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永权

　　在人们从道义上对ＦＳＡ摄影队的成绩给予赞誉的同时，批评与质疑的声浪也席卷而来。批评与质疑者没有直接否认纪实摄影的民主风格，及其作为社会批评利器的功能，他们的意见大都集中在纪实的操作上，主要包括拍摄之前与之后对影像的选择。

　　图像是否该被选择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ＲＩＣＥ大学的两位著名人类学家、人类学后现代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乔治·Ｅ·马尔库斯（Ｇｅｏｒｇｅ　Ｅ．Ｍａｒｃｕｓ）和米开尔·Ｍ·费彻尔（Ｍｉｃｈａｌ　Ｍ．　Ｆｉｓｃｈｅｒ）的观点很具代表性：

　　“重新分析图像是如何被选择的、图片中的人们如何摆姿势、图片的解说词如何被写出以及影像如何被显像，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摄影家用微妙或者不那么微妙的方式对现实加以操作，以控制观众的印象。”

　　一些传统的纪实实践者与鼓吹者标榜客观、公正、实事实报，不故意左右、操纵社会舆论与公众观念，是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既是纪实摄影的观念限度，也是技术限度。而具有“后现代”思想的新锐，则对上述观念进行了无情的解构。对ＦＳＡ摄影队工作的评价正是在上述双重观念的夹击之下产生的，持有上述两种观念的人都可以从ＦＳＡ摄影队的作为中找到谈资。ＦＳＡ摄影队的工作在组织、观念上经过了精心的策划，摄影师也大多带着“记录大萧条时期的苦难”的任务去拍照。从传播效果的角度看，这些照片极其明确地左右了舆论与政策制定者的视线。

　　纪实，镜子般地反映现实？

　　1977年，苏珊·桑塔在论文《柏拉图的洞穴》中，从摄影师会被“趣味及道德感的无言规范所驱使”出发，对ＦＳＡ摄影队的作品是否“镜子般地反映了现实”隐晦地表达了看法：

　　“农业安全局的那些极具天赋的成员常常为佃农拍摄成打的正面照，直到照片上的形象是那么回事才心满意足——被拍摄者脸上的表情确切地烘托了他们关于贫困、尊严、剥削以及几何学的见解。在决定照片给人什么印象的过程中，在取舍哪一种曝光程序的过程中，摄影家们往往会加入自己的标准。”

　　如果以图片的形式记录的那一时刻不再具有什么普遍性的“价值”与“意义”——那只是时间流动过程中的碎片，那么，ＦＳＡ摄影队集体创造的民主模式——纪实作为一种民主表达的策略、一种呼唤社会正义的策略——可能都会受到消解与质问。

　　这样，纪实岂不成了一种有意为之的偏见，矫枉过正的行为迷失？它也可能成为一种心智的阴谋与游戏，甚至是行为上的欺骗。虽然，在今天，在当下的汉语语境中，对纪实提出质疑显然还不是时候，因为，以“纪实”的方式去拍照片，以“纪实”的名义传播关怀、关注、人道、人文，为匡正社会不公辛苦收集“有效的”证据，这一切都还刚刚开始。纪实摄影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影响社会公众的力量，它成为民主模式、民主策略的话语环境从来没有真正形成过。

　　不说了。倘若斯特莱克在世，谁要是跟他提起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纪实摄影，恐怕他也会骂出一句：“他妈的，人心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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