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春晚导演黄一鹤：胡耀邦学唱我的中国心
黄一鹤。摄影 商华鸽
马季和赵炎是相声老搭档。1984年春晚，马季说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 黄一鹤就让“没事儿干”的赵炎坐在观众席当了春晚第一位“领掌员”。 图 黄一鹤提供
［内容简要］：黄一鹤执导春晚时，名头就是“导演”，现在都叫“总导演”。可没一个总导演能攒下那个导演的口碑。只有一个黄一鹤，这跟他军人出身有关，也跟那个时代有关。
在成为中国首届春晚导演之前，黄一鹤自言：“之前，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经历。”
1949年，15岁的黄一鹤参军，在解放军某文工团从事文艺工作。一年后，他就跟着部队去了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来，军一级文工团解散，黄一鹤转业到中央电视台，成为一名电视编导。
执导1983年首届春晚，则让黄一鹤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首届春晚大获成功后，他又陆续执导了四届春晚，被誉为“春晚开山鼻祖”。
为了春晚，他溜去中英街买磁带，与领导拍过桌子，异想天开地想邀请国家领导人来参加春晚，甚至摔过当时广电部部长秘书的电话，一度面临被开除的境地。
黄一鹤感谢战争年代里“刀与火”的磨炼：“不是口号，而是动真格的，一种理想主义在里面。”
做到了“为人民服务”
2009年，《北京青年报》进行了一个调查：建国60周年百姓最喜爱春晚投票。投票结果是1983年首届春晚。
起初，黄一鹤感到吃惊和疑惑，后来他这么理解：“中国的艺术工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毛泽东讲的‘为谁服务’。我们的艺术是不是和百姓坐在一起，听百姓说话。83年春晚做到了‘为人民服务’。”
1983年春晚，黄一鹤推出了四条举措：实况直播、设主持人、设热线电话、请国家领导人出席。按照当时的条件，这四条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于当时的社会氛围，黄一鹤有着自己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一张口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路线，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很多时候假话连篇，最关键的是老百姓没有任何表达自己权利的可能性与途径。”
“老百姓一直受着压抑，”黄一鹤希望打破存在于电视工作中的弊病，“在我们传统观念里，我是教育者，你是被教育者，我们是在上面的，百姓是在下面的，他们的心里话说不出来，憋在心里难受。”
“就是觉得百姓要说话。”黄一鹤将此视为83年春晚的“根本性的变化”。
为此，黄一鹤破天荒地为春晚设置了观众点播环节。一个观众点播的例子后来被无数次提起：点播李谷一《乡恋》的纸条装了满满五盘，现场督军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才下定决心拍板，观众愿望才得以满足。
“这捅破了一层窗户纸，”黄一鹤说，观众点播捅破了存在于百姓与电视台、百姓与领导之间的隔阂，“百姓主观上也许并没有自觉意识，自己受到了多大的恩宠，可客观上是这么回事儿。”
30年后，黄一鹤更愿意跳开节目本身来审视春晚里的“成名作”：“1983年，李谷一的《乡恋》，实际上是人们寻求自由的愿望得以展现，可以展示个人感情了，是一种人性化的表现；1984年，港台演职人员的出现，则是人们觉得我们国家应该把窗户打开，透一下气，跟外面联系一下，我们不是孤立在世界上。”
“你满足了百姓的心愿，你不需要说什么，百姓就会认可你。”黄一鹤说。
1983年春晚结束后，众多观众的来信让央视不得不为黄一鹤和他的春晚剧组专门开了一个传达室。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听了好久没有听到的《乡恋》，你们真是“人民的好电视台”。看到这个，黄一鹤的眼泪立马下来了。“当时赞美的语言很多，可前面加一个‘人民的’就是最高赞美，比如毛主席是人民的好领袖，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
1984年春晚结束当夜，中央电视台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电话来自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秘书表示：胡耀邦总书记听了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非常喜欢，想要学唱，想要一盘录像带。中央电视台连夜把录像带送了过去。后来，黄一鹤听老领导说，胡耀邦总书记连夜带着全家把《我的中国心》学会了。
“政审”张明敏
1983年的五一刚过，黄一鹤就开始建组研究1984年春晚怎么办了。当时，邓丽君的歌开始流传，年轻人热衷穿瘦腿的裤子，可街道大妈拿着剪刀上来就给剪开。突然刮来的保守之风，这让一心想要超越1983年春晚的黄一鹤压力特别大：“83年的茶座形式，用到极致了，形式上的突破不可能了，只能是内容上的突破，可类似《乡恋》那样的歌不能唱了。”
一天，苦闷的黄一鹤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一个豆腐块似的消息，说是1984年年底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要到北京来，和邓小平谈《中英联合声明》，其中一条与香港回归有关。
“香港回归，游子回归，把真正的香港人、台湾人，请到春晚舞台，祖国大陆是母亲，港台演员是孩子，漂泊在外的游子，投入母亲怀抱，于情于理，多好啊！”黄一鹤说自己当时真的是“眼前一亮”，为这个念头兴奋不已。
黄一鹤立即向时任台长王枫和副台长洪民生汇报，台领导听了很高兴，可是涉及到港台演员，他们也无权决定，便让黄一鹤回去写一份申请报告。
黄一鹤带着团队连夜写申请报告。在报告开头，他们抄了《毛主席语录》的部分内容。“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右之分，但大部分人都是好的，所以，把港台演员请过来也是人之常情。”
台长王枫答应把申请报告向上级呈递，强调说没有把握获得批准。他问了黄一鹤一个问题：你们说要请港台演员，具体请谁呢？
黄一鹤一时语塞。王枫说，你们先带个剧组，往广东去，去找人。
众所周知，黄一鹤在深圳的中巴车上听到了后来风靡一时的《我的中国心》，可寻找歌手张明敏以及让他最终登上春晚舞台的过程，可是煞费苦心，甚至差点断送了黄一鹤的职业生涯。
黄一鹤拿着中巴司机写给他的纸条，去买《我的中国心》的磁带。纸条上写的是“沙头角，中英街”。
拿着深圳公安部门特批的“前往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黄一鹤来到了宽不足7米的中英街，可边防武警还是不让他到对面去。趁着武警不注意，黄一鹤溜了过去，用港币买到了《我的中国心》的磁带。
凭借多年的导演经验，黄一鹤自己先对《我的中国心》进行了审查，他觉得无论是歌词内容还是主题，都没有问题。如何找到张明敏的难题，摆在了黄一鹤面前。领导出主意给他，说可以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找人，黄一鹤找到了香港分社文艺处一位林姓工作人员，向其说明意图，对方帮忙联系上了张明敏。张明敏同意到北京参加春晚演出。
相关方面看了黄一鹤递交的报告后表示，看了张明敏的照片，听了《我的中国心》，都没有问题，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你们对张明敏进行政审了吗？黄一鹤不解：他是香港人，我怎么政审他？
实际上，别说政审，黄一鹤对于张明敏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整个大陆对于流行音乐都不熟悉，黄一鹤从声音中判断张明敏应该有40多岁，其实张只有26岁。因为判断失误，黄一鹤后来去机场接张明敏的时候都没有接着。
对方回答，很简单，你只要了解一下，他有没有给国民党军队慰问演出过，如果慰问演出过，那肯定不能来了，邓丽君就演出过，是肯定不能来的。
黄一鹤的心悬了起来。他打电话给新华社香港分社，让其帮忙对张明敏进行政审。政审结果是：张是一个业余歌手，是香港九龙做电子表的一个工人，没有参加过相关慰问演出的活动。得知政审结果后，相关方面放了心：“张明敏，可以来。”
把艺术看得比生命还重
尽管黄一鹤为1984年春晚定下的原则是“不喊一句政治口号，只讲鱼水之情，两岸一家亲”，可直到元旦，张明敏等港台演员上春晚的最终报告还是没有批下来。为了庆祝新年，整个剧组一起吃饭，黄一鹤也没有心思去，一个人呆在房间。
在黄一鹤看来，如果以张明敏为代表的港台演员不能上，那1984年春晚的整个主题就没有了，其他精心准备的《难忘今宵》、《回娘家》、《吃面条》就白搭了。
“魂没了，还有什么用？”黄一鹤说。
正当黄一鹤为此苦恼时，房间里的电话响了。黄一鹤拿起电话，不承想对方直呼其名，我是吴部长(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秘书，部长的意思是港台演员不能用，晚会需要调整，如果能调整，你就马上修改，如果不能修改，那就把黄一鹤撤了。
听了这番话，黄一鹤感觉复杂：“部长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晚会实况直播，如果任何一个港台演员在台上说出‘中共’二字，那就是塌天之祸，哪怕是部长也得一撸到底。”
可他在电话里直接告诉部长秘书：“请转告部长，我的意见是什么也来不及改，如果要撤我，我立即收拾铺盖离开剧组。”说完，没等对方开口，他就摔了电话。
黄一鹤毫不讳言自己摔电话后也感到后怕。“每个人都为前途活着，我一个志愿军战士，到中央台，别人都很羡慕，为了这个事儿，就相当于被扫地出门了。”
老朋友杨勇赶来安慰黄一鹤，两人聊了一宿。杨勇说，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做的哪一条和党的路线相悖了？
可直到腊月二十七，黄一鹤的报告还是没有批下来。台里领导也沉不住气了，问黄一鹤，上面不批怎么办？黄一鹤说，我天天给张明敏他们做工作，我们大陆和你们香港不一样，你说错了，或许我就被发配到边疆去了。张明敏则一再表态，我唱歌的，说不了几句话，肯定不出事。
腊月二十七当天，黄一鹤和台领导准备做最后一次争取。副台长洪民生从上午8点开始给广播电视部副部长打电话，一直打到11点半。最后一次电话，谈的时间比较长，黄一鹤看到洪民生的眉头舒展开了。
洪民生是南方人，挂了电话，他一高兴乡音就出来了，冲着黄一鹤喊“王一鄂，可以播了！”黄一鹤说自己高兴得“眼前都黑了”。
整整三十年后，79岁的黄一鹤如此解释自己摔部长秘书电话的原因：“我也不是伟大，也有个人利益的纠结，我这个人把艺术视为生命，把艺术看得比生命还重。把晚会搞砸了，全国观众都骂我，那我搞得什么劲儿？”
“当然不提倡摔电话。”黄一鹤笑了。
“民主风气”
黄一鹤回忆说，头两年的春晚，节目几乎没有经过审查，“基本上整体看一遍就完了。”
1983年的春晚上，主持人刘晓庆在现场表达了对父母的思念之情。黄一鹤说，这并不在春晚的台本里面，但刘晓庆事先有这个申请，导演组批准了，至于说什么全由刘晓庆一人掌握。
早期春晚的节目，除了涉及港澳台演员的，审查力度都很小，导演有很大的权力。1987年春晚导演邓在军回忆说，那时候春晚节目基本上由导演定，她定了的节目很少被毙，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反复修改。
黄一鹤将此归结为春晚的影响力尚小：“春晚还没有成型，没有人会想到有那么大的震撼力，当它成为一个主力部队，影响共和国的声誉形象了，那就要管了。”
黄一鹤拿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烟》举例说，“像《宇宙牌香烟》，现在拿出来说，恐怕也有很多和国情不符的地方。而我们那个时候就可以，口径不一样。”
1990年春晚是黄一鹤执导的最后一届春晚。彩排时，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来审查节目，正好台湾演员凌峰刚表演完。凌峰摘了帽子，露出光头，打趣说，我长得不英俊，大陆同胞之所以喜欢我，是因为我这张脸很中国，写着五千年的沧桑。
这番话把李瑞环和在场领导逗得开怀大笑。可凌峰接下来的几句话，却让包括黄一鹤在内的大多数人感到紧张。凌峰笑着向坐在前排的李瑞环说：瑞环兄，你别笑，你也比我漂亮不到哪去。
众人一时怔住了。凌峰接着说，他(李瑞环)真的不好看，可他是个非常有水平的领导人，他的平民化令我欣赏。
李瑞环笑了，一旁的黄一鹤也笑了，在场的人都笑了。当年，凌峰以一首《小丑》登上春晚舞台，被大陆亿万观众记住。
“凌峰说了也就说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黄一鹤感慨说，“那带着一种民主风气。”
退休后
退休后，黄一鹤并没有闲下来。迄今为止，黄一鹤独立执导和参与策划地方台春晚近千台。
2010年，黄一鹤应邀出任黑龙江卫视春晚总导演。首届春晚导演的身份让黄一鹤大受地方台欢迎，黄一鹤回忆说，大约从1985年左右，他就应邀去地方台执导春晚。
像执导央视春晚一样，对于晚会主题的确立，黄一鹤依然十分重视。他看到了一个交通部统计的数据，说是当年中国有接近10亿人奔波在路上，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就是要回家。
这触动了黄一鹤：“如果你不赞美中国老百姓以家为核心的亲情的感悟，老是空话连篇，说一些不着调的，他会不想听。”
最终，黄一鹤将黑龙江2010年春晚的主题定为“回家过年”。也许是巧合，来年央视春晚的主题则定为了“回家过大年”，只有一字之差。
冯巩、姜昆、黄宏、郭冬临等春晚明星大腕参加了黑龙江春晚的录制。当时正是央视春晚审查最忙碌时，可竟然接近80%的一线语言类节目演员一起来到黑龙江，背后正是黄一鹤的影响力。
2011年，黄一鹤又受邀执导了宁夏春晚《我的家在宁夏》。在这台晚会上，黄一鹤将“亲切”放在首位，他去除了念电报的环节，而是让主持人念观众现场发来的短信。
在他看来，现在所有的春晚导演都在力争创新，春晚也实现了很多突破。“技术上是求新的，舞台上可以飞来飞去，可这只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似乎没有。你搞得越复杂，越富丽堂皇，百姓看了可能越不舒服，觉得你这样花钱，毫无意义。他们很多委屈，很多酸甜苦辣，不能只说甜的，苦的辣的都得说，要给人以对未来的希望。”
对于春晚导演所受约束越来越多的看法，黄一鹤不完全认同。“一方面是约束多了，另外一方面是敢于主张正义的人也少了。像当年，你开除我，我也这么干，现在没有敢这么干的人了。”
说完，黄一鹤又补充了一句，“现在可能有顾虑，动也动不了。”
走上邪路的领掌员
春晚第一个领掌员出现在1984年，是著名相声演员赵炎。
赵炎是马季的搭档，可当年春晚，马季说的是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晚会开始前，赵炎找到黄一鹤说，黄导，现在马季老师一个人说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我除了相声小段《春联》，没别的事儿啊，我干嘛啊？黄一鹤心想，是啊，不能让他单着啊，就说，你帮我办一件事，你给我当拉拉队队长吧，带领大家热烈鼓掌。因此，赵炎成为了春晚上第一个“领掌员”。
那一年的春晚，有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著名小品《吃面条》，也有马季的《宇宙牌香烟》，还有姜昆和李文华的相声《夸家乡》，现场观众笑声不断。
当时，赵炎新买了一块表，防水、防震、防磁，三防的手表，是一个稀罕玩意儿。黄一鹤和赵炎在一块的时候，黄一鹤问，几点了。赵炎抬手一看，竟然发现表不走了。原来是赵炎带着大家鼓掌鼓得实在厉害，把表震坏了。黄一鹤当即承诺，晚会结束我一定赔给你。后来，黄一鹤一忙就给忘了。2011年，央视拍摄关于“春晚三十年”的纪录片，听说了这个故事，觉得很有价值，就把黄一鹤和赵炎请来，并替黄一鹤赔了赵炎一块表。
虽然在他任上诞生了“领掌员”，但黄一鹤并不看好现在的领掌员，“(领掌员)后来走到邪路上去了，成了起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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