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周刊》

　　过去10年里，美国各地的许多公司都在肆无忌惮地仿效万豪国际集团减少纳税的战略，许多公司都获得了公司财务的真谛：利润不断增加，纳税负担大大减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们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从进行有减税优惠的投资，到把利润转移到海外低税率的地方，在百慕大或其他逃税乐园重新注册等等。

　　万豪国际集团在世界各地许多令人向往的城市和度假圣地拥有数千家酒店，当你走进其中的任何一家时，你猜你会得知什么？从费城到巴黎，豪华的地毯和闪耀的吊灯并没多大区别，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家国际集团竟然投入巨资购置洗煤机。

　　对一个出色的酒店经营者来说，洗煤机听起来不会增加效益。但这种投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营利手段，而且对美国公司的税务管理来说已经变得日趋重要——税务管理是老式避税的委婉说法。2002年，万豪国际集团利用税法中鼓励从非常规来源生产燃料的减税规定，通过投资购置洗煤机获得7400万美元的净税减免，今年还有望获得同样数额的减税，两年的减税额加在一起是它对最初6000万美元投资的两倍。从而使万豪国际集团的实际税率从2001年的36．1％下降到6．8％。这种减税大约占该公司2002年2．77亿美元利润的1／4以上。

　　税法复杂　有机可乘

　　万豪国际集团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非法之处。美国对公司征收的联邦所得税税率为35％，但没有几家公司按这个税率纳税。过去10年里，美国各地的许多公司都在肆无忌惮地仿效万豪国际集团减少纳税的战略，许多公司都获得了公司财务的真谛：利润不断增加，纳税负担大大减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们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从进行有减税优惠的投资，到把利润转移到海外低税率的地方，在百慕大或其他逃税乐园重新注册等等。

　　由于国会每年都对税法进行反复修订以及一大批人坚持不懈的游说，税法变得越发复杂，这给公司逃税造成了可乘之机。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寻求减税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首先，一批新的专业人员（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加入了提供税务管理服务的律师和会计师行列。

　　由于经济扩张已达顶点，需要保护的利润数额大大增加，每个季度需要满足的期望值也随之增大。避税已经成为一项竞技运动，蓝筹股公司甚至以其竞争对手的实际税率来确定自己的税率基准。哈佛大学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1998年，美国有将近3000亿美元收入没有纳税。

　　虽然最近的公司丑闻暴露了公司管理不力、经理人员薪金过高和账目弄虚作假等问题，但是公司避税仍继续存在。美国财政部2003年2月27日公布的新规定旨在限制那些与日俱增的非法逃税手段，即跨越合法界限，从尽量减少纳税发展到逃税的交易。即使在迟迟不采取行动讨论税务改革的国会，人们也希望在去年晚春时节通过大幅度减税法来解决一些最严重的逃税问题。一些国会议员还呼吁证券交易委员会禁止会计公司向审计客户提供税务咨询。

　　过去40年里，由于公司玩弄这样的手法，加上国会长期以来一直倾向把更多的税务负担转移到个人身上，从而使公司的纳税大大减少。

　　那么这种情况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呢？很难责怪想方设法以合法手段减少纳税的公司。但是税务制度已经失控。公司雇用了许多税务律师、战略家和游说分子，为其进行掩护性投资，其目的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减少公司的纳税。这样做不仅导致整个经济效率的低下和浪费，而且当税率的高低取决于公司能否维持一个精明的税务部门时，还会造成不平等。

　　这些不平等在考虑到游说的因素时就变得更加明显。大公司有钱雇用实力强大的游说分子争取减税，结果使税务制度变得更加复杂，出现更多的漏洞和例外。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微软公司要求它的出口获得类似于其他知识产权公司享受的减税待遇，这些知识产权公司包括电影制片公司和唱片公司。1995年，微软公司的要求被国内税务署拒绝后，它的游说分子便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国会审议。结果，国会通过了86个字的规定，并把它塞进1997年的预算调节法案之中，从此减税待遇扩大到了软件公司。

　　公司逃税

　　百姓纳税比例大大增加

　　由于公司采取的逃税手法，美国百姓的纳税比例在联邦税收中大大增加。现在，公司税额所占比例约为13．7％，个人税额比例则高达86．3％。

　　众多公司配备了以前曾在政府税务部门工作过的税务专家。通用电气、福特和美林公司都雇用了原先在财政部和国内税务署工作过的一流税务专家。这些专家奉行什么战略呢？利用海外低税率，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减少纳税开支最常见的办法之一。最极端而且最受攻击的途径是在一个逃税天堂注册成立公司。虽然这种做法在1997年泰科国际公司转移到百慕大时使它的股东支付了10亿美元的资本收益税，但到2001年，该公司1年就节省了6亿美元。库珀工业公司、英格索兰公司和其他十几家公司过去5年里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尽管美国联邦政府反对这种做法，但国会却尚未立法限制。

　　据税务经济学家马丁·沙利文最近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称，美国跨国公司的境外税率大幅度下降，从1983年的49．6％下降到1999年的22．2％。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半来自政府的税率降低，另一半则是把收入从高税率国家转移到低税率国家的结果。沙利文说：“这是公司离开本国的一个较为狡诈的方面。它们不仅把总部转移到海外，而且还转移了资产。”

　　利用税务制度从中牟利的一个简单办法是在公司内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交易。在美国税务法院审理的一起尚未判决的案件中，国内税务署指控旅馆经营商凯悦国际酒店集团为其美国母公司提供的品牌和其他服务支付的报酬过少。国内税务署声称，从1976年到1988年，该集团旗下的各种公司通过虚报低价少报收入1亿美元。在1999年10月对这一案件某些方面的裁决中，美国税务法院法官乔尔·格伯裁定，凯悦集团为其旗下每一家带有凯悦品牌的酒店支付1万美元的费用过低。由于整个案件仍在审理之中，凯悦国际酒店集团拒绝对此。

　　使国内税务署恼怒的还有另一种普遍的逃税办法：公司持有的人寿保险单。包括沃尔玛百货、宝洁和温迪克西百货在内的公司曾扣除为公司获得免税收入的员工人寿保险单，对利息进行公司税额扣除。国内税务署说，这样的安排不是为了达到合法的商业目的，因此不准进行这样的税额扣除。这种避税的好处显而易见，纳税少、利润增加和股价上升。

　　20世纪90年代末，公司疯狂地发放期权。期权不仅为经理们降低税率带来普遍刺激，而且还能为他们提供这样做的手段。当股票期权行使时，员工缴纳收益所得税。然而，公司不把任何开支入账，而是获得相当于行使价格与股票市场价格之间差额的税额扣除。

　　虽然一些公司在变本加厉地逃税，但是管理部门几乎无动于衷。纽约地区检察官罗伯特·摩根索正在对前泰科公司首席执行官丹尼斯·科兹洛斯基提起公诉。他认为，管理部门不追查那些采取最极端逃税手段的公司是错误的。他说，被动势必造成有增无减地仿效逃税趋势。摩根索说：“我的邻居没有纳税，我为什么要纳税呢？”

　　国内税务署有充分的辩护理由。最近几年，它的预算被削减，由于逃税手段极其复杂，涉及多层交易和数十份纳税申报表，其工作量因此而大增。即使在不削减预算的情况下，日益复杂的税法也使执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从而使绕开纳税规定的手法不断增加。

　　毫无疑问，设有强大税务部门的公司常常以立法者意想不到的方式利用税法避税，避税数额常常超出了任何人的想像。避税手法在极端情况下扭曲了税务制度，浪费了投资资源，除了操纵财务，达不到任何目的。现在必须有一种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类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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