唱，就算成功了。

　　Q：这几年来，春晚广告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从高额的广告费到去年的零广告，您是怎么看的？

　　A：对春晚广告，其实早有议论。大概很早之前，春晚就有广告。我在时，春晚的广告只在最开始和结束时有，同时也不通过招标。因为办春晚，资金不是问题，应该把除夕夜还给老百姓。但是，央视开支很大，春晚完全没有广告，也不正常，这应该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

　　Q：给春晚演员演出费是您提出来的，沿用至今，这是为什么？

　　A：这也是一种把关，把的是版权关。我在任时要求春晚和每个演员签约、给演出费用。制片人和导演组觉得好笑，说春晚谁都想上给钱做什么。我说，给多给少双方可以商量，你们来定，但一定要给，不给钱，就可能有版权官司。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给钱、不签合同，央视对春晚就没有版权。重播都会有争议。

　　Q：离开央视14年，您还会关注春晚吗？

　　A：会，虽然现在不是台长，管不了那么多人，但我是中国的老百姓，除夕夜还会看春晚，是不带压力地看。别人评价好与不好时，我会说每个导演的性格都不同，特色也不一样，但每个人都不容易，做春晚导演压力太大，但只有做过的人才知道众口难调，人人都满意很难。中国周刊记者 彭波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